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股份公司差异化表决权安排的规范逻辑——兼评我国科创板差异化表决权安排相关规则

差异化表决权安排是公司股东基于对控制者“领导能力”适格性的判断所达成的有效共识，是赋予控制者与其所享有的现金流权利不相匹配的控制权的公司内部事项。规范公司差异化表决权安排，关键在于对控制者“领导能力”这一核心要素的把握。由于难以周延地事前归纳控制者“领导能力”判断的实体标准，因而法律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公司自治，并以强制性规定作为辅助。强制性规定的强制方式与程度取决于公司的公共性。同时，对公司控制者“领导能力”的“首次判断”与“再次判断”将面临完全不同的情况，因而对差异化表决权安排的设置与解除或调整，应当采取不同的规范模式。     

新《公司法》中破解“公司僵局”制度安排的探讨

结合我国《公司法》的修订，论述了“公司僵局”的定义，破解了公司僵局的理论基础及各国的相关立法与制度，着重探讨了我国实践中公司僵局的类型、新《公司法》中解决“公司僵局”的制度安排，立法争议以及司法实践中解决公司僵局诉讼中存在的问题。指出“公司僵局”是一个描述公司政治与利益冲突的形象词汇。为保护股东利益，有效破解公司僵局状态，欧美国家都在有关立法与司法制度中作了相应的制度安排。我国新《公司法》虽然并未直接提出“公司僵局”的概念，但新《公司法》中的公司司法解散制度、股份回购制度等一系列具体制度，实际上确立了解决公司僵局问题的制度安排。     

新《公司法》中破解"公司僵局"制度安排的探讨

结合我国《公司法》的修订,论述了“公司僵局”的定义,破解了公司僵局的理论基础及各国的相关立法与制度,着重探讨了我国实践中公司僵局的类型、新《公司法》中解决“公司僵局”的制度安排,立法争议以及司法实践中解决公司僵局诉讼中存在的问题。指出“公司僵局”是一个描述公司政治与利益冲突的形象词汇。为保护股东利益,有效破解公司僵局状态,欧美国家都在有关立法与司法制度中作了相应的制度安排。我国新《公司法》虽然并未直接提出“公司僵局”的概念,但新《公司法》中的公司司法解散制度、股份回购制度等一系列具体制度,实际上确立了解决公司僵局问题的制度安排。     

公司上市中的差异表决权规则及法律完善——以证券交易所竞争为视角

双层股权结构具有理论与实践的重要价值，这一制度产生的重要原因在于证券交易所之间的竞争，是一种实践需求推动理论革新的结果。从世界范围看，已经形成突破传统“同股同权”而采纳“同股不同权”的双层股权结构的趋势和现实。我国为回应现实需求以及应对国际上证券交易所之间的竞争而已经引入该制度，但实践结果与理论预期产生了偏离。通过比对发现，我国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以及新三板之间，以及与美国、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地区证券交易所对该制度的规定有所差异，这种差异是造成实践与预期发生偏离的原因。我国证券交易所对该制度的限制过于严格，为满足实践需要以及应对竞争，应当在严格与放松限制之间作出良好的平衡。因此，需要对双层股权结构制度下的差异表决规则进行完善和突破，突破的重点在于事前放宽准入标准，完善的重点在于事中细化信息披露制度及相关规则，事后完善普通股东的保护机制。     

我国股份有限公司类别股制度构建的立法路径

伴随世界范围内"一股一权"的弱化以及投融资多元需求的上升,类别股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不得不回应的一个基本制度问题。兼具股权、债权双重特征的类别股在丰富投资者选择空间的同时,也为融资人提供了实现公司控制权的重要工具,其在国际证券市场独角兽企业的争夺中亦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我国至今仍未能建立起体系化的类别股制度,虽然证券监管部门开展了一系列探索,但总体而言仍比较零散,制度的核心要素未得到充分体现。未来类别股制度改革应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合理配置投资者、融资者以及公司债权人的权利义务,构建一体化的类别股制度。     

中国公司法立法与实施的经验、问题及完善途径

回顾中国公司法颁布和实施以来的情况.肯定立法的改革精神和进步性,指出其存在的过渡性和时代局限性,提出了公司法修订意见.分析了妨碍法的实施和影响公司规范运作的各种因素,包括体制、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法治意识等方面的问题.随着国家各项改革不断深入和法治进程不断推进,我国公司法律制度必将不断完善和发展.     

论公司社会责任法律制度

单一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已经不能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第十九条进一步细化了公司社会责任制度，但仍为原则性的规定。通过分析该法条，文章得出公司社会责任制度的基本架构，分为两个方面与四个维度。两个方面主要体现在立法思路上的选择，从抽象角度而言，是追求效率与注重公平之间的立法价值选择；从具体角度而言，是单一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与保护公司多元利益主体权益之间的立法理念判断。四个维度则体现在具体制度的构建，即法律维度、道德维度、人权维度、公共维度。因此，需要在立法上平衡这两方面之间的关系，并从以上四个维度出发对具体的公司社会责任法律制度进行完善。      

有限理性的决策过程--《民办教育促进法(草案)》制定过程的实证研究

公共政策制定的理性选择模式一度是公共政策理论界最为流行的决策理论之一,但由于理性选择模式要求的基本条件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无法实现,遭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在此基础上,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的决策模型。本文通过《民办教育促进法(草案)》制定这个具体案例的研究,尝试打开有限理性决策过程的“黑箱”,透视在政府决策过程中理性发挥作用的实然状况,特别关注制度因素对理性决策的约束。研究发现,《民办教育促进法(草案)》是在制度约束下的工具理性选择的结果。     

股债融合视域下的公司治理:现实检讨与法制回应

随着期权、混合型投资工具的出现以及轰轰烈烈的公司法竞争,股债融合兴起,导致股东投票制度失灵、管理层信义义务失效、一股一权规则悖谬以及相关主体认定的困难,诱发了一场公司治理危机。我国当下的公司法改革,需要评估金融创新带给公司法律制度的具体影响,着力提升公司法制度对资本的吸引力和在全球化时代下的竞争力,同时要丰富类别股的设置、规范股东投票权的行使、限制股份出借和股权互换,推进公司治理法制的回应性变革。     

论选举权利平等

选举权利,是指公民在国家代议机关组成人员和其他公职人员选举中选举他人和被他人选举的权利,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两部分构成,是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选举权利平等,是指公民在选举中依照合理法律的规定受到平等的对待,也就是在合理法律面前,条件相同的公民享有相同的选举权利,它包括资格平等和价值平等两方面的内容。选举权利平等是一种阶梯式的分层次的平等;是一种存在着合理差别的相对平等;是一种群体平等和个体平等相结合的平等;是一种机会平等。选举权利平等,是政治平等的一项主要内容,也是选举的民主性和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保障选举权利平等的基本要求是:合理的法律制度、严格执行法律、完善的救济和裁判机制、平等的经费保障机制。     

小股东表决权信托实现机制研究

小股东和大股东在公司地位及控制公司程度上的差异,导致小股东权益在公司治理中极易受到损害,小股东对行使表决权方式的需求上也与大股东有所差异,股东表决权的行使方式设计应对他们的利益做出平衡,小股东若想得到有效保护,只有联合起来,集合足够的表决权,从而达到与大股东抗衡的目的,表决权信托便是一种有效方式。针对表决权含义与法律特征、表决权信托法律关系,同时从小股东权益的视角研究表决权信托于小股东表决权行使的意义     

表决权代理征集制度研究

表决权代理征集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公司治理法律制度。它就像一柄双刃剑,既可以成为保护公司和股东利益、优化公司治理结构的有力手段,又可能沦为投机人士争夺公司控制权、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工具。我国目前尚未建立统一完备的表决代理权制度,但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实践中已经出现了运用这一制度的真实案例,由于缺乏法律规制,其行为颇不规范。因此,笔者针对存在的问题,借鉴先进国家和地区立法经验,从征集主体、征集行为、征集过程中的信息披露、表决权征集之民事责任四个维度,对完善我国表决权代理征集制度进行相关研究。     

选举权实现机制的宪政分析

在民主国家中,选举是公众意愿的反映与象征,是国家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与标志。一个国家选举权实现的民主程度,必然会彰显出人民在这个国家中所居于的主人翁地位实现的程度,从基本的方面决定和影响着一个国家整个民主制度的内容和品质。同时选举权作为国家权力运行的基础环节,对公权力的运行具有制约和监督作用,可以从源头上保证国家权力积极运行。     

论股东投票权的来源及其法律实现

公司并非仅仅是一种法人人格,它实际上是公司中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体现为一种关系契约。基于关系契约的视角,公司与股东的关系作为一种契约关系,内含了股东应当而且必须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而股东作为公司剩余财产的最后索取人,享有对公司决议的最后决策权。股东的投资转化为股权后,股权作为独立民事权利,具有资本性和流动性,使股东可以通过股权表达自己公司运作的意向。股东在考虑了投票表决的效率、具体的可行性操作后,在资本多数决的表决机制上达成了默契,这种表决机制提供了到目前为止能够在尽可能维护公司整体利益的前提下保障效率的最佳方案。正是从必然性和必要性两方面的考量,公司各利益关涉方积极捍卫基于资本多数决的投票表决机制所最后达成的决议。     

论股东表决权信托的客体

表决权信托作为股东表决权和信托理论相结合而衍生出的新产物,在优化公司治理结构的实践中已经得到成功应用,但是其在我国公司法和信托法原理上的正当性证明存在很大的争议,学术界对于表决权信托的客体是"股权"还是"表决权"一直存在争论,这种理论研究上的模糊性导致对表决权信托的分析始终处于一种表面状态.表决权具有信托法上所要求的经济价值和一定的财产权属性,并且随着公司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决权能够与股权相分离,因而可以成为适格的信托客体.     

论劳动力产权与企业的合约安排

除工资收入外,劳动者享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状况体现了劳动力产权的实现程度。劳动力产权的实现程度会因企业所有权安排而异。     

基本权利释义学体系初探——基本权利研究之方法论批判

早期基本权利研究的突出特点是模糊学科之间的范围与界限,导致相对于法学的方法偏离。基本权利释义学是一个致力于规范含义发现的解释事业,是在遵循基本权利普遍原理的前提下,参考特定学说,依据本国概念,服从宪法解释方法确定基本权利含义。基本权利释义学具有相对的中立性,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政治现实。这一规避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树起了一道墙,在确保政治与学术安全的同时蕴涵着双重风险,即过多借用普遍性原理或者域外理论有可能影响基本权利的本地化程度及僵化基本权利,使其成为远离政治现实的封闭体系。为克服这些风险,应促使基本权利概念的本地化,通过外弛弥补体系化的内证之不足,确立权利义务相一致为基本的解释原则。     

论限制股东表决权的制度根源及途径

随着公司控制股东滥权行为的频频发生，各国公司法均对大股东持有的多数表决权进行了或多或少的限制。对股东表决权进行限制的制度根源是资本多数决本身的缺陷，各国对股东表决权限制的方式主要有三种：控制股东表决权的限制、公司所持自己股份表决权的限制、公司相互持股的表决权的限制。我国公司法应对大股东表决权和公司相互持股的表决权进行限制，并规定股东大会的定足数，明确公司自有股票的表决权不计入定足数和已发行股份总数。     

企业治理结构变迁与会计规则制定权演变

会计规则制定权是企业剩余索取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治理结构发生变迁,剩余索取权将发生变化,会计规则制定权的契约安排也必然随之发生相应改变。不同企业治理结构下,会计规则制定权的契约安排具有不同模式。中国特殊的企业产权制度安排决定了中国企业会计规则制定权的契约安排具有自己独特的路径与变迁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