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效应分析

<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分析了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现状,并对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后所产生的贸易效应进行了探讨.     

中国-东盟国家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动因分析

随着中国与东盟各国贸易的发展,双方产业间互补优势的产品所占双方贸易额的比重不断下降,双方产业内贸易的比重不断上升,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逐步从产业间贸易走向产业内贸易。中国-东盟国家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动因:外国直接投资是中国-东盟产业内贸易的推动因素;制造业的规模经济是中国-东盟产业内贸易发展的产业基础;各国人均GDP的持续提高及消费结构的逐步优化是中国-东盟产业内贸易发展的拉动因素;地缘优势是中国-东盟产业内贸易发展的促进因素。     

“欧盟对外援助”的国际政治学研究综述

本文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研究"为线索,重点对欧盟对外援助研究作横向归纳和评析,同时,就对外援助研究领域内的著名学者斯多克不同时期的研究成果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纵向评析。本文用三种研究取向、两种研究层次、三种研究路径以及援助领域研究的进展来框定目前国际政治学对于发展援助理论的研究现状。     

中国开展对外援助若干基本问题研究

中国提供对外援助已有六十多年历史,对外援助总额巨大、援助方式多样、援助对象广泛。在实施对外援助过程中,中国一直注重于人道主义和外交方面的考虑。应当适当调整援助政策,将对外援助与经济合作相结合,实现互利共赢。由于国际经济地位的转变使得其他国家对于中国的对外援助存在过高期待,求中国承担更多的援助义务。但从性质上而言,中国的对外援助是一种基于自愿、立足于平等的发展中国家闻的舍作型援助,援助并非中国的国际义务,提供对外援助以不妨碍中国自身发展为前提。实施对外援助不仅有利于促进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良好关系和经济合作,也有利于彰显大国地位、加强国际经济话语权,同时是实现共同发展的需。     

中国对非洲援助的政策转向与效应评价

通过对国际发展援助和中国对非援助的政策沿革进行梳理,可见中国对非援助的政策发展脉络和国际发展援助的历史沿革紧密相连,中国也逐步形成了不同于西方发展干预为特点的支持性援助体系,为有效援助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路径。文章采用2015年皮尤研究中心全球态度项目数据和2016年非洲晴雨表对于中国对非洲影响力的调查数据,分析了非洲公众对于中国援助的效果评价。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在对非援助中不应盲目扩大援助规模,应该考虑优化援助的效果,特别是将援助用于与非洲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用最少的开支取得更大的成效,从而真正推动受援方民生改善,提高非洲的自主发展能力。      

援助外交体制研究及中国援助外交体制未来改革的可能选择

本文通过对世界主要大国和国际组织(G20国家)的援助外交体制进行比较研究,概括归纳出独立机构负责型援助体制、多部门协调型援助体制、非政府化援助体制三种不同类型的援助体制,分析这三种援助体制的特点,着重关注不同类型援助体制与各国不同战略目标设定的切合和匹配。之后,针对中国对外援助活动规模的不断扩大与既有援助外交体制的改革压力,讨论未来中国援助外交体制改革面对的三个可能选择。     

国际发展援助对受援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以巴布亚新几内亚为例

在梳理国际发展援助与受援国进出口贸易相互影响的理论机制的基础上,以受援国巴布亚新几内亚为研究对象,利用其1996—2016年接受援助的相关数据,构建贸易引力模型,研究国际发展援助对巴布亚新几内亚贸易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国际发展援助对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进出口贸易皆能产生显著影响,但对援助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大于其对受援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可见,国际发展援助给援助国带来的收益更大。同时,实证结果发现,用于反映运输成本的指标"两国间的距离"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进出口贸易会产生较大的阻碍作用,因此中国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南太平洋岛国的援助应侧重于改善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以减少两国间的运输成本。     

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对外援助研究

伴随着中国对外援助金额和影响的扩大,西方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对外援助这一议题,并在过去不到十年的时间内有了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文章试图对迄今为止国外学者和发展研究机构的中国对外援助研究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和回顾,分析其视角和关注要点,以为国内学者未来的研究提供借鉴.整体而言,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对中国对外援助概况的客观介绍,对中国对外援助方式和影响的评价,以及探讨中国在国际援助体系中的作用及与传统援助国的关系和未来.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实证研究

利用1982-2007年的数据,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是互补的,即对外直接投资为出口创造型和进口创造型,故要采取各种切实的政策措施来鼓励对外直接投资,但也不能过分夸大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在积极"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和利用国外资源的同时,要统筹考虑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结构、区位及相应的政策。     

中国-东盟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建设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文化贸易也已成为国际贸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外文化贸易基地是我国进行和扩大文化贸易的一种新模式。自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以来,中国-东盟贸易增长迅速,但中国-东盟对外文化贸易在总额中仍显得微不足道,因此,要采取以下措施加强中国-东盟对外文化贸易基地的建设：学习现有经验,提升建设水平;做好建设规划,明确功能定位;加大财政投入,落实政策措施;把中国一东盟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建设成具有国际视野。兼具文化、产业、贸易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培养基地。     

云南与东盟国家间贸易效应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贸易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对于影响云南与东盟贸易的因素,我们运用贸易引力模型进行分析,试图从中找出解决问题的对策与建议,为促进云南的经贸发展提供参考.     

论中国吸纳外援、对外援助的外交关系--以邓小平的援助理念及其援助实效为视角

关于吸纳外援、对外援助这个主题,大多是从国际形势的特征和发展趋势及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进行考察的,而本文试图从邓小平对外援助的外交理念及其获得的实效这个角度进行考察和阐明,以突破原有思维视角.在此,主要阐述了邓小平关于国际援助外交思想中的积极主动的思想理念、他的现实的国家利益视角及其外交思想中的道义色彩.同时,本文用大量数据和事实来说明所取得的成效.主要是中国作为受援国在改革开放中所取得的成效.当然,中国作为援助国所倡导的援助原则及实施的力所能及的援助对于修好国际关系、开展多边外交的意义也不可小视.最后,提倡各援助国进行以发展援助为核心的对外援助,并建立相应的互利合作的国际秩序和国际制度以保障其有效实施.     

中国对外援助对外需影响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1985²013年度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变量进行了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后发现,变量均是一阶平稳变量,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运用OLS法对中国对外援助对外需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发现,中国对外援助与外需是正相关关系,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实际汇率、技术创新能力与外需是正相关关系,也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FDI、OFDI、出口退税和GDP对外需是正面影响,且在不同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根据上述结论,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并展望了今后的研究方向。     

中国—东盟自贸区框架下中泰荔枝龙眼贸易效应分析

运用时序趋势和弹性模型对中泰荔枝龙眼零关税贸易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2008-2012年鲜荔枝的贸易创造效应大于贸易转移效应,鲜龙眼、龙眼干肉的贸易转移效应大于贸易创造效应;2012年,鲜龙眼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最大,鲜荔枝和龙眼干肉的贸易创造效应大于贸易转移效应,鲜龙眼和龙眼干肉的贸易转移效应占从其他国进口额的比重大于鲜荔枝。进而提出:提升荔枝龙眼产业的出口竞争力并保持该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需加大财政对特色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调整荔枝龙眼品种结构和熟期结构,制定和实施荔枝龙眼的标准化生产体系,建立和完善荔枝龙眼的政策性保险体系。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效应分析

区域经济一体化效应的静态效应主要表现在贸易创造和转移效应,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是否能使成员国实现多赢、共同享受到资源优化配置所带来的收益,这要取决于产生怎样的贸易效应.成员国国间贸易壁垒的现状和减让进程、贸易关系的特征、生产成本和贸易结构与第三方市场差异都是影响贸易效应发挥的主要因素,各个要素对贸易效应将产生不同影响.虽然贸易的波动会带来成员国利益的增加或损失,但整体来看,贸易创造居于主导.     

基于贸易引力模型的中国FDI的贸易效应研究

本文首先运用1999-2008年的中国外资和外贸总额数据,简要说明我国外资、外贸的现状;接着,运用贸易引力模型,进一步确定外商直接投资(FDI)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最后,对我国外贸政策的制定提出若干意见.     

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成本测度研究

利用Novy模型对中国与东盟国家2005—2018年的贸易成本进行测度的结果表明: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整体贸易成本较低且呈现出下降趋势,贸易成本的绝对值偏低.测度结果显示,中国与柬埔寨、文莱和老挝三个国家的双边贸易成本较高,与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双边贸易成本相对较低.     

官方发展援助对东盟国家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与传导机制——对基础设施渠道的评估

近年来,官方发展援助与外商直接投资成为东盟地区外资流入的主要类型。在东盟样本国中,官方发展援助显著扩大了受援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互补性生产要素官方发展援助与外商直接投资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物质资本官方发展援助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并且在收入水平更高的受援国中,物质资本官方发展援助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了显著的挤出效应。电力、通信以及网络基础设施是官方发展援助作用于外商直接投资传导机制中的重要渠道。因此,东盟国家的主要援助方应加强援助合作,努力扩大投入东盟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规模,同时充分发挥基础设施的渠道作用,帮助东盟国家改善投资环境,进而提升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