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思想与实践

美国是世界上军事实力最强、经济规模最大和政治影响最广的国家,对世界事务有着重要影响。美国外交是产生这种影响的最直接和极为重要的形式。长期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对中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大,所以近代历届中国政府都把对美政策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美政策也一直是中国政府对外政策中的重要环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对外关系日益扩大,美国外交政策对中国的影响更是有增无减。认识和了解美国的外交政策对于中国制订合理的对外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现代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辩证关系

现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日益为人们所关注。国家对内负责规则的制定和秩序的维护、对外负责本国的安全,建构社会化模式;而社会中人口因素、弱势群体、文化习俗又会对国家政权及政策发生影响。     

美国“人权外交”简论

美国的人权外交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一部分,在历史上是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的。威尔逊的理想主义纲领促成了人权外交的兴起,二战期间和战争结束以后,历届美国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为美国对外政策注入了人权因素,进行了人权外交的实践,到卡特时期,美国人权外交则达到了顶峰,而里根和布什任内的对外政策又意味着人权外交的继续。以上各个时期人权外交的历史背景、表现形式及国际影响尽管是有差别的,但在其本质上却是日益呈现出以下四大特色:重视意识形态的外交工具;重整美国国力的重要手段;与苏联争霸的一种新策略;干涉别国事务的主要借口。     

论蒲安臣的“合作政策”得以推行的因素

“合作政策”是由美国倡导,美、英、法、俄公使共同推行的列强联合对华政策。19世纪60年代,中国对外关系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西方也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在中国,列强要求保持在华的均势。这些因素使合作政策得以正常运行。由于合作政策的推行,使列强取得了在华的特殊利益,它对近代中外关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多重危机冲击下欧盟对外政策的调整

自欧债危机以来,欧盟经历了诸如欧债危机、周边安全危机、难民危机、恐怖袭击、认同危机等多重危机的冲击,这种冲击也反映到欧盟对外政策方面。从最近几年欧盟在对外政策各领域发布的政策文献以及对外行动实践来看,欧盟对外政策中务实主义色彩日益浓重,反映了其在价值观外交遇挫后的战略调整。欧盟现在更加重视周边的安全和稳定,更加重视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针对某些国家提出了复原力概念,在安全与稳定之间寻求平衡,强调战略自主性以加强欧洲和美国的关系,强调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欧盟对外政策调整同样反映在其对华政策领域,欧盟对华疑惧情绪增加,对华政策中贸易保护主义色彩渐浓,更加强调对中国的规制和欧盟的整体利益,在重视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会考虑到地缘政治因素。     

欧盟共同能源政策:制约因素及路径选择

虽然欧洲一体化始于能源部门,但由于欧盟政体的多层次性及其各成员国间现实利益差异等内部因素的制约,同时受到美国、俄罗斯等外部因素的影响,真正意义上的欧盟共同能源政策还未实现。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国际能源形势,欧盟共同能源政策的实现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欧盟对内需要通过制度平衡,调和成员国个体利益与欧盟共同利益的矛盾;对外需要倡导共同能源外交,力争在国际舞台上“用一个声音说话”。     

例析美国对外政策的国内因素

国内政治的运作是一国对外政策的决定因素之一。作为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长期领跑的美国,其对外政策备受关注。通过分析美国里根政府时期对尼加拉瓜干涉这一政策的国内因素,阐述国内政治的运作对美国对外政策制定和推行的影响,并概述一国制定外交政策应遵循的原则。     

狄克逊"访满"未遂事件试析

在纳粹党领导人亲日思想影响下,德国驻日本大使狄克逊主张通过访问和承认伪满洲国,达成德日接近。德国外交部从维系与西方国家、苏联和中国关系出发,不赞成立即倒向日本,故拒绝了狄克逊的“访满”请求。但是,在希特勒对外政策思想影响下,德国外交部对远东政策的指导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导致纳粹统治时期德国远东政策的亲日色彩日益浓厚。     

试析美国国会、总统与对外政策中的战争权问题

美国国会与总统关系为我们准确理解和把握美国对外政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美国的对外政策是多个主体、多种机制和多项因素共同作用和相互影响的产物,其中国会和总统是对外政策的核心行为体。对美国国会总统关系进行充分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更加全面的认识和理解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及其对外政策中的战争问题。     

意识形态与冷战后国际关系

意识形态是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它一方面影响各国对外政策的理念和基调,是判定国家根本利益得失的依据;另一方面又是推行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而且也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阶级和不同制度的国家存在,意识形态就将长期占有一席之地。尽管冷战结束已有十余年,但冷战思维至今影响着国家间关系,一定程度上也对我国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正因为此,我们应对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从而正确指导我国的对外政策。     

美国的总统外交与国会外交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美国国会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其影响不容忽视。尽管在历史上某些“帝王式总统”当政时期 ,国会因其自身运作机制的特点在对外决策中居于次要决策地位 ,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公众外交的影响以及内政与外交的交融 ,国会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的地位不仅得到显著提升 ,而且还逐渐显现出成为掌控美国外交的“锚与舵”的发展趋势。结合美对华政策的制订过程 ,分析国会在外交领域日益凸显的作用 ,我国对美国国会的工作应有相应对策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的战略性调整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进行了重大的具有实质意义的战略调整。对时代主题认识的转变是对外战略调整的重要依据;国内工作重心的确立是对外战略调整的出发点;对国际战略力量划分的科学认识是对外政策调整的认识基础。超越意识形态的全方位外交,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务实的外交风格则是此次对外战略调整的实质内容。     

对建设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一点思考（下）

随着我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任务日益紧迫。在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方面，需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和科学办外交，进一步理清这一领域的基础性概念和理论体系间的关系，注意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相结合，国外理论借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静态研究与动态发展研究相结合，国家发展战略与国际战略相结合。同时，我国国际关系理论与政策研究也有一个既要活跃研究，又要加强统筹的问题。要立足国家利益和发展需要，为不断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而扎实努力。     

加拿大新公共外交评析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面对变化的国际环境,加拿大开始了新一轮的公共外交攻势。通过国际广播、文化交流项目、国际教育项目和新媒介等新旧公共外交工具的灵活运用,加拿大公共外交迈入"新公共外交"的新阶段,其在达成国家外交政策目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受联邦与地方两级政府分权模式的影响、资金投入的相对不足以及国内政党政治的掣肘,加拿大新公共外交的前景不容乐观。     

论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联姻外交

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伊丽莎白一世即位之初即抛弃了传统的外交政策,采取均势外交,其中婚姻谈判作为一种外交政策加以应用。在伊丽莎白统治前十年．法国是其主要成胁之时,英国采取联西抑法的政策,而当西班牙成为英国的敌人之际,英国则转向联法制西的联姻外交政策．     

儒家义利观的现代解读及其对中国外交决策的影响

现代中国外交决策深受传统儒家义利观的影响,这既是中国外交决策的鲜明特色,也是中国外交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本文首先回顾了传统儒家义利观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内涵,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为参照,对义利观进行了现代解读,最后分析了儒家义利观对现代中国外交决策的影响。     

运用对策论分析中国外汇储备政策的最优策略问题

随着中国在国际贸易上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也在不断增加.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国际储备的供应和分配方面均处于较被动的地位,如何运用适当的外汇储备的策略参与到竞争中是眼下中国政府与货币当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美元是中国的主要外汇,中美两国间的贸易对于中国制定相关外汇储备管理政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运用对策论对中美两国间在使用外汇储备政策上的博弈进行了分析,引入了一个外汇储备政策矩阵对策模型,从而得到中国外汇储备政策的最优策略.     

邓小平时期的首脑外交研究

改革开放后,中国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首脑外交也随之活跃起来。本文运用描述性定量分析方法,利用可获得的数据,探讨邓小平时期首脑外交所呈现的变化趋势。通过对首脑互访在历史频数分布、地区分布和国家分布三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邓小平时期首脑外交在数量上比改革开放前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其中,亚洲始终是中国外交的重点,欧洲（特别是西欧）在中国总体外交布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与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国家的首脑互访稳步增长。总体来看,邓小平时期中国的首脑外交得到了恢复并初步显现出全方位的迹象。     

论福特政府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调整

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的双重影响推动了福特政府外交政策的调整。福特政府改变了美国外交长期以来重安全、轻经济的模式 ,逐渐将外交的重心转向西方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发起了西方七国首脑会议 ,参与南北对话 ,以顺应 70年代全球经济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的现实。在美苏关系上 ,福特政府继续推行缓和政策 ,同时又在人权和贸易等方面加强了对苏攻势。福特政府外交重视经济和人权的政策行为表明 ,它已具有了后冷战时代美国外交的某些特征     

论宗教问题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宗教问题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既应考虑其本身的国际性,更应将其置于全球公民社会兴起、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交往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宗教问题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具有两面性。本文拟从周边外交、民间外交、人权外交三个视角探讨宗教问题对中国外交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