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时习之”——儒家经典诠释传统的重要原则

《论语》开篇首句“学而时习之”,是一个颇具诠释价值又深蕴诠释学意涵的命题.对这一命题中“学”、“习”、“时”等概念的探析,可以彰显儒家经典诠释传统的几个基本原则,即:意义源泉的圣典预设、为己之学的根本宗旨、学贯于行的根本指向以及达权通经的根本策略.而这些原则本身,又引发了对现时代中国古代经典诠释的路径及其可行性的反思.     

重读儒家经典的五种意义

当代社会"重读儒家经典"有两重内容五种意义:一是本该读而没有读的"普及型重读",其群体主要是普通大众,意义在于"补充传统文化的知识性匮乏"和"追溯公民品格的道德性渊源";二是本该重视而没有重视的"研究型重读",其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着重"寻求儒家学说的现代性出路"和"回应全球泛化的民族性重构";这两种"重读"之间的对接意义为"应对信仰危机的精神性寻根".     

王阳明经典诠释的心学超越

从经典诠释建构哲学系统,是中国哲学前进的动力和主流.在经典与诠释的张力下,文本的经典地位发生着转换,诠释的意义追寻发生着游移.王守仁以心学诠释经典,实现了对经典诠释的超越.他以古本为基,透显了对原始儒学的复归.其诠释经典之旨在于得意忘辞,探求圣人之意,把捉圣人之道.他以心为标识,化天理为良知,认为六经不外吾心,吾心自有六经,其"解经"的实质是"解心".     

“道可道……”：重读《老子》第一章

“重读”之“重”意味着我们的“读”绝非“前无古人”。因此,此“重”首先意味着对于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诠释传统的尊重。这一由无数诠释文本构成的传统才是《老子》这一文本唯一的存身之所。任何试图“自我作古”的阅读都必然在尚未真正开始其阅读以前即已“作古”。     

战国法家、儒家的经典诠释与诠释的经典

每一个时代都有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经典和经典诠释学。作为中国经典诠释学勃发的战国时期，当然也带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独特的价值及意义。当时一些著名的学者讨论问题，大都以诠释经典为立足点，以社会政治学说为中心，包括礼乐、政刑、道德、名辩、治国、用人等诸多方面，各有侧重，但其着重点都在于为当时的社会寻找一统天下、长治久安的治国良策。于是，在经典诠释过程中，又产生了一批诠释经典的经典著作。     

新儒学视域下范仲淹经典诠释的特点及其思考

对于范仲淹思想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新儒学生成这一细节问题,学界相关研究尚处阙如状态。两宋新儒学是基于经典文本的诠释而得以形成与开展的,因此选择以经典诠释的角度切入该问题的讨论可以更为直观地体现新儒学初期的生成样态与开展趋向。通过对范仲淹经典诠释的形式、形态及特征的考察与检讨,不仅可以说明与此关联的若干流行见解需要被重新审察,还能够呈现出其经典诠释思想之于两宋新儒学的发生具有一种观念引导、意识转向的风向标意义。     

孔子的诠释自觉及其历史影响

在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中,诠释活动主要是一种“学以成人”的活动。对诠释活动的这种理解源于孔子提出的一种具有突破性的“为学”观,即主张一个人要成为“君子”,就必须通过“为学”,尤其是“读书”“学文”,来效仿圣贤君子的所作所为,并对其“德”与“道”加以深刻理解与把握(“思”与“觉”)。由此,诠释活动便成为“学为君子”不可或缺的活动。这种“为学”观实是基于“人”的自觉而达到“学”的自觉,又由“学”的自觉而达到今天所谓诠释活动的自觉,包括对诠释活动的本质、必要性、重要性以及具体操作的自觉。现代西方的哲学诠释学与孔子的诠释自觉颇有相通之处,但后者包含了一种更为本源的洞见。正是基于孔子的诠释自觉,我国的经典诠释才作为一种连续不断的传统日渐形成,我国的经典诠释传统也主要依据“为学之道”来确定其基本观念、反思路径与问题意识。这为我们建构当代“中国诠释学”提供了重要启示。     

朱熹经典诠释学之我见

朱熹以其毕生的精力诠释儒家经典 ,通过释经进行哲学理论的创造 ,同时也建立了独具特色的经典诠释学。朱熹的经典诠释学融合经学诠释和哲学诠释 ,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本体论诠释学体系。他认为经典诠释应以经典原文和原义作为经典诠释的依据 ,以义理为经典诠释的标准 ,并且提出了系统的经典诠释方法论原则。朱熹为中国诠释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作出了创发性的贡献 ,达到了中国诠释思想发展的高峰 ,也为当代中国诠释学的建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经典诠释的无限可能性与限定性

经典作品由于命题的通约性、内涵的蕴藉性等特征,带来对其诠释的不确定性。但这种不确定性又非读者的任意解读,它还需要一个限度,要以“本文意图”和“历史语境”为界限,否则就会导致“过度诠释”。过度诠释与对“误读”的倡扬有关,文学研究中过度诠释现象并不罕见,只有“回到文学自身”才是避免过度诠释的有效途径。     

论孟子的经典之学

孟子的确“长于《诗》、《书》”,但赵岐“通五经”之说并不确切。在孟子眼中,经典文本乃是王道实录与仁政典范。如果说苟子从经典中读出了“隆礼”一词,孟子则从经典文本中读出了“王道”二字。孟子评述经典的著名命题和对《诗》、《书》的称引均能鲜明体现这一点。而孟子所提出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等经典诠释方法与其诠释实践完全一致,是其以自己的思想系统契入经典世界时的理论自觉。     

走向"经典"的大众文本

随着金庸及其武侠小说在中国内地理论界被高度推崇,大众文本的“经典化”问题日渐突出。一些大众文本成为“经典”,一方面是接受者、学者以及多元化语境共同“协商”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因为经典已经成了收藏一切文本发明的仓库和反映人类各种智慧的模式所导致的结果;同时,雅俗共赏的文本特质也是其进入经典的通行证。但中国目前对某些大众文本的“经典”化,是在将其“拔高”为精英文本的前提下而进行的,是一种不完全意义上的“经典”化。     

对包头市高校开展武术散打俱乐部对策的研究

武术运动作为一项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深受人们的喜爱和欢迎,尤以散打为内容的武术课受到了大学生们的喜爱,本文主要通过对武术散打运动的教育功能,从大学生素质教育内涵的角度来试论武术散打对大学生的道德素质,文化素质,智力发展,身心素质,学生美育素质,爱国主义精神,意志质量等方面具有促进作用,对深化教育改革,推动学校体育全面发展,都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大众文化理论的辩证维度

随着社会的发展,大众文化的作用日益凸显,大众文化研究亦成为学术界关注的前沿。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把大众文化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但其成员对大众文化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本雅明、洛文塔尔充分肯定了大众文化的积极作用,霍克海默、阿多诺对其持激烈的批判态度,葛兰西、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的态度则更加复杂。本文试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对这一现象展开深入的分析。     

大众传媒价值取向与国民"公民人格"的养成

由于当前市场经济原则的泛滥、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和文化建设法治管理的缺位,放任了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价值取向,随心所欲,致使部分大众传媒错误地以经济利益为中心,抛弃了自己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和道义使命,误导了国民的精神生活和文化消费。因此,确立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优化大众传媒的价值取向,用先进文化培育公民人格,建设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     

现代主义都市表征——新感觉派文化精神论

新感觉派文化精神体现为现代主义都市表征,它从作家身上的文化精神给以呈现,而具体表现为作品所蕴涵的文化内涵及其文化因素的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土、先锋与通俗的相互纠缠,论文尝试用文化精神这一视角对现代上海这一特殊殖民语境下新感觉派文化精神进行具体探寻.     

融合文化本质与受众自我赋权

融合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参与式和互动式文化。在传播新技术的驱动下,受众通过参与和互动以生产融合文化,并与＂传者生产＂进行博弈而实现了自我赋权,最终分享了原来由垄断媒介文本和媒介文化生产的＂传者＂所牢牢掌控的媒介文化权力。融合文化还是一种新型的大众文化,也是现阶段正在出现的新兴文化样式和文化特征。当前,融合文化中受众的自我赋权及其赋权模式不断扩张和深入发展,但却面临着复杂的现实困境。     

现代汉语的释词方法

本文主要研究互训和义界在现代汉语释词中的应用,以二者在《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以下皆简称《现汉》）中的使用情况为例,具体说明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基于义训的互训和义界在现代的发展应用情况,以期能够对汉语释词的方法向更加合理、科学的方向发展有所帮助。     

《诗经》异文训诂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异文研究是《诗经》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笔者梳理了历代对于《诗经》异文研究中的三个取向,即辑佚整理、理论探析、地下材料考证,在此基础上提出《诗经》异文对于研究文字演变情况、训诂发展历程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论20世纪西方通俗文学的审美特征

通俗文学长期以来被当作“亚文化”而不受学界的重视,但通俗文学和纯文学却是同源所生,渊远流传。进入20世纪以来,通俗文学更因其通俗易懂的语言、曲折生动的情节、个性鲜明的人物等一系列独特的审美特征满足了读者的阅读期待,迎合了文学市场的消费需求,使通俗文学步入了一个新的市场繁荣期。     

中国哲学史研究与中国哲学创作

近现代以来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是中西文化比较导致的产物。这个学科在发展中出现种种偏向,从而未能相应地促进哲学创作的繁荣。要扭转这个局面,必须扩展哲学视野,立足于解释中国人的文化与生活经验。经典解释的传统与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这两个论题,表明了以经典为中介反思思想文化经验、发展中国哲学创作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