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的思想转变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的思想不是向后倒退,而是继续向前发展。他把变法成功的希望从皇帝和少数当权官僚身上转到“开民智”和要求“民权”方面。 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主要是作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参加变法运动的。那么,变法失败后为什么梁启超能实现这一转变,而康有为不能呢?我们应该看到,早期梁启超的思想与康有为相比,就存在差异。百日维新以前,梁启超将民权和绅权并重,     

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下的"绅权"膨胀

清代前期,统治者通过兴大狱、禁止士绅干预、介入地方政治等措施抑制"绅权".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实行地方自治,新旧士绅通过担任(州)县、乡镇和村庄各种自治组织的首领人员而结成公共权力网络,实现了组织化.在此过程中,士绅们除了在各种自治性组织机构中行使职权外,往往还以"绅董"的身份和资格组织起来,筹备自治机构选举,推举地方公益机关首领,参议和处置区内治安事务,议决地方财政措施,甚至行使全县的议政和行政权.于是,"绅权"在地方社会中便成为了国家组织之外的另一极社会权力."绅权"同"官权"、同民众权益均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冲突.地方自治制度的实行之所以导致劣绅的活跃和"绅权"的恶性膨胀,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结构的传统性和士绅势力的宗法性.     

康有为一派对陈宝箴父子政治态度的误解与夸张

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与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等人不属于同一政治派系。在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一派对陈氏父子的态度前后有三变。由于御史黄均隆的错误举报,慈禧太后误以为陈宝箴曾保举过康有为,以"滥保匪人"、"招引奸邪"的罪名将陈氏父子革职,康有为等人也由此误以为陈宝箴曾保举过康。康、梁在日本大力宣传陈氏父子在变法期间对他们的支持;并在庚子事变时,宣称陈氏父子是他们的依靠力量,而陈氏父子并没有参加唐才常、梁启超等人在庚子年间的政治活动。     

论万木草堂的本质属性

论万木草堂的本质属性沈茂骏万木草堂是康有为１８８８年首次上书清帝请求变法失败后，意识到要达变法目的须先培养变法人才，并在弟子陈千秋、梁启超的积极推动下，“著《长兴学记》以为学规”①，于１８９１年在广州长兴里创办的。至１８９８年康有为发动的戊戌变法运动...     

维新与翼教的冲突和融合——康有为、苏舆对《春秋繁露》的不同解读

当儒学成为中国的统治思想之后,历史上每次变法与改革,都必须先在儒学学理上找到根据.康有为等人发动的维新变法,就是以儒家的春秋公羊学为理论根据的,他以<春秋繁露>为依托,编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等书,系统论述他的政治改革思想.然而同在晚清公羊学发展的学脉之中,苏舆却对康有为的理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他编辑<翼教丛编>,撰著<春秋繁露义证>,正是晚清学术界"维新"与"翼教"两派之间思想斗争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两派之间既有冲突的一面,也有融合的一面,这是由晚清学术与政治复杂的互动关系所决定的.     

乌托邦思维方式与戊戌变法

康有为身上具有的乌托邦精神促使他积极地推动了戊戌变法,但在乌托邦思维方式的影响下,变法领导者认为变法应当是快速的、急剧的,是全面的、彻底的,认为新法旧法水火不容,并对变法的未来持极端乐观态度。这些认识导致他们在实际的变法运动中采取了许多不明智的政治策略,向传统的各个领域都发出了挑战,最终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     

绅权与中国乡土社会:鲁迅《离婚》的一种解读

关于鲁迅小说意义的阐发不能脱离对其所展现的社会空间的准确认知.借鉴社会史研究视野来认识小说<离婚>中的人物关系,爱姑与七大人其实处于乡土社会的绅一民关系格局中.围绕爱姑的婚姻纠纷调解事件,小说生动地展现了中国传统社会形态,尤其是绅权的基础、特征与运作的过程.对于鲁迅小说中"士绅"这一人物类型及其嬗变尚有待系统研究.     

掀开历史人物的面纱——读《张荫桓日记》有感

本文以《张荫桓日记》为主线,结合中日两国档案,对晚清重臣张荫桓史实予以探讨.认为张荫桓是我国近代倡导海外华侨教育的第一人;他因劝导光绪皇帝变法而葬身新疆;并对政变后光绪帝要杀张荫桓的传闻予以分析.指出张氏于变法初期,曾积极向皇帝推荐康有为,但面对反对变法势力之猖獗,张荫桓改变初衷,与守旧势力往来密切,并且于戊戌七月扣压皇帝关于派康有为赴日本坐探变法事宜的谕旨,故政变后守旧派"谓张非康党",得以"保其首领."     

梁启超与王船山研究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人物,他经历了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乃至北洋军阀当政,他一生多变,康有为很早就以"流质易变"相责,他自己也有自知之明,曾多次总结自己的变化,<三十自述>即记载了青少年治贴括、治训诂词章、拜师康有为、读东书等四次变化.有人说梁启超是个感情丰富的人,对变化极为敏感,虽是细小的变化,在他亦常觉其巨.实际上综其一生,梁启超的人生旅途虽小变不断,其重大变化则只有三次,即光绪十六年秋(1890)拜师康有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游历美洲,与1919年游历欧洲①.在梁启超这多变的一生中,他用力最多不是王船山的著作,但对王船山著作的研究可以说是贯穿他的一生,从他对王船山的研究来看,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一是戊戌变法的前后,二是在日本侨居时期,三是归国后尤其是脱离政治从事教育时期.当然,处于不同的时代的梁启超对王船山思想有不同的认识和评价.     

戊戌维新与文化启蒙

<正> 1983年戊戌和康梁学术讨论会过去已五年了,今天又一次来到广州——南海——新会,研讨戊戌和康梁.五年来对戊戌和康梁的研究有很大进展,孔祥吉、马洪麟等同志都写出了专著,成绩斐然.戊戌维新是个政治运动,又是文化启蒙运动,作为政治运动的“戊戌”虽然失败了,但文化上启蒙的影响是深远的.“戊戌”启蒙的核心是“开民智”,民智不开,社会经济不变革,中国的历史仍将重复千百次的农民起义.维新志士提出“开民智”从“开绅智”入手,是有道理的,过去我们对这一点横加指责,其实不先开绅智,谁去开民智呢?康梁等维新志士大都是“绅”,     

回归还是超越 --戊戌变法后梁启超思想演变轨迹探析

维新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逐步摆脱了康有为的思想束缚,变得激进,倾向于革命.但是1903年赴美国考察回来,他却主张君主立宪,回归到改良阵营.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孕育者之一,然而1919年游历欧洲后,却逐渐拉开与"五四"人的距离,被认为是回归传统文化.考察梁启超由激进而趋于保守的思想演变轨迹,可以发现其背后有着更深层的内涵.他的回归非但不是落后,反而是对中国未来的超前思考.     

从历史上的改革看中国当前的体制改革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国家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主义改革。这种改革的实践方兴未艾,正在不断地向工业、农业、商业等各个领域发展,它将日益深入持久地发展下去。我们广大党员和广大人民都纷纷地起来响应,勇于创新,勇于革新。也有些同志思想有些耽心:改革会不会搞乱了?搞糟了?改革能不能成功?有的同志说:历史上的改革往往失败,改革人物往往没有好下场。商鞅变法失败了,王安石变法失败了,康有为、粱启超等人的戊戌变法失败了。西方呢?布鲁诺、伽里略坚持地球围绕太阳运行的学说,这也是一种很大的创新,结果布鲁诺被烧死,伽里略被囚禁而死。根据这些历史,现在有的同志就说,我们的改革会不会乱了套,会不会也要失败,是不是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为好。我们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一个人如果没有一股创新的精神,做成一件事业的精神,那么,他只能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他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何况我们在党领导下进行改革。从历史上看:改革是不是都失败了呢?改革人物是不是都没有好下场呢?情况显然不是这样的。可以说,历史上凡是兴利除弊、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人民、推动社会进步的改革,绝大多数是成功的。改革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康有为援《易》入政与儒学的现代转型

易学思想对康有为建构的维新变法思想具有统摄作用,其政治主张与学术活动都与此密切相关。综观康有为一生,研习易学、阐发易理并将易学之“变易”精神贯穿始终是其矢志不移的追求。康有为援《易》入政以服务现实政治的需要、重释易学以重塑孔子权威并建构其维新变法理论是其易学新解的特色,是对传统易学思想的创新与发展,为易学未来发展提供了又一种可能方向,客观上促进了儒学的现代转型。     

戊戌变法中的几个问题

翁同和不是维新派作为光绪的老师,历任清政府户部侍郎,都察院御史,刑、工、户等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要职的翁同和,由于光绪下诏变法,西太后为了孤立和打击光绪,变法后四天就迫令光绪将翁同和“开缺回籍”。当戊戌变法失败后,又将翁同和加重“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翁同和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陷入类似的悲剧,这就使人们误认他和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     

更高意义上的回归——1903年前后梁启超政治思想演变轨迹探析

维新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逐步摆脱了康有为的思想束缚,思想变得激进,倾向于革命.但是1903年赴美国考察回来,他却不支持中国实行民主共和制,主张君主立宪,回归到改良阵营.考察梁启超政治思想由激进而趋于保守的演变轨迹,可以发现其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内涵.他的回归非但不是落后,反而是对中国未来的超前思考.     

论康有为的海外诗

<正> 康有为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中的领袖,是那个时期的思想界一位特出的思想家,同时又是近代一位重要的诗人.解放后,我们从某些政治概念出发,硬以戊戌变法为界,将康有为的诗分成进步和反动的两个部分,并对他后期的诗作几乎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这是不公允的.为了全面地、正确地评价他的诗,我想谈谈康有为戊戌后的海外诗.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秋,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于政变前一日乘轮离京、逃亡海外,由香港而日本,由日本而东南亚,再至欧美诸国,足     

严复介绍的进化论思想

戊戌变法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和封建地主阶级顽固派在哲学上围绕着世事“变”或“不变”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思想斗争。资产阶级改良派变法维新的哲学理论基础是历史进化观,但由于各自经历的环境和接触的事物不同,在改良派内部,思想和变法维新的理论不完全一致。康有为从今文经学派的公羊三世说中找变法的理论武器,牵强附会地把变法维新说成是继承并发扬孔子托古改制之教。严复则不同,他曾留学西方,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进行过细心的观察和研究,攻读过大量资产阶级政治、社会学说。这是康有为及其他资产阶级改良派人士所远远不及的。因此他有条件借用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作为自己宣传变法图强的理论武器。     

康有为的政治改革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

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变革中国政治的理论支柱之一是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他依据孟德斯鸠学说构建的新“政体”,是从改革清朝的官制作突破口的.地认为改变政体,也就是“变官制”与“正定官制”为同义语.他说:“凡百政事,皆待官而始行.”因此,变官制为变法之本,是变法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苟官制不改,以数千年积弊之衙门,只     

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宪政思想论略

宪政思想是康有为指导维新变法的政治纲领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提出了“设议院”、“兴民权”、“立宪法”、仿效日本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等较系统的宪政主张。研究康有为的宪政思想,不仅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宪政建设的历史困境和艰难历程有更深刻的体认,也将有助于我们总结维新立宪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推动当今中国的宪政建设。在此,本文拟就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宪政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康有为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以及其宪政思想的西学渊源等作一粗浅的梳理。     

"理欲之辩"的近代价值嬗变:以康有为"理欲观"为中心的考察

康有为提出"天欲人理"说对宋儒"天理人欲"说予以反驳.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传统"理欲之辩"作出新的诠释表征了近代价值观的变革.康有为对欲望的肯定是建立在价值观变革和现代化进程双重基础之上的.从价值观变革看,针对宋明儒学过度压制人的感性欲望,康有为高度肯定了人的欲望的合理性,其近代启蒙意义不可抹杀;从现实生活看,近代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的物质进步为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