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诠释的无限可能性与限定性

经典作品由于命题的通约性、内涵的蕴藉性等特征,带来对其诠释的不确定性。但这种不确定性又非读者的任意解读,它还需要一个限度,要以“本文意图”和“历史语境”为界限,否则就会导致“过度诠释”。过度诠释与对“误读”的倡扬有关,文学研究中过度诠释现象并不罕见,只有“回到文学自身”才是避免过度诠释的有效途径。     

大众文化背景下美术教育的经典文化性

在信息时代、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大众文化、文化产业和消费文化不断被凸显的状况下,去经典化与经典的缺失同时存在。在美术文化以及美术学科教学中,传承经典的同时更应承担更新经典的重任,这主要表现在对经典的重估(包括大众参与的从而形成的"另类经典"),以及乡土地域文化的经典性开发。     

大众文化的嬗变：从娱乐到过度娱乐

娱乐性是大众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正因为这一特点,大众文化在满足人们的娱乐休闲、缓解负面情绪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在市场逻辑的支配下,大众文化开始只追求娱乐效果,放弃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即出现了过度娱乐化倾向。促使大众文化从娱乐到过度娱乐这一转变的主要因素,是表现为无聊、郁闷、焦虑的社会负面情绪和媒体商业化运作。     

从诠释过度与不足论王维山水诗歌的翻译

西方诠释理论见诸于翻译批评活动中。文章通过对诠释过度与诠释不足概念的认知,结合王维山水诗歌的翻译现状,从王维山水诗歌的无我性、王维山水诗歌的含蓄性以及王维山水诗歌的语言等三个方面展开批评。从而说明诠释或翻译应力图保留诗人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的翻译观,以求精准无憾地向国外传播我国的优秀文学作品。     

经典与诠释——论朱熹的诠释思想

在中国经学史上 ,朱熹是第一个相对集中地谈论过阅读和诠释的方法论的学者。“理”是他的哲学体系的本体论概念 ,也是其经典诠释的形上依据。经文原义、圣贤原意与读者所悟之意是理解过程中三个依次递进的阶段 ,理解的目标就是这三种意义的整体圆融和谐之“理”。语言解释与心法理解是其诠释的基本方法。朱熹所代表的这种诠释传统 ,对于我们构建中国现代的诠释理论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学而时习之”——儒家经典诠释传统的重要原则

《论语》开篇首句“学而时习之”,是一个颇具诠释价值又深蕴诠释学意涵的命题.对这一命题中“学”、“习”、“时”等概念的探析,可以彰显儒家经典诠释传统的几个基本原则,即:意义源泉的圣典预设、为己之学的根本宗旨、学贯于行的根本指向以及达权通经的根本策略.而这些原则本身,又引发了对现时代中国古代经典诠释的路径及其可行性的反思.     

战国法家、儒家的经典诠释与诠释的经典

每一个时代都有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经典和经典诠释学。作为中国经典诠释学勃发的战国时期,当然也带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独特的价值及意义。当时一些著名的学者讨论问题,大都以诠释经典为立足点,以社会政治学说为中心,包括礼乐、政刑、道德、名辩、治国、用人等诸多方面,各有侧重,但其着重点都在于为当时的社会寻找一统天下、长治久安的治国良策。于是,在经典诠释过程中,又产生了一批诠释经典的经典著作。     

解释与理解——浅析中国经典诠释的建构

中国有悠久的解经注经即诠释的传统,但诠释学作为概念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传入中国,首先被应用于文学、艺术等领域,进而扩展到哲学领域。近年来,随着国学的发展,国学热的出现,关于中国经典诠释学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文章拟在分析经典诠释的困境以及比较西方认知诠释学与本体诠释学的大背景下,探讨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及其建构。     

试论我国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

传媒与文化有密切关系 ,我国大众传媒的兴盛是大众文化兴起的主要缘由。大众传媒承载并传播了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的发展又促进了大众传媒的发展 ,二者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 ,即构成了我国多元化的文化格局 ,又使传媒和文化得到了延伸和发展     

论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以“红色经典”为例

尽管“经典”的话题已经成为研究界的热点之一,但鉴于目前的研究仍然处于理论探讨阶段的现状,笔者以为关于“经典”的研讨最终还是应当落实到具体的文本创作之上。不过,即使如此,经典还常常由于其层次和书写上的差异,在具体研究上存在着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的现象,为此,本文将以红色经典为例,具体论述二者之间的概念差异。     

当今中国人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资本

尽管资本给当今的中国带来了经济增长、物质财富增加等有目共睹的正面效应,但与此同时,它也有着与日俱增的负面影响。尽管可以对资本的种种负面作用采取种种措施加以限制,但无论如何改变不了资本的本性。资本目前在中国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是资本必定总有一天是要被超越的。我们不能等到资本的合理性发挥殆尽以后再去超越资本,而是应当把利用资本和超越资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哲学观:我们该如何对待哲学

我们研究哲学观,有四个问题不可回避:第一,怎么理解"哲学是什么"问题;第二,怎么理解"哲学同文化的关系"问题;第三,怎么理解"哲学同现实的关系"问题;第四,怎么理解"哲学同时代的关系"问题.不同的哲学家有不同的哲学观;不同的哲学观对于这四个问题都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哲学观不是关于哲学的知识,而是对待哲学的态度.否定了哲学同文化的联系,就必将否定哲学同民族的联系,导致欧洲中心论的哲学观;否定了哲学的现实基础,就会使哲学成为纯粹的思维游戏;否定了哲学的时代性,就必将使哲学的研究落后于时代的发展,成为无用的哲学.     

论中国哲学典籍英译方法

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方法可以细分为诠释的方法和转换的方法两个部分。诠释的方法以朱熹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为例,借助黄俊杰先生提出的"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和"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主要探讨了中国哲学典籍英译过程中的经典诠释方法:一方面侧重语言性的分析,对核心概念的训诂及其在哲学发展史流变过程中不断丰富的内涵的把握;另一方面侧重对诠释者的"历史性"的分析,把握诠释者在不同的时空情景下的诠释言论的具体意义。转换的方法,则借助安乐哲比较哲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具体的"策略性框架",首先在认识论上要避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负面影响,从而看到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异性和平等地位,在此基础上促进中西方哲学的互惠互动。在方法论上,从元典出发,构建相关的哲学语境,再在该语境中进行文本的翻译和转换,特别是对关键哲学术语的翻译,一定要体现中国哲学思想和语言的特质,而不是有意无意地强加上西方文化的预设。     

经学振荡式发展的原因及启示

我国古代的经学,由西汉今文经学到东汉古文经学,到魏晋“王学”,到南北朝隋唐疏注之学,到宋明义理之学,到乾嘉考据之学,经过了四次振荡式发展。造成经学振荡式发展的原因,主要有社会文化需求的阶段性变化、实现儒学社会价值与追求儒经学术品位的矛盾,以及经典文本特点（主要是文词的多义性和句义的可扩展性）这三点。经学振荡式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二十一世纪的国学研究,必须贴近现实,面向社会,为大众服务。     

论俞樾的“因文见道”思想及其学术风格

俞樾是晚清著名经学家和经学教育家。他继承了乾嘉汉学实事求是的精神,"因文见道"是他治经治学的基本原则,他强调对儒家经典的训释要尊重古人、原本经典。"以疑存疑"、"大胆致疑"集中体现了俞樾治经治学的态度与风格。     

李贽经学思想发微

李贽的经学思想大抵归于自得,呈现出其独有的特征。他一方面主张"经史相为表里"、"六经皆史",力求还原儒家经典和孔子的本来面目,重新解读经典本义和领悟圣人本意;另一方面又重视《易经》和"四书";融合三教,以儒为宗,援引佛老以注儒经;主张"不求甚解"、"六经注我"的注经方式,借圣人经典以阐发己意。李贽的经学思想是一个对汉宋经学思想既有批判又有继承与发展的复杂思想体系。     

东汉初帝王的谶纬信仰和经学调整

随着西汉末年政局的变动,刘秀对谶纬的态度不断调整,即从起初对谶纬避而不谈转向信仰,并被其子孙所承袭,确立和巩固了谶纬在政治领域及学术界的根本指导地位。从政治领域而言,即帝位、人事任免、国家典礼制定、官学统一、机构名称的废立等无不以谶纬为根本依据。从学术界而言,与时俱进的学者纷纷援引图谶于经学研究之中．出现了相对于宋代而言的首次经学更新运动。经学谶纬化不仅成为学术研究之时尚,更重要的是成为肯定现实政权的某种政治表态。相反,坚持经纬有别,要求“述五经之正义”的学者及官僚主张的经学“自洁运动”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不得志成为必然结果。     

经学传统中的解释空间

周光庆认为 ,中国经学传统中的解释空间 ,是以意义信仰为最后皈依 ,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的 ,以立足现实不断开拓为显著特征 ,经过历代哲人学者的努力开拓 ,与封建专制社会相互作用 ,常常是相当宏大的。周裕锴指出 ,乾嘉学派的“语言还原法” ,在重现和复制文本原意、保证理解和解释的客观性方面 ,对中国阐释学的建构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他们提出的“由文字声音训诂而得义理之真” ,标志着中国传统阐释学最终实现了“语言学转向”。严春友则从现象学的视域对中西哲学的两种解释学特征作了分析 ,认为在中国强解释传统依然存在的情形下 ,建立那种旨在解释古代文章的作为一门解释技术的“中国解释学”不仅毫无必要 ,而且也不应该 ,倒是主张“居中”的现象学和现代解释学值得我们去学习 ,它或许可以治疗人们在肯定与否定的两极之间跳跃的毛病。李清良鉴于对中西阐释理论的研究目前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焦点和热点 ,指出中国的阐释学研究如果不是从自己的时代问题出发 ,就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 ;从一种不同于西方近代传统的主体性意识角度切入中外阐释理论的研究 ,可能是使中国的阐释学研究获得其合法性的一条思路     

中国阐释学研究的合法性何在?

周光庆认为 ,中国经学传统中的解释空间 ,是以意义信仰为最后皈依 ,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的 ,以立足现实不断开拓为显著特征 ,经过历代哲人学者的努力开拓 ,与封建专制社会相互作用 ,常常是相当宏大的。周裕锴指出 ,乾嘉学派的“语言还原法” ,在重现和复制文本原意、保证理解和解释的客观性方面 ,对中国阐释学的建构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他们提出的“由文字声音训诂而得义理之真” ,标志着中国传统阐释学最终实现了“语言学转向”。严春友则从现象学的视域对中西哲学的两种解释学特征作了分析 ,认为在中国强解释传统依然存在的情形下 ,建立那种旨在解释古代文章的作为一门解释技术的“中国解释学”不仅毫无必要 ,而且也不应该 ,倒是主张“居中”的现象学和现代解释学值得我们去学习 ,它或许可以治疗人们在肯定与否定的两极之间跳跃的毛病。李清良鉴于对中西阐释理论的研究目前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焦点和热点 ,指出中国的阐释学研究如果不是从自己的时代问题出发 ,就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 ;从一种不同于西方近代传统的主体性意识角度切入中外阐释理论的研究 ,可能是使中国的阐释学研究获得其合法性的一条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