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纠纷解决视野下信访制度的现代转型

信访制度由民主参与方式向多元功能的演进,是适应社会转型的正当功能扩容,但是信访制度的实践却使其处于去留两难的尴尬境地.民众高涨的上访热情以及执政者对信访的强烈渲染使信访承受了不可承受之重,信访不再是化解民怨的地方,反倒是民怨产生和国家权威削弱之处.在此情境下,信访制度变革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亦由此产生了诸多具有借鉴意义的建构措施.笔者认为,单纯政治话语中的信访强化会消解国家权威,而信访回归民意上通下达之本意则难以适应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现状,将信访制度纳入纠纷解决系统进行制度设计应是当前信访困境化解可选择之进路.     

信访潮与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路径选择

信访制度是我国的一种历史产物,近10年来信访持续升温,信访制度改革已经势在必行。对此,信访部门官员和学者们提出强化信访与取消信访这两种针锋相对的改革思路。通过把信访潮放到整个社会中去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信访潮的涌起是契约社会的兴起与人治的纠纷解决机制的矛盾,强化信访将把中国的纠纷解决机制进一步引向人治。目前强化信访制度是一个建立在错误的理论之上的错误的制度选择,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强化法院的功能,将信访机构还原为一个下情上达的信息传递机构。     

解决纠纷视角下的信访制度研究

加强信访的制度建设,重新构建信访体系框架,整合信访资源,通过规范信访的程序,建立高效的信访监督以及权利救济机制.把信访所具有的权利救济和政治参与的双重功能剥离开来,使信访制度在处理重大、复杂的群体性事件时能够有效化解纠纷.通过人大信访监督体制的完善,通过对行政权和司法权的监督,把纠纷防患于未然,有效地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信访制度的法治化改革:广东个案

信访制度是一项植根东方文化、颇具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近年来因信访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而备受争议。《广东省信访条例》起草过程中对信访功能定位法治化、信访程序法治化、信访组织体制法治化等方面作了有益探索,力图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信访困局,通过地方立法为信访工作和信访活动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广东省的做法或可为全国范围内信访立法质量提升提供镜鉴。     

环境信访制度的完善——以环境公益纠纷信访为视角

信访作为我国现行的一项非常规权益救济方式,在现行法制不完善和国情条件下,仍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环境公益受损所引起的环境公益纠纷也将增加。我国尚未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公众的环境权益的救济经常处于困境之中。本文探讨信访制度在环境公益纠纷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环境公益纠纷解决为视角,分析现行信访制度的缺陷,并探讨完善的措施。     

社会矛盾多元化的解决路径探析——以信访制度重构为例

基于社会矛盾的多元化,社会矛盾的解决机制不能局限于单一模式,也应多元化.其中,信访制度在社会矛盾多元化解决机制中占有重要位置.法治在中国的发展面临着治理化,与信访制度之间存在冲突.信访制度的路径选择,需要从法治和治理的角度进行探讨.     

信访制度的价值重塑和制度重构

在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广泛存在各种利益博弈,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不均衡使得纠纷日益多样和复杂,并远远超出了法律诉讼制度能够圆满解决的范围。于是在我国出现了较为普遍却非正式的纠纷解决途径--信访制度。通过分析信访制度的特点及信访机构的处理规程、应对措施,提出从价值理念和信访机构、受理范围及处理方式等制度要素入手重新塑造我国信访制度。     

信访制度与群体事件解决对策探析

当前中国从农村到城市的群体事件逐渐增多.加强信访制度建设有利于减少群体事件的数量,但也降低了政府权威、影响着法制建设,并且促使一些经济领域内的问题演变成政治问题,危及国家的长治久安.借鉴西方社会的主要经验,为预防群体事件的扩大化,主要解决对策是:构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建立发达的具有高度多样性的社会中层组织;逐步将群体事件的解决纳入制度化轨道.     

健全“人大”信访制度完善人民参与平台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完善和健全各级人大的信访制度，是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有效监督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实现公平正义、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的重要渠道和平台。     

化解我国信访制度困境的理性路径论析——基于信访制度改革争论的反思

近年来我国信访活动面临严峻态势的同时,信访制度亦遭遇着重重困境.在此情形下学界围绕信访制度改革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并大致形成三大观点:“强化论”、“废除论”和“分离论”.对此三种观点的反思,有助于分析其各自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并能为我国信访制度困境的化解打开另一个窗口.总括而言,分离信访制度的权利救济功能而传播法治精神建设法治国家是一种必然.在未来一个时间段内规范信访程序而力避行政权力“越界”解决信访问题,约束政府权力与追求司法独立公正并举,建立普通民众利益表达组织和社会中介机构提供法律援助,把握利用好此过程中两类事例产生的正负“效应”,均应纳入化解我国信访制度困境的理性路径范畴.     

浅议我国信访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近年来,我国信访持续升温,2003年出现了信访洪峰.在信访案件不断增多的同时,信访制度自身的缺陷也日益显现.对信访制度进行改革已经势在必行,理论界对其改革方案主要有三种:强化论、弱化论和取消论.通过对我国信访制度缺陷和现行信访改革方案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信访制度的完善必须走规范化、法治化之路.     

论农村土地纠纷非诉解决机制之构建

我国农村土地纠纷由于其历史原因和现实因素,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等特点。在针对农村土地纠纷的解决过程中,现有的非诉纠纷解决方式如和解、调解及仲裁等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甚至突显了其相对于诉讼方式的优越之处。但同时也暴露出了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各行其道、有失协调的不足之处。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对现有的非诉纠纷解决方式进行整合和优化,并使之互相补充,从而促成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整体构建。     

论中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功能定位及其调整与完善

法律上的功能定位,决定着制度设计的基本走向,左右着法律的规范重点,影响着法律实施资源的社会分配。现行行政复议法律制度在主要功能上的摇摆不定,以及相互之间的不一致,造成了行政复议资源的浪费和法律实施上的不统一,迟滞了行政复议制度的发展进程,削弱了行政复议作为化解社会矛盾,解决行政纠纷主渠道的作用。修改现行法律,调整行政复议的主导功能及相关制度,已是大势所趋,且刻不容缓。     

论信访制度的内在困境

2005年初通过的新《信访条例》,针对多年来信访制度设计和运行的诸多弊端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以期能够缓解当前信访工作中反映出的矛盾.但是,信访制度的困境并不是一个新条例就能解决的.通过分析改革初期信访制度的内在困境,提出解决机制,以期为信访制度的改善贡献绵薄之力.     

中国涉东盟商贸纠纷解决机制及其践行

对于中国-东盟自贸区商贸纠纷,中国和东盟各国在制度框架内业已建立了一套正式解决机制,中国涉东盟商贸纠纷解决的实践显示,正式设置的制度与商贸纠纷解决的实践存在着悖离.对悖离的原因需要从制度自身和制度外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建设法治公安的几点思考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核心在和谐,基础在法治。法治是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也是保证和谐实 现的最明确、最有力、最具体的手段。其基本含义是已制定的法律和制度获得普遍服从,它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就是社会和谐,而这正 是公安机关的价值取向。在实行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前提和背景下,建设法治公安是职责所定,和谐所需,大势所然。     

论司法改革与非正式纠纷解决机制的协调

司法改革必须对正式的纠纷解决机制和非正式的纠纷解决机制予以正确评估。当事人选择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纠纷解决机制受传统、纠纷的复杂程度、纠纷所要解决的事项是否合法和纠纷解决所需要的成本大小等因素的制约。司法改革必须对两者的分工及影响分工的因素予以仔细的考虑、权衡,对两者都充分加以利用。在当前,司法改革最应该利用的非正式纠纷解决机制是以名声作为基础的预防性和威慑性的系统。     

论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信访终结说明理由制度

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信访终结说明理由制度,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也是落实和谐社会理论的重要步骤。信访终结说明理由制度必须符合科学、合理、完整和逻辑的要求,而非任意和草率地应付当事人,也非各种事项简单的排列。只有遵循这些要求,才能使作出的决定以理服人,达到化解或缓和社会矛盾的效果,从而有利于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     

对完善我国转型期涉法涉诉信访制度的思考

近年来,涉诉信访现象不断增多,不仅加大了法院系统的工作压力和资源投入,而且对正常社会秩序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从而不利于法治国家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本刊特意组织的这三篇文章,有的以司法场域理论为理性分析工具来探讨人们策略选择的惯常规则,在此基础上提出通过增加制度供给、促成规则重构来引导涉诉上访的未来走向;有的立足于解决纠纷的政治方法与法治方法的对立统一性,提出要完善现行法律制度、降低群众对信访效果的预期,在法治框架下对涉诉信访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有的论述了建立统一涉诉困难群体经济救助制度的构想,这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如何预防和减少涉诉信访现象。     

论国际能源署争议解决中心的能源纠纷解决机制

国际能源署（IEA）关于《国际能源机构争议解决中心章程》,为能源争议的解决提供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解决机制。文章对能源争议解决机制的基本框架作了简要论述,并对该机制进行了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