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工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选择——基于全要素能源效率视角

运用中国28省(市)1995—2013年的工业面板数据和DEA-SBM模型,测算包含非期望产出的中国省际工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并通过门槛面板模型从全要素能源效率视角判断中国环境规制强度的最优选取。结果表明,东部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而中部环境规制与能效呈扁平U型关系,西部地区存在最优规制区间。对比当前规制力度可知,现阶段东部可在现行规制标准的基础上保持稳定;中部可以考虑适度加强环境规制;西部,内蒙古等5省规制强度有待提高,贵州等省份则需谨慎对待规制强化,可以更多考虑通过技术引进与创新等手段来促进双效率的提升与改进。     

黄河流域经济型环境规制如何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目前鲜有研究关注经济型环境规制将如何影响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2008—2017年黄河流域九省十示范市为样本,采用固定面板模型探究了投资型与费用型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间接及门槛效应。结果表明: 投资型和费用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U形关系;投资和费用型环境规制通过倒逼污染结构演化,能间接协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倒逼污染结构演化,两类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间接影响均存在门槛效应,且相较费用型规制,投资型规制的U形关系拐点到达的更早。建议政府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要知悉各经济型环境规制手段的作用原理,充分发挥其激励作用,针对各地区的异质性污染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地施以合适策略,从根本上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贸易开放对我国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实证

基于2004—2019年我国省际层面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影响贸易开放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贸易开放显著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基于环境规制的双重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处于一定合理区间时，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由负向转为正向促进作用；贸易开放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以及中西部内陆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且均存在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为发挥贸易开放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应制定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推动各地区生产方式绿色化，促进绿色贸易发展。     

分类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溢出分析*

“创新补偿论”与“遵循成本论”悖论下,提出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具有差异化的影响。利用随机前沿函数测度2000—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绿色经济效率基础上,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估计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在地理与经济两种权重矩阵下差异化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存在差异,由高到低依次为行政型、市场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基于地理或经济的间接效应远高于其直接影响;区别于其他两类环境规制地理与经济联系省份间均为正向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行政型环境规制对地理相邻地区存在正向溢出效应,而对经济迥异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     

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空间效应

在污染治理和经济转型的双重压力下,环境规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共识。基于2009—2018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从结构转换这一新的视角解构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通道,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刻画环境规制竞争,探索对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且稳定的促进作用,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是提升发展质量的主要来源。环境规制与高质量发展间存在“U形”动态规律,中国平均环境规制强度已经处在“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但低规制强度组尚处在“U形”曲线的下降阶段。（2）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中介通道间接促进发展质量提升,且产业结构中介效应大于环境规制的直接效应,环境规制有助于激励产业结构合理化对要素重置效率的促进效应,增强产业结构高级化对要素升级的促进效应,进而助益经济高质量发展。（3）考虑空间相关性后,全局层面环境规制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局部区域环境规制竞争产生了异质性的空间影响,东部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执行上缺乏协同性,对高质量发展具有负向空间溢出,而中西部环境规制竞争具有正向空间溢出。从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角度,提出优化产业结构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对策,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可行路径。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分析

从理论视角分析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再选取我国30个省份2004—2016年的面板数据,将技术创新纳入模型中,构建动态系统GMM模型,实证检验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与间接影响。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与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和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技术创新传导的中介效应为负向;而公众参与型规制通过技术创新对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空间溢出与区域生态效率——基于空间杜宾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为考察环境规制与生态效率的空间关联特征,通过构建空间杜宾面板模型,以2005-2015年中国30个省级经济单元的面板数据为依据,基于地理权重矩阵和经济权重矩阵,研究环境规制影响生态效率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结果表明: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环境规制的总效应回归系数分别为0.039 4和0.045 5,间接效应回归系数分别为0.004 7和0.028 7,且系数检验显著,对提升区域生态效率具有积极的作用,但直接效应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近地缘和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地区之间环境规制彼此有着深刻的相互影响,忽略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作用,有可能会得出有偏的结论。第三产业比率、国有比率、外资比率和研发强度提高对提升生态效率均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资本劳动比率、贸易开放度比率提高则不利于生态效率水平的提高。     

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理论分析与来自中国的经验

在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和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的背景下,探究外商直接投资（FDI）、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的关系,不仅为理解FDI如何影响环境提供新的视角,而且丰富了环境规制的研究领域。在Copeland与Taylor模型框架下,将雾霾污染分解为结构效应、技术效应、规模效应及规制效应,进而揭示FDI影响雾霾污染的内在机理,在区分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基础上,采用联立方程模型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FDI、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的关系进行检验,并进一步运用门槛回归模型考察FDI引致的雾霾污染的阶段性特征。研究表明:（1）FDI对雾霾污染有双重效应:其通过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加剧雾霾污染,而通过技术效应改善雾霾污染。（2）环境规制在改善本地FDI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同时,倒逼污染型FDI转移到邻地,阻碍了这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技术进步,不利于全局环境治理。（3）FDI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在总体上不显著,但前者对后者的作用受环境规制的影响;随着正式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FDI对雾霾污染产生先加剧、后抑制、再加剧的影响;当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跨越一定的门槛,FDI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由"污染避难所"效应向"污染光环"效应转换。（4）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有显著差异,非正式环境规制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绿色技术进步、进而改善雾霾污染的更关键的因素。因此,在优化营商环境、实施分类环境规制、污染联防联控等方面的协同努力下,能充分发挥FDI的环境福利效应。     

贸易开放、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环境规制趋紧的形势下,如何在实现绿色发展的过程中妥善处理好贸易开放和环保之间的关系值得探讨。基于此,分析了贸易开放、环境规制及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作用机制,并基于2004—2019年中国28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门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贸易开放显著抑制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贸易开放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会受到环境规制的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在跨越门槛值之后贸易开放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得到缓解,经过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会因地区以及贸易流向的不同而具有异质性。一方面,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只存在于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在西部地区并不显著;另一方面,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仅在进口贸易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显著,而对于出口贸易不显著。为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应严格执行环境保护的相关政策,推动各地区生产方式绿色化,促进绿色贸易发展。     

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政府通过环境规制政策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这对于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全国2003—2016年261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兼有径向和非径向特点的EBM-Windows-Malmquist-Luenberger模型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进行测算，运用广义矩估计（GMM）模型和非可加性面板分位数回归（QRPD）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以及东北部的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呈现出“倒U形”的特点，且纯技术效率变动是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主要因素；（2）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并不存在正向或者负向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3）不同分位点上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即在较低的分位点上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大，较高分位点上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相对较小。     

中国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公众参与问题——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前期研究重点关注正式环境规制的减排效应,却较少关注公众参与这种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减排效应。基于200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考察三种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公众参与对环境污染的直接效应,检验公众参与是否能够通过政府正式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产生影响。结果发现:（1）总体上公众参与度的提高能够显著抑制污染排放,但却存在地区差异,公众参与仅对东部地区降低环境污染起促进作用,对中、西部地区尚未表现出显著影响。（2）公众参与能够通过政府正式环境规制对污染排放产生影响,但通过影响政府环境立法、环境执法的作用尚不明显,通过影响政府环境经济规制、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则能够起到抑制污染排放的作用。（3）环境污染在时间维度上具有明显的“累加效应”,在空间维度上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并且环境污染的动态持续“累加效应”大于空间“溢出效应”。分地区看,西部地区环境污染的动态累加效应更为明显,中部地区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更为明显,说明中、西部地区污染治理形势更为严峻。即使替换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以上回归结果仍然稳健。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创新研究

提升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基于本地的研发投入所形成的自主创新;二是基于对国外技术的引进、吸收及消化所引发的二次创新。在明确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我国技术创新的机理,并分析在对外直接投资提升我国技术创新能力过程中吸收能力的影响基础上,选取2003-201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在L-P模型中加入技术吸收能力与对外直接投资获取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溢出的交叉项,通过实证检验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的技术创新;我国东部的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了积极的逆向技术溢出,中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并不显著,而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其技术创新能力则具有阻碍作用。     

技术创新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驱动效应——基于非参数随机前沿分析方法的实证研究

考虑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市场竞争力3个因素对技术创新驱动效应的影响,并将这3个因素纳入到技术无效方程中,基于1997-2012年战略性新兴产业21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FA）研究技术创新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驱动效应,分析影响技术创新驱动效应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997-2012年间技术创新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驱动效应,且整体呈现逐年稳步增长的发展趋势;新产品开发经费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对技术创新驱动效应具有显著性的正向作用;节能技术改造经费对技术创新驱动效应具有显著性的负向作用。完善技术创新投资体制,采取灵活的技术创新管理模式,建立技术创新动力机制,促进国内外技术共生单元协同创新,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可持续发展。     

社会信任与FDI的区位选择——基于省级数据的空间面板模型

外商投资对我国市场经济具有重要作用。制度建设是新时代改革开放的重中之重，对外商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已有研究偏向探讨正式制度与外商投资的关系，鲜有提及社会信任这一非正式制度对外商投资的作用效果。基于2010—2015年CGSS数据建立26个省份的社会信任指标，以市场化指数作为正式制度，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和空间GMM模型，旨在研究社会信任对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以及社会信任对正式制度的替代作用。分析结果显示，社会信任和市场化程度都会对本地外商投资产生促进作用，并通过加入交叉项证实了社会信任对市场化程度的替代作用；此外，引入空间权重发现社会信任和市场化程度通过影响本地外商投资对相邻地区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可以为我国持续稳健引入外商投资提供参考。     

资源配置视角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创业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 2011-2019 年 31 个省（区、市）面板数据，通过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创业的影响，并检验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人力资本在该过程中的传导作用和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区域创新创业，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将通过遮掩效应在其中产生传导作用。人力资本弱化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创业的影响，可围绕数字普惠金融的生态构建、金融资源配置、外部条件改善等方面提升区域创新创业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