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叙事的文学笔法

叙事艺术是《左传》的主要文学表现,其成就大体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伏笔艺术,在重大历史事件中采用伏笔法,使故事情节前后照应,保持完整;二是微言大义,左氏将自己的思想感情寓于客观叙述之中,寄意于言外,寓理于事中;三是跳脱艺术,故事情节大幅跳跃,大胆而巧妙地省略,使故事情节的叙述实中有虚,空灵有味。     

论《史记》的叙事张力

《史记》的叙事有其特色,其叙事元素之间的张力是其成为既是伟大的历史著作又是优秀的文学作品的重要因素。这一方面表现为"序事"与"凑理"之间的张力。"序事"与"凑理"的结合,在不勉强读者接受作者观点的情况下,使历史叙事给人以有力的感染;另一方面表现为"结构之道"与"结构之技"之间的张力。这一张力让读者在品味感知历史人物性格及其对社会历史性作用的同时,会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进行深入思考。     

《史记》《汉书》数术叙事形态论

数术是先秦两汉时期重要的思想文化体系之一,影响了官修史籍《史记》《汉书》的叙事形态。从数术文化角度分析《史记》、《汉书》的叙事形态,数术叙事强化了《史记》、《汉书》的文学性。可靠的叙述人有两类,一种是隐指叙事人,另一种是间接引用叙事人。数术叙事的全知视角是源于数术的超自然特点,这也是形成《史记》、《汉书》神秘化色彩的要素。此外,数术文化形成过程中的意象构成了《史记》、《汉书》固有的意象化叙事。     

略论司马迁的好奇与《史记》叙事之奇美

楚文化的影响、时代精神的熏陶和特殊人生遭际共同促成了司马迁“好奇”的审美倾向 ,从而使《史记》在叙事风格上充满奇异之美 ,具体表现在 :为“倜傥非常之人”立传 ;夸张虚构情节 ,制造传奇色彩 ;有意采撷荒诞不经的神灵怪异之事 ,制造神秘感 ;乖离史实 ,突出奇人。     

论《史记》对《聊斋志异》的影响

司马迁的《史记》对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影响主要在褒贬精神的继承，人物事故的运用，行文笔法的模仿，语言的借用等几个方面。     

《史记》、《汉书》的叙事研究

《史记》和《汉书》的比较渗透于方方面面,早期的比较研究多以优劣为重,后期开始侧重于二者的异同及异同关系的研究。两汉时期正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中国文学开始由功能性向审美性,由抒情性向理性,由不自觉向自觉的转变。通过《史记》、《汉书》的对比解析,可窥见两者在文学创作中叙事风格异同。     

论《汉书》以汉德为尚之叙事手法——以《史记》《汉书》异同为讨论中心

《汉书》继《史记》而作,以为汉绍尧运,建立了大一统的帝国。班固作为汉臣,以后汉臣子的身份编撰前汉的历史,殊不简单。以《史记》与《汉书》所载异同为讨论中心,从“述而不作”的叙事传统、歌颂汉德的叙事手法、互见之例以见褒贬忌讳三个方面,阐述分析《汉书》以汉德为尚的叙事原则,认为以汉德为尚乃是《汉书》全书的指导思想,但在歌颂汉德之余,《汉书》仍不失史书褒贬美刺的传统。     

《史记》与《荀子》

司马迁与荀子之间虽然不存在所谓的师承渊源 ,但由于《荀子》是儒家的重镇 ,所以司马迁必然要研读《荀子》 ,从文字上就可以看出《史记》与《荀子》之间有着紧密的学术联系。《史记·礼书》与《荀子·礼论》互有异同 ,《史记·乐书》则与《荀子·乐论》观点相通 ,《史记》在法后王、自然人性论、富民重民等观点上对《荀子》有所吸取     

《史记》与《聊斋志异》

司马迁的《史记》对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产生了很大影响。文章从褒贬精神,人物故事、行文笔法、语言风格等几个方面,对其进行了讨论。     

生命写作：内涵、意义及其他——从司马迁《史记》谈起

从个体生命活动角度探讨写作问题,在中国写作学研究中尚属薄弱环节。论文以司马迁为案例,揭示了生命写作的内涵、特点和价值。文章认为,大凡远离功利而将个体生命投入写作活动者,即生命写作。还认为,遭遇痛苦,能使生命活动激发一种非凡意义并使精神境界得到提升;勇于探索,能使写作成为鞭挞罪恶并维护人类尊严的有效工具;持之以恒,则能使写作成为个体生存活动的一种提纯形式并获得意料不到的成就。研究生命写作,有助于鼓励精神生产者为社会提供优质作品,也有助于克服当前写作无病呻吟的弊病。     

《史记》排比运用之艺术成就初探

排比是《史记》中广泛而成功运用的修辞手法之一,其数量之巨、种类之多、技巧之高都是史无前例的,它无疑对司马公雄深雅健文章风格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它也为《史记》散文艺术、修辞艺术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切入点,为我们探究司马公激情文字的底蕴提供了许多生动的范例。     

司马迁调整《史记》断限之原因

《史记》"述于陶唐,至于麟止"是司马谈所订定的断限。司马谈将《史记》起于陶唐,一是司马氏的先祖在陶唐时期显扬于世的缘故,二是基于"考信于六艺"的原则;司马谈将《史记》讫于麟止,是因为《史记》自比《春秋》,是接续《春秋》而作,孔子辍笔于麟止,因而仿效讫于麟止。从"自传"和"记载历史"的视角来看,司马迁将上限移至黄帝的原因,一是黄帝是司马氏的始祖,二是各民族都是黄帝的后代子孙。这是从个人家族的血缘关系扩大到民族之间的血缘关系。《史记》的下限经过司马迁三次更动:第一次下修至太初,第二次下修至天汉,第三次下修至武帝末年。其原因皆是涉及重大历史事件必须加以记载,而且这些事与司马迁个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苦心孤诣的编排与梳理——析《史记》中的历史传说

先秦两汉文学的诗歌、史传文学、诸予散文等各体文学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传说。其中史传文学和历史传说的关联最为密切,中国古代早期的历史是以传说的方式流传下来的,而中国古代早期的历史传说也有相当一部分保存在史传文学作品中。《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司马迁在系统描述从黄帝时期到西汉时期的历史时,将许多先秦历史传说纳入其中。司马迁运用将政治谱系和血缘谱系相结合、按照不同部族各自的文化属性进行抄录和改写、把传说作为史实加以处理的不同方法,对这些历史传说进行取舍、整合及编排,并在其中体现出他对天子至高无上的儒家大一统观念的认同、明显的抑炎帝而扬黄帝的倾向、强烈的族类意识以及君权神授观念。     

王鲁彦小说叙事技巧探析

王鲁彦的小说在现代乡土文学流派中特色独具。探讨王鲁彦小说的叙事技巧,文章从四个方面：选择家乡作为叙事空间;根据表达感情和塑造人物的需要灵活转换叙事视角;为了更好的吸引读者而前后调动叙事时间;叙事手法的巧妙运用,分析了王鲁彦小说的叙事特点。     

“发愤著书”对《史记》写作宗旨的升华

《史记》表现了司马迁"发愤著书"的心理状态,不过"发愤著书"不是司马迁的创作宗旨。创作主旨应该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司马迁把个人的不平和愤懑宣泄在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上,述往事,思来者。他身陷刑狱而交游莫救,从而认清对人世的真相,并从经济的角度审视社会的发展,在忍辱痛苦中反思生死之理,他蒙冤却有口难辩,进而究天人之际,升华了《史记》主题,彰显了《史记》的写作主旨。     

诠释与致用:王安石、阮元经学思想比较研究

同样是学优之志仕,王安石和阮元的经学思想异中有同。王安石之经学秉承原始儒家致用之思想而重为政之实践,阮元之经学则承袭汉儒考据之行风而偏训诂之诠释。王安石之"致用的经学"里,包含着阮元式的"经学的诠释",亦可谓"经学解释学"。同样的,阮元之"诠释的经学"里,也包含着王安石式的"经学的致用",可名曰"经学实践论"。王安石和阮元的经学思想都给他们所处的时代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通经致用"的思想给当今中国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养分。     

中国古代咏史诗的历史阐释方式与历史观念

中国古代咏史诗可以归纳为感史诗、述史诗和议史诗这三种主要类型,各自有其不同的历史阐释方式.感史诗更多依赖直观感悟的方式去理解历史、咏叹历史,侧重对历史的整体渲染和直觉判断;述史诗主要以一种克制隐忍的目光来捕捉历史、剪辑历史,委婉地传达诗人的复杂历史情绪;议史诗主要以理性思辨的方式来剖析历史、解读历史,惯于对具体的历史细节进行深入的挖掘和反思.这三种咏史诗的历史阐释方式彼此相互纠结缠绕,体现出中国传统文人对于历史的复杂情绪和在历史观念上的矛盾与思想冲突,即在历史认知观上的"历史可知观"和"历史不可知观"的矛盾、在历史范畴观上的"历史有限观"和"历史无穷观"的争议、在历史本质观上的"史理本质观"和"史情本质观"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