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的构建与创新

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充分调动生态环境治理利益相关者的治理热情,协调多方要素,才能形成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合力,实现“政府主导—利益相关者的治理”模式的稳健运行。实现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必须在各治理主体之间的政治博弈中寻求动态平衡,完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公众参与机制,使公众在参与中升华生态文明情感,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构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反馈机制,有效推进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与公众生态意识提升两者之间的优化与平衡。建立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监督机制,通过政府监督、企业监督和公众监督,以有效保证环境决策的有效贯彻实施。优化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传播机制,有效运用现代化传播话语体系,实现生态文明传播者与公众之间信息的互动共享,提升生态文明传播的实效性。健全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法律保障机制,构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法治保障“制度链”,为促进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司法”之路。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公众知情权制度的完善路径

近年来,生态破坏、环境污染问题频发,生态文明建设日益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公众对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知情不但是公众有序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提条件,还有利于预防不利于生态环境行为的发生并及时处理生态环境问题,更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顺利快速实现。但是我国知情权制度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在知情权制度主体、客体、权利保障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足。因此,有必要扩大生态文明建设公众知情权的权利主体范围、严格限制不予公开的信息范围、完善知情权司法救济,为生态文明建设公众知情权的实现提供法律保障。     

我国PX项目建设困境成因及法律对策分析

由于主体间信息不对称、制度实施不力、经济增长模式弊端、产品本身具有的潜在环境风险等原因,近些年中国PX项目建设领域频繁引发群体性事件,其项目发展陷入困境,且其产能状况已远不能满足中国现实需要。考虑到法律在调整PX项目建设领域各主体之间行为关系的基础性,为实现中国PX项目建设领域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目标,可依据现有法律规范进一步强化公众参与制度建设及深化普及生态文明理念,进而解除我国PX项目建设困境之实践及主观障碍。     

论我国流域生态补偿中的公众参与机制

流域生态补偿中存在广泛的利益冲突,建立流域生态补偿利益平衡机制具有迫切的现实性,公众参与在流域生态补偿利益平衡机制中具有重要作用。我国流域生态补偿公众参与存在严重的法律障碍。应通过完善环境公众参与制度和建立流域生态补偿公众参与制度实现流域生态补偿公众参与机制的构建。     

乡村振兴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法律协同

乡村的生态化是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领域,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之一。尽管乡村振兴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都已构建了初步的顶层设计,但二者之间的关系与协同机制尚未明晰。通过回归政策文本,二者在抽象内涵上为宏观与微观的关系、在实体制度上为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探究其协同机制面临的主体、基础、制度供给方面之困境,必须通过法律机制的构建来突破。应在宏观战略指引下,结合乡村地区的具体现状,通过法律识别协同基础、法律完善协同路径,并通过法律规范确立协同的保障机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创新共赢体系研究

生态文明协同创新包含不同主体、层次、维度,涵盖了多种环节与生产要素,是生态系统联动的过程。目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创新存在实施主体缺位、制度保障体系尚未系统建立、利益结构分割、科技支撑不够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让生态文明成为人们生活质量的增长点,成为展示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保协同推进,需要构建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创新共赢的目标、过程、评价及保障体系,形成生态文明建设的长效机制。     

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制度建设回溯与展望

中国环境法治发展40年,也是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发展和建设的40年。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建设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完善,逐渐形成由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构成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权利体系和公众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规则。总结经验,公众参与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公民环境权利的题中之义,是提升环境决策质量的重要保障,是调动公众环保力量的必然路径。面向未来,广义层面的公众参与应当注重提升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狭义层面的公众参与应当通过完善主体界定、推动信息流动、推进协商参与和加强社会监督等实现进一步完善。     

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制度中若干问题之评析

环境影响评价是预防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重要法律制度,公众参与是国内外环境保护领域的一项基本法律原则,对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有效推行以及公共环境纠纷的防范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现有立法难以有效保障公众对环境影响评价的参与权的实现。因此,需要进一步明确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的范围和类型,扩大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范围,完善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方式,提高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效力。     

从科层管理到共同体治理：长江经济带流域综合管理的模式转换与法制保障

在科层管理体制下,分割的行政区域管辖和部门管理体制容易使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陷入“碎片化”困境,从而偏离流域整体性治理和公共治理要求。为此,需要推动治理模式从科层管理向流域共同体治理转变,使政府、企业、公众等主体基于伙伴信任关系与共同利益形成参与、合作、共同担责的流域社会集合体。从法制层面看,为实现流域共同体治理目标,应在借鉴域外经验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推动《长江法》立法进程,构建权义明确、多元融合的共同体治理主体制度,形成中央引导、流域管理机构协调、地方参与的磋商合作制度,构建完善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制度、流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联合防治制度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为流域共同体治理提供政策法律保障。     

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探源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经历了从政府主导到政府、公众协同治理的转变,反映了科学发展观在全球化背景下解决当代问题的意义。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破坏性的深刻批判,在实践基础上阐述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内核;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为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存在意义的分析,为构建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长效机制提供了方向性指引。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引导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长效机制,彰显了我国社会建设与生态建设的成熟和进步,是解决我国目前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严峻问题的有效措施。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民事公益诉讼衔接规则的检讨与完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作为一种实践理性反馈下的阶段性成果,虽然初步厘清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民事公益诉讼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上的混乱局面,但是由于未能精细化和体系化地作出规范设计,仍然不乏笼统和粗糙之处.通过运用法教义学方法勾勒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民事公益诉讼衔接规则的建构样态及其图景,并以制度系统理论为基础考察在当前规范设计下诉讼制度之间的耦合状况,可以发现同属生态环境损害司法救济制度系统中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民事公益诉讼之间存在不少制度真空与制度冲突.不仅限缩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的制度功能,还影响社会组织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造成不必要的司法资源浪费.为了进一步实现有效衔接,一方面既要填补磋商与民事公益诉讼的衔接规则,嵌入比例原则限制赔偿权利人诉权行使、明确不予司法确认的法律效果;另一方面还要细化不同类型民事公益诉讼的衔接规则,完善检察机关的督促功能与协调功能、建立社会组织与行政机关之间的信息机制和协商机制.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生态价值维度的法治考量

随着土地生态价值的凸显,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过程中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博弈逐渐引起关注.由于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对生态价值观念的忽视、土地规划中生态价值效应的弱化、生态补偿制度在集体建设用地中的缺位、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执法监督的缺失、法律责任体系的滞后等原因,导致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生态价值维度出现失衡,需要在农村土地法律制度贯彻生态价值观念,加强土地规划中的生态效应,构建生态补偿制度,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并从法律责任体系上进行完善,最终实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生态价值的均衡.     

生态环境损害中的私益辨识与责任界分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已成为环境法律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但其具体规则还在不断完善中。基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公益保护目标,理论和制度上已经将生态环境损害界定为公益损害,但事实上生态环境损害可能包括私益损害,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区分,并将私益损害排除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范围之外。在分析生态环境损害与公共利益、私人利益之具体关联的基础上,按照主体特定化、利益特定化的标准辨识私益损害,以合理确定生态环境损害的范围。生态环境损害修复和赔偿责任的具体承担中,须完善责任认定程序,根据私益认定标准区分出私益赔偿责任,并通过责任方式的衔接和配合,明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与环境侵权责任的二元区分结构。     

区域发展权视角下的地方协同立法

地方协同立法是不同区域的立法主体针对共通性或牵连性事项制定共同规则的过程和结果。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法律保障是地方协同立法,一体化发展的目的即是解决区域发展利益不平衡问题。区域发展权从人权的高度关怀区域发展利益不平衡问题,是地方协同立法的权利基础和指导理念。立法是一项利益协调活动,为保障协同立法相关区域主体的发展利益,地方协同立法应确定区域平等、利益均衡和开放参与三项原则。根据上述原则,应构建和完善不同区域、不同部门之间在横纵向、内外部上的沟通协作机制,建立并优化获益主体与受损主体在重要事项和领域上的补偿性利益流动机制,健全社会公众有效影响协同立法的全过程参与机制以及立法主体间的交叉备案审查机制。      

论森林资源生态效益补偿问题

根据可持续经营的理念,森林资源在发挥三大效益的过程中,其价值消耗应该得到补偿,提供生态服务是森林资源的重要功能之一,森林生态价值补偿就是解决森林生态功能再生产的价值补偿问题。补偿主体、补偿对象和补偿标准及资金筹措都是建立森林生态价值补偿制度时应予充分考虑的因素。进一步明晰生态公益林产权是进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前提和基础,促进生态公益林的扩大和恢复是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根本目的,加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监管则是程序层面的保障条件。     

我国水排污权交易市场构建的法律思考

在新时代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水污染的治理要考虑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两者的平衡,而水排污权交易是一种通过经济手段来治理水污染的政策,能够很好地达到两者的协调统一。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对水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探索,近年来更是加快了市场建设的步伐,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我国水排污权制度依然存在着以下问题：未在法律上明确排污权的地位,地方性立法之间缺乏衔接,行政手段过于浓厚,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水排污权交易市场的发展。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水排污权交易市场已非常成熟,为我国的水排污权交易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为了促进我国水排污权市场的建设,应该从三方面来完善水排污权交易法律制度：其一,在法律上明确有关排污权的相关概念和地位;其二,加强流域内跨行政区域立法工作;其三,建立行政执法监督、加强公众参与等相关配套制度。     

生态修复责任的基础研究与实现路径

生态修复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对专业技术要求较高,国家和地方层面都有相关立法规范用于规范和约束生态修复行为,目前已经形成一套相对成熟的立法体系。从法条的梳理可知,法律层面的生态修复责任包含两个方面:即直接的生态修复和间接的生态修复。直接的生态修复,即人为采取各项修复措施,直接对受损的生态系统进行修复;间接的生态修复,即通过各类设施设备的运转以实现对生态环境的功能修复。文章在简要分析生态修复基本内涵及生态修复责任法律表达的基础上,从目标法益、判断标准、责任形式和实际成效等四个方面对比生态修复责任与恢复原状责任的不同之处。而这也是生态修复责任作为新型环境责任形式,其"新"主要体现之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实践中,生态修复责任作为一种新型环境责任形式,尚处于起步阶段,其实现进程中面临着诸多障碍,诸如生态修复责任能否被法律予以明确表达,生态修复责任的实现程序是否有章可循,生态修复责任的实现是否具备充足的保障措施。面对这些实践中存在的障碍和问题,我们应理性、客观地思考问题,从而解决问题。生态修复责任的实现是将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有关生态修复责任的法制度安排通过法实践的方式得以实现,是从应然到实然的一个过程。为实现生态修复责任的最优价值,文章认为可以从明晰生态修复责任的概念与性质,从单行法或者相关法的实施细则中健全生态修复责任法律规范体系,从制度设计和物质方面完善生态修复责任实现的保障措施,从建立第三方参与制度等方面提出生态修复责任的实现路径,以期对生态修复责任制度的良好施行有所裨益。     

我国跨行政区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以淮河流域、太湖流域为例

流域生态补偿是利用经济手段对流域生态的外部性进行矫正的一种手段。政府强干预型与市场主导型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都各有优缺点。当前,我国流域生态补偿存在法律机制尚不完善,水资源的产权模糊,补偿主体不明确,补偿方式单一,公民参与渠道不畅等困境。为构建高效的跨行政区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必须制定专门性的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充分发挥地方立法的自主性,健全流域生态补偿的法律体系;既要在近期充分发挥政府在流域生态补偿中的主导作用,又要在远期着眼于建立市场手段为主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拓宽公众参与途径,建立信息公开机制以及公众参与的经济激励机制,以提升流域生态补偿的制度认可度与制度效用。     

生态法基本原则体系之建构

生态法的基本原则影响一国生态法的体系、内容和发展趋向，是衔接生态法的价值理念与法律制度的根本准则。生态法的基本原则体系应由生态优先原则、风险预防原则、受益者补偿原则和公众参与原则构成。在这一体系中，生态优先原则是目标性原则，风险预防原则和受益者补偿原则是构成性原则，公众参与原则是程序性原则。这四项原则构成完整而自洽的体系，为生态法律制度的建构和完善提供指引。     

我国公立高校与学生的行政法律关系透视

我国现有法律将公立高校定位为事业单位法人，这种定位无法揭示其在行政法上的法律地位。借鉴国外关于公立高校法律定位的理论以及特别权力、管理关系、基础关系、重要性理论的合理内核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公立高校除了应具备民事主体的法律地位，也应具备行政主体的法律地位；依据行政法治的基本要求，要科学构建我国公立高校与学生的行政法律关系，必须树立权利本位的价值理念，科学界定公立高校的职权范围，科学考量公立高校的教育管理行为，加强监督的力度，拓宽救济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