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计资本对农民工返乡自雇就业的影响

采用"2009年金融危机对农村流动人口家庭生计冲击调查"数据,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分析了五种生计资本对农民工返乡自雇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中,具有初中文化程度者、在打工期间受过职业培训者更可能返乡自雇就业;社会资本中,家人担任乡、村干部的农民工更可能自雇就业;物质资本中,拥有生产型设备越多,更可能自雇就业;金融资本中,从亲戚朋友处借钱者更可能自雇就业。上述结论对于农民工返乡就业的政策涵义也进行了讨论。     

自雇创业还是雇佣就业——基于中国女性流动人口收入差异的考量

本文基于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调查数据,分别以自雇创业与雇佣就业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分析了女性就业选择的收入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相较于雇佣就业,自雇创业对女性收入波动的处理效应更显著;当收入阶层相近时,禀赋效应是女性自雇创业与雇佣就业组间收入差异的主导原因。进一步研究发现,由于就业选择差异会引发劳动力市场分割,即使低收入阶层的要素禀赋效应显著为正,仍无法摒除劳动力市场对该阶层自雇创业女性的歧视效应;但在中高收入阶层中,自雇创业女性群体能够通过自身禀赋改变劳动力市场的劣势地位,就业选择差异引致的歧视效应弱化。     

数字基础设施对就业变动的影响 ——来自制造业的证据

当前数字化浪潮方兴未艾,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高质量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测算了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并基于企业数据检验其对制造业就业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改善总体上能够显著提高就业创造率,并降低就业破坏率,耦合作用下对净就业增长率产生积极效应,即表现出“创造”效应;分样本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对中部地区、三线及以下城市、内销型制造业企业的就业创造效应最为明显;数字基础设施主要通过市场进出提升就业创造率,并通过企业调整和市场进出降低就业破坏率。基于主要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农转居居民城镇就业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基于广州市15座城中村实地随机抽取的276位农转居居民样本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农转居居民就业满意度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薪资待遇、劳动保障、工作环境、工作负荷、培训发展构成的工作要素满意度显著影响农转居居民的整体就业满意度;政府扶持政策通过工作要素构成满意度间接影响就业满意度.因此,文章提出提高农转居居民的就业满意度需兼顾物质与心理需求.     

贸易开放、实际汇率与居民就业——来自中国制造业部门的经验证据

基于贸易开放下劳动力市场动态均衡框架．通过引入外部冲击及不确定性．分析了实际汇率对就业的影响。研究表明：实际汇率通过出口价格、出口份额变动、进口成本等渠道对居民就业产生影响。以中国制造业部门为例。发现人民币实际升值将导致制造业就业的下降。而制造业出口份额及投资水平的提高会部分地抵消这一影响。鉴于贸易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本流入可能引发人民币实际升值．进而影响国内居民就业．故须引起高度重视。     

教育、健康和技能如何影响就业质量?——来自“家庭动态社会调查”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家庭动态社会调查”数据,综合考察了以教育、健康和技能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对微观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教育、健康和技能对就业质量变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工作收入和工作稳定性上。初次就业时,主要是教育和健康影响工作收入,随着工作经验增加,教育的影响变小,职业技能的影响变大。在目前就业中,教育程度越高和拥有职业技能的劳动者越有可能进入中上收入水平,从而实现收入阶层的跃迁。而且,劳动者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越高,工作往往越稳定。机制分析表明,教育、健康和技能主要是通过就业选择效应、工作晋升效应和工作转换效应影响就业质量变动。因此,在继续加强教育、健康和技能型人力资本积累,充分发挥它们在提升就业质量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也要注意针对不同群体和职业生涯制定差异化的激励政策。     

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居民就业了吗?——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分析

数字金融依托数字技术突破了就业的时空限制,衍生出许多非标准化的新就业形态,对就业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居民就业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居民就业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和创业是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就业的重要因素。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地区和受传统金融排斥群体的就业,居民金融素养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就业过程中起着正向调节作用。因此,可以通过发挥数字金融优势,支持平台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创业等,促进居民就业。     

健康对城市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中国的微观证据

利用“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金融研究”课题组最新公布的数据,研究健康状况对中国城市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健康变量、经济变量和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城镇家庭不同类型金融资产的影响上存在差异,健康状况的恶化会降低金融资产特别是风险资产的持有;东部地区风险资产在家庭金融资产中的比重较中西部地区高,健康状况好的家庭持有风险资产的概率比健康状况差的家庭高2～3个百分点;经济类变量对金融资产持有额的影响是根本性的.     

家庭收入对居民非正规就业选择的影响研究——基于CHNS数据的发现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营养调查(CHNS)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对我国居民非正规就业选择行为与其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研究表明,居民选择非正规就业的概率与其家庭收入之间具有U型关系,换而言之,低收入家庭居民和高收入家庭居民更容易选择非正规就业,而中等收入家庭居民则倾向于正规就业。此外,居民选择非正规就业的概率与其受教育程度之间呈现稳健的负相关关系;相较于男性和城镇居民而言,女性和农村居民更有可能选择非正规就业。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初职就业地选择的影响

利用2014年农民工实地调研数据,分析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异质性与其初职就业地选择差异的关系。基于mlogit模型的估计结果发现,社会资本网络宽度和社会资本网络高度对农民工初职就业地选择的影响不显著,而社会资本的网络强度对农民工初职就业地选择显著且具有正向的导向性。     

江苏省部分城市社区居民健康知识与行为的调查及干预

目的:了解江苏省部分城市社区居民在干预前后健康知识知晓率和健康行为形成率,掌握江苏省城市社区健康教育的实际情况,为江苏省城市社区健康教育的发展提供依据。方法:对12个社区的1 800名居民采用统一的方法进行问卷调查,评价健康教育干预后的效果。结果:"预防流感措施"、"糖尿病的诊断标准"、"35岁以上人群测量血压的频率"、"狗、猫咬伤后的处理"、"食用碘盐的好处"5项知识的知晓率低于50%,"正确使用抽油烟机"、"生熟刀分开"、"近一年参加过体检"、"三个月更换一次牙刷"、"正确的口腔卫生方法"、"洗澡毛巾晾挂在阳台"、"及时洗手"、"不随地吐痰"8项健康行为的形成率低于50%;健康教育干预后,社区居民在健康知识知晓率方面有显著提高,而健康行为形成率尚无显著提高。结论:继续加强城市社区健康教育,提高居民的健康知识水平,促进居民健康行为的形成。     

成员异质性对集体行动的影响——来自村落共用设施和资源管理的研究证据

集体行动理论认为,成员异质性是影响集体行动的重要因素。基于村落共用设施和资源管理的最新研究成果,分析了成员异质性与集体行动两者间的关联,重点关注禀赋异质性、退出选择、种族/种姓异质性和性别结构等4个不同维度的成员异质性。结果表明:禀赋异质性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很可能具有"倒U型"特征,适度的禀赋异质性最能够促进集体行动;社会异质性和退出选择对集体行动通常表现为负向影响;社群成员性别结构也可能会影响集体行动,女性成员比例高的社群集体行动相对容易成功,但若社群女性成员比例过高也会不利于集体行动。     

健康状况对居民工资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营养与健康数据

利用2009年中国营养和健康调查数据,用Heckman模型分别估计了身高、身体质量指数对非农就业居民工资的影响.研究发现,身高对工资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其中男性的影响要更大,但是女性没有发现;身体质量指数对工资没有影响,但在考虑了不同的工作类型和教育程度之后发现,私企的男性身体质量指数对工资影响是显著的,且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影响更为明显.在纠正了选择性偏误之后,身高对工资的显著性影响仍然存在.用健康自评进行强力检验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健康状况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因素,对我国居民工资具有重要的影响.     

灵活就业对健康的影响:基于农民工的实证分析

灵活就业是我国当前重要的就业形式之一,也引发许多社会问题。为分析这一就业模式对健康的影响,以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灵活就业方式、灵活就业程度等对健康有重要影响。自我经营者与从事领薪工作的人自评健康状况均低于不领工资的家庭帮工,其比数比分别为0．674与0．649;长期工与合同工的自评健康状况好于无合同人员,其比数比分别为1．925与1．482;超时工作者的自评健康状况明显低于非超时劳动者,其健康风险是后者的1．8倍。基于此提出,为保护农民工的健康权益,政府应采取措施,通过进一步保护农民工的就业环境、加强劳动市场监管、改善劳动保护措施,以消除灵活就业所造成的不良健康效应。     

子女照料对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

利用2013和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基于“健康资本模型”和“社会支持理论”提出研究假说,分别从情景记忆得分、精神状态得分和抑郁状况得分三个角度探析了子女照料对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子女照料对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有积极影响,这种影响会随照料强度的增加而有所变化且对女性和中西部的农村失能老年人影响更大;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子女照料可以通过增加老年人参加社会活动和进行身体锻炼的机会以及提高对子女的满意度来改善其精神健康。因此,有效利用以子女为主的家庭养老资源,构建以家庭照料为基础的多元供给服务体系,有助于提升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水平,助推“健康老龄化”。     

居民能源消费行为对居民建筑能耗的影响——以悉尼典型居民家庭为例

选取实际建筑,首次有效地将居民建筑能源消费模型和DOE（Design of Experiment）实验设计法相结合,从微观层面对不同居民家庭住宅能耗进行多次模拟,分析不同居民家庭的人均能耗差异及导致差异的关键能源消费行为。研究结果表明:不同能源消费行为会造成人均能耗的巨大差异,居住在同一建筑情况下,65岁独居退休夫妇的人均能耗是35~64岁之间并且有2名未成年人生活的工薪家庭的1.65倍,是25~34岁并且没有未成年人的工薪家庭的1.23倍。造成此差异的各个能源消费行为中,家庭成员数目对于居民人均能耗影响程度最大,其次分别为地理位置、居民年龄、空调最低温度设定及建筑空调覆盖面积。因此,合理引导并控制居民能源消费,政府需要在重点关注家庭能源消费区域差异性的同时,积极从居民家庭模式、居民年龄结构层面进行宏观引导,并且大力倡导居民在满足舒适度情况下合理控制住宅制冷温度及住宅空调覆盖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