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共治共享视角下虚拟养老模式研究——以兰州市城关区虚拟养老院为例

日益严峻的老龄化,已把中国养老问题推向风口浪尖。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新思想,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居家养老服务提供了重要依据。兰州城关区虚拟养老院自建立至今历经近十年的曲折运营,逐步建立了以城关区政府(以下简称区政府)主导、企业加盟、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第三方评价的共建共治共享居家养老服务新模式,较好地满足了城市老年群体的养老需求,为有效缓解城市养老问题提供了宝贵经验。     

共建共治共享视角下城市微更新治理模式选择——基于广州社区微改造项目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城市微更新是当前国内外形势下惠民生、扩内需、促转型、提质量的重要选择,也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共建共治共享的价值导向,构建“制度—行为—效果”的比较分析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对广州市30个社区微改造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如下三个结论：第一,无论是作为共建价值导向下的共同决策、制度建设和共建平台,还是作为共治价值导向下的主体范围、参与程度和主导力量,都无法单独决定共享价值导向下的社区微更新治理绩效;第二,制度驱动型治理模式、平台驱动型治理模式和综合驱动型治理模式是社区微改造治理绩效提升的三种典型模式;第三,不同社区微改造由于面临的内外部条件不同会形成具有不同社区特色的微更新治理模式,但制度建设、平台搭建和公众参与变量由于能够有效带动和激活其他边缘条件,因而仍然是这些模式共有的核心变量。未来城市微更新治理应该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平台搭建和需求表达,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社区的宜居性和居民的获得感。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社会共治、责任机制与农产品治理

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多、治理难,仅仅依靠加强政府监管难以提高治理成效。社会共治是农产品高质量发展治理的有效方式,如何建立社会共治下的责任机制,充分调动社会共治各责任主体的积极性,让每一个责任主体都能有序参与农产品高质量发展治理,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选取唐人神集团为对象进行案例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共治的责任主体能够通过责任机制提高农产品高质量发展治理实效。社会共治责任机制可以分为责任分工机制、责任激励机制、责任追究机制、责任监管机制,这四种机制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多元主体责任机制治理网络,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推进农产品高质量发展治理取得成效。     

共存机制下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共治与自治——以上海市为例

当前转型期的基层社会治理处于"街居制"与"社区制"共存的状态。因街居制与社区制是基于截然不同的社会治理理念而形成的社会治理机制,当前基层面临的问题和困境是因为社会治理环境、治理机制和治理理念没有相匹配而造成的。社区制取代街居制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它需要在体制、机制上发生改变和完善。其途径是,以服务型执法确立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角色;简政放权、行政管理重心上移;以预算制度保证决策主体与执行主体的效率;以法治建设保证转型后的社会治理机制不走样。     

合作主义视角下的社区共治——以宁波市为例

在当下中国,国家还处于并且相当一段时期还将处于较＂强＂地位,社会处于相对较＂弱＂的情况下,中国的公民社会要发展,必须寻求借助体制内资源,先求得自身的完善和壮大,逐步获得独立,才谈得上与国家的平等合作和良性互动。而合作主义理论,恰恰提供了这一过渡阶段的解释视角。一方面它关照了当下社区发展中政府的实际主导地位这一现实,另一方面,通过＂制度性合作＂,不仅使国家权力获得稳定的支持来源（合法性）和对社会的控制权,而且可以使社会中分散的利益组织起来,有序地参与到政策形成中去,形成成熟的市民社会环境。文章以宁波市社区治理为例,提出社区共治的实践路径,以期为当下社区治理指明发展方向。     

从共治到共享:共享经济诚信伦理问题分析

诚实守信是契约经济的观念基础,是共享交换的基本前提.近年来,以闲置和低效利用资源使用权交换为主要特征的共享经济蓬勃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传统市场交换中的人际关系,提出了陌生交换、使用权交换下的人际互信和诚信问题.在共享经济实践中,平台企业建立起审核、结算和评价等三大机制以增进诚信,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户的诚信失范问题仍然频发,损害了共享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侵蚀着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道德根基.要在政府管平台,平台管用户,用户强自律的大框架下,通过政府的制度治理、平台企业的内部治理、平台用户的道德自律以及政府、平台企业、用户的共同治理,重建共享经济诚信伦理.     

多元共治格局下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探索与思考

当前基层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进行了改革与创新,这些实践探索为我们大致勾勒了社会管理创新的发展方向,也为我们把握社会管理创新的发展脉搏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多元共治格局下社会管理创新应凸显三组核心理念：回应与协调、分权与责任、秩序与活力,在明晰创新理念下着重关注基层政府的资源配置、职能定位以及行动技能。     

欧洲跨界河流共治实践及对推进水治理现代化的启示

实现从传统治水到水治理现代化的转型,是我国新发展阶段的重要任务。欧洲在治理莱茵河、多瑙河、奥得河三条跨界河流过程中,创造了一套“有机共治”模式,诠释了水治理现代化的要义以及如何实现科学、依法和民主治水的路径,为我国推进水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启迪。而综合各方情况看,当前我国尤其需要切实提高对推进水治理现代化迫切性的认识,不断增强用系统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将精细化理念坚决贯彻到每项具体工作中去。     

新时代中国残疾人教育与就业保障绩效评估体系建构研究

本研究将主成分分析法引入到对残疾人教育与就业保障制度的研究中,在界定残疾人教育与就业保障基本问题之基础上,构建一套科学的残疾人教育与就业保障制度绩效的评估体系,从定量分析角度,深入剖析我国的残疾人教育与就业保障制度的绩效。在教育保障方面,以特殊教育学校数量、在校残疾人学生数、残疾人中等职业教育机构数量、高校录取残疾人数、全国未入学适龄残疾儿童数等5项指标来进行评估。在就业保障方面,以残疾人集中就业人数、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全国城镇就业人数、农村残疾人在业人数,盲人按摩机构等5项指标来进行评估。认为存在绩效评估的指标数过于单薄,指标体系的构建比较单一,指标的纵向比较不足等问题。提出完善我国残疾人教育与就业保障制度的对策建议,为政府和社会更好地保障残疾人生存和发展权益提供理论支持与策略参考。     

文明城市建设的理论范式

城市的出现不仅是文明的成果 ,而且是文明的载体。我国起始于 2 0世纪 80年代初期的现代文明城市建设 ,已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一项具有发展战略意义的方兴未艾的大业。现代文明城市建设应当体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和谐统一的科学理念。在城市三个文明建设的关系中 ,物质文明是文明城市的基石 ,是城市文明化、现代化和富裕化的物质基础 ;精神文明是文明城市的灵魂 ,是引导城市生活方式进步 ,提升城市精神价值 ,标识城市文明水平的核心和精髓 ;生态文明是文明城市的形象 ,是代表城市面貌 ,凸显环境价值 ,体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关键因素。因此说 ,现代文明城市是三个文明和谐统一的载体 ,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 ,构建了文明城市建设的理论范式。     

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构思政育人新格局的思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独特标识,也是思政教育的宝贵素材,理应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课堂,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思政教育的融合增强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以激发其民族文化自信心.两者的融合也带来思政教育的创新,特别是思政教育素材的再丰富,开创思政教育的新格局.该文主要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的问题进行探讨,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背景下思政教育新格局的建构策略,以真正带来思政教育实效的提升和传统经典文化的传承,助推我国文化强国建设.     

东亚模式与中国长期经济增长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9.36%的年均增长速度保持了高速的长期经济增长。2002年,中国为本世纪的前20年的增长确定了新的战略目标,到2020年,中国当年的GDP将在200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本文通过中国经济增长与东亚模式的比较,分析了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可能、趋势及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因素。     

利益共享与和谐劳动关系构建

劳动关系作为一种交换关系,体现的应该是劳动关系中作为主体一方的劳动者与作为另一方主体的劳动力使用者之间的平等关系。马克思是第一位从质的方面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与劳动利益关系,并初步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利益共享理论的经济学家。西方经济学对利益共享也有大量相关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形成了系统的分享经济理论。西方学者对于劳资利益关系的研究更注重实证和应用性的分析,并未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其本质进行研究。当今中国社会不和谐因素大量地集中在劳动关系问题上,劳资矛盾和冲突日益加剧,而劳资冲突与利益失衡直接相关。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明确和谐劳动关系的基点。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态度和行为选择

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现已达到约1亿人,成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快推动城镇化进程的关键人群。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则等已发生很大变化。本文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008年“全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比较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状况、受教育水平、工作技能、消费特征和地位认同,并重点分析了“代际”（新生代）和“阶层”（农民工）两个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处境、行为取向和社会态度的影响,以及收入、生活压力和社会态度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生活压力的变化和个人权利意识的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取向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论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参与问题

社会主义农村建设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居于主体地位,新农村建设离不开农民的积极参与。而目前农民的主体地位并没有得到真正的体现和尊重,其原因何在？农民为什么要参与新农村建设,又该如何参与,有哪些方式和途径？本文对上述问题作了一些探讨。     

日本海:中国对日地缘战略新转向

中日矛盾的双重性、中日结构性矛盾的双重性以及日本的大陆战略传统,使中日两国间的战略对立和竞争具有长期性,而近年来日本国内政治的右倾化又使中日两国间的这种对立和竞争表现出严峻性。为此,中国应提高对日斗争1的战略性、全局性和主动性,落实在地缘战略上,即是要充分认识到中国也是日本海相关国家以及日本海在未来地区和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在当前对日斗争中,中国应以东北地区为前沿,将对日斗争的主要区域从东海转向日本海,同时巩固自身在日本海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存在。本文认为,中国的这一战略转向在近期着眼于中日关系,长期则放眼于地区和世界政治的大趋势。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新发展、新动向与问题

自2000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由连续三年下降转为回升以来,2003年后又再次出现了迅速发展的新局面。这与中国开始新一轮高速增长、投资环境全面改善等有很大的关系。这次新发展是以制造业中的汽车工业和电气机器工业投资为中心而展开的,还出现了大型投资增加的新动向。这标志着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重点已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尽管如此,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仍存在着相对落后等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