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政治的合法性论析

政治合法性是指民众基于正当理由对政治体系或政治权威的认同和忠诚。政治合法性基础是不断变化的。如果说传统社会的政治合法性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建国初期政治合法性是建立在政权政治的基础上,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就成为了中国政权政治合法性的源泉。但是,重经济增长轻其它发展,造成了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导致政治合法性不断减弱。在新形势下,应加强民生政治建设,在民生政治的基础上构建我国政治合法性,构建和谐社会。     

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合法性资源的变化及其分析

我国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合法性资源经历了从依赖意识形态教育、领袖权威崇拜、经济绩效到民主建政的历史变化过程,成功地将短期可变性权威资源转化为理性的制度化型权威资源,巩固了党和政府在基层的权威地位.在新的历史时期,农村基层政权合法性建设的核心在于发展农村基层民主,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将农村基层治理纳入到民主化的轨道,不断增强基层政权的民意基础,这是建国以来农村基层政权合法性建设的基本经验启示.     

关于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探讨

政治权力合法性的问题是现代国家不可也无法避免的重要问题.本文从政治权力合法性界定入手,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探讨了合法性理论的渊源,指出政治权力的正当性与对政治权力的认同构成了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基础和源泉.合法性是一种没有权力的权力.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中国共产党必须注重执政合法性的构建.     

论执政党合法性生成的一般基础

在现代社会,任何执政党都存在合法性问题,合法性是执政党生存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社会公众对执政党掌握政权和运用权力认可和支持的程度实质上是执政合法性生成的重要基础.执政党的合法性是一个系统、复杂的工程.从执政党如何提高执政绩效、创新意识形态、健全民主制度和加快社会化进程、塑造政治人等方面论述执政党合法性建设问题.文章重点分析了经济发展、价值观念认同、制度规范合理、公民参政议政能力提高等在执政党合法性生成方面发挥的重要推动作用.     

浅谈抗战时期民主建设与政权合法性的建构——从统治者“使服从”能力塑造的角度出发

抗战时期,中共高举民主大旗,不仅保障了抗战的顺利进行,而且成功地进行了党政权合法性的建构。政权合法性,简言之,就是统治者赢得更多被统治者对现存政治秩序的认同。将从统治者“使服从”能力的塑造过程来分析抗战时期民主对政权合法性的建构。     

试析当代俄罗斯经济追赶的基本动力——基于政权合法性基础的制度分析

对政权合法性问题的探讨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俄罗斯的经济转轨进程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或经济过程,单一的政治学方法和经济学方法无助于问题的分析和解释.有鉴于此,本文使用了社会科学中普适性较强的一个分析工具--制度经济学--研究俄罗斯的政权合法性问题,同时探究俄罗斯经济追赶的动力所在.     

20世纪四十年代国共势易权移的政治学诠释

本文从现代化理论和政治学原理视角 ,对 2 0世纪四十年代国共政权更迭的原因进行了全新解读。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权的持久抗衡、意识形态迷失造成的信仰危机和宪政建构过程中的非法制化因素 ,导致了中央权威资源的缺失和政权的合法性危机 ;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政治纷争、国民政府政治组织功能的衰退和政党内部自改革运动的失效 ,导致政权内部权威资源流失和政党自我革新能力的停滞 ;驾控基层政治权力能力的弱化、重建地方政治权威的失效和政权“组织成本”的超常庞大 ,造成了政权基础的脆弱和地方基层政治权威资源的流失。权威缺失导致国民党政权进行政治整合失灵 ,政治合法性危机逐步演变成全社会的总危机 ,最终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从政治合法性视角分析我国的“科学发展观”思想

政治合法性是指政治权力得到公众的广泛认同、信仰、忠诚和服从,是政权体系存在的基础。政治的合法性主要来源于经济增长和执政绩效、政治民主化程度、社会公正的实现程度等,对于政治权力体系的构建与良性运行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的“科学发展观”思想内含着政治合法性因素,是针对当前我国政治体系面临的合法性威胁所提出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战...     

对构建党的政治合法性的思考

合法性是权力的一种形态,是“没有权力的权力”,是任何政权都必须要认真面对的问题。21世纪的今天,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考虑政治现代化问题以及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合法性运动”问题,以建构、加强党的政治合法性。     

浅析政治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问题是理性化时代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政治命题，也是运用当代法治理论分析社会的一个重要参数，它强调在现代社会政权的唯一合法性基础只能是人民的普遍承认。阐述了合法性的概念、类型及危机，分析了合法性危机产生的原因以及合法性在中国的适用等。     

后现代化国家社会转型路径的选择——以宪政和民主联结为视角

宪政和民主具有不同的内涵。民主的本质是人民的统治,宪政的本质是对权力进行限制。英美等国家通过宪政和民主的联结构建了有秩序的现代政治文明;而后现代化国家却在移植西方政治制度时出现了视野性遮蔽,将社会转型引向歧途。今天,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宪政和民主的联结是英美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原因;另一方面,由于在无"文化亲缘性"的国度进行制度移植具有失败的必然性,我们应重新审视自身传统,建设与宪政民主功能相同的制度。     

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核心权力交接问题

核心权力交接,即国家政治领袖层的交接班,是当代中国重要、复杂而又敏感的问题.迄今为止,中国的核心权力交接存在个人色彩较浓,对克里斯玛人格仰赖较重,周期较长,变数较多等问题.文中提出了对完善我国核心权力交接的几点思考:培养民主政治文化,淡化克里斯玛权威;促进政治结构分化与功能专门化;实现政治运行法制化;加强党内民主.     

我国近代社会转型路径的反思——以宪政和民主联结为视角

时下,宪政民主再次成为学界热议的焦点。民主从本意上讲就是人民的统治,宪政的本质是对权力进行限制,两者并非天然地结合在一起。英国通过对中世纪传承下来的宪政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使之与人民主权论相结合,实现了宪政和民主的联结,也构建了有秩序的现代政治文明;而中国近世,在理性主义的引导下,移植西方政治制度时无视英美宪政民主,推崇法国模式和纯粹的民主政治,结果将社会转型引向歧途。因此,在社会转型的今天,要警惕理性主义,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宪政和民主的联结是英国＂自发演进＂的结果;另一方面,由于在无＂文化亲缘性＂的国度进行制度移植具有失败的必然性,我们应重新审视我们的传统,从中发展出与宪政民主功能相同的制度。     

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大贡献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社会主义政治史上,第一次明确指出了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把发展民主确立为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任务和目标;强调指出民主制度化和法制化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途径;把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民主政治建设的突破口,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推进、形成和发展了我国的基层民主制度等。这对推进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加强社会转型时期道德文化建设,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道德文化建设.事关国家文化软实力.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矛盾众多,主要包括经济利益矛盾、多元价值观导致的矛盾、民众的民主诉求、参政议政需求与制度的矛盾等.而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个体价值多元化、道德失范成本太小、道德行为缺乏共识等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道德滑坡的主要原因.政府、企业和媒体在社会转型时期应通过加强道德文化建设来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途径

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13亿人民选择的适合我国基本国情、国体的一种新的政权组织形式。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自身建设,认真履行宪法赋予的职权,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途径,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一环。     

环境影响评价司法审查的正当性阐释

环境影响评价具有科技专业性、利益多元性等特征,使得环境行政机关在实施时拥有较大自由裁量权。面对环境行政机关的裁量判断,现行模糊的环境立法并没有为司法机关能否及如何审查环境影响评价提供精确指引,导致环境影响评价司法审查的正当性备受质疑。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法治国家中的权利无漏洞保护需求,分权原则不容许有不受约束的行政权力存在,以及司法权制约行政权政治框架中的正当行政程序标准等均为环境影响评价的司法审查提供了正当性基础。     

论陪审制度的功能

长期以来 ,陪审制度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学者一直将陪审制度仅仅视为一种司法制度 ,而忽视了其民主功能。本文对陪审制度政治参与功能、监督司法权力功能、保障司法公正的功能以及教育功能进行了深入分析     

协商民主的价值分析

推进协商民主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促进政治参与。协商民主有助于保障政治参与权利、提升政治参与质量、拓展政治参与空间、增强政治参与效果。二是培育公民社会。协商民主要求承认公民社会的相对独立性,增强公民社会的理性化和自主性品格,确立公民社会的普遍性法律规则,增强政治国家自身的能力和权威。三是维护政治稳定。协商民主在政府与公民之间搭建桥梁,有效化解政府行为与公民意愿的矛盾,积累社会信任、避免社会动荡。四是监督公共权力。协商民主有助于拓展社会监督的广度和深度,构建“社会制约权力”的监督机制。五是提升政治权威。协商民主有助于政治系统构建认同机制,获取政治合法性、提升政治权威。      

城市民主：中国政治发展的生长点

市场经济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打破了建国后长期形成的"党—国家—社会"三位一体的政治权力架构。社会相对自主和自组织化的发展,使得民主政治成为党和国家功能收缩后的合法性替代。在中国政治发展路径的选择中,城市民主显然具有先天合法性,无论是城市与民主自治的历史关联,还是当前中国政治发展的物质需要和主体能力,都显示出城市民主将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生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