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正义与《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

程序正义既具有实现裁判结果公正的工具价值 ,也有保障被追诉人基本诉讼权利的程序价值。后者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也是我国 1996刑事诉讼法意欲达到的目标之一。但是 1996刑事诉讼法在保障公民基本诉讼权利方面存在着缺陷 ,表现在 :无罪推定原则在立法中并未得到完全认可 ;强制侦查程序法定原则在我国远未得到确立 ;庭审走过场现象十分突出。应当按照我国签署和加入的国际条约中所确立的刑事司法准则以及宪法修正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确立的精神 ,对我国《刑事诉讼法》进行再修改     

我国税法中税收法定原则的不足与完善

税收法定原则是税法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基本原则,它已经成为现代国家税收立法的最高原则。然而,目前,在我国税法中还没有完全真正确立税收法定原则,这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了我国税收的立法工作和征管工作,在呼吁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必须充分的意识到我国的税收在立法、执法中存在着严重的不足,我们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贯彻落实我国的税收法定原则,采取切实措施来完善我国税法。本文从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出发,分析了我国当前税法中税收原则的不足,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     

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困境及其出路

作为资产阶级反对罪刑擅断的产物,罪刑法定原则适应了现代民主与法治的发展趋势,迄今已经成为各国刑法典中的一项基本原则.我国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典(以下简称新刑法典)第一次将罪刑法定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予以明确规定,开启了刑事法律制度发展的新篇章.时至今日,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确立至今已整整十年,我们拟在回顾罪刑法定原则十年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剖析该原则在价值观念、刑事立法及司法实践等层面所面临的困境,并进一步探究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径.     

税收法定原则落实的理论前提之反思

税收法定原则落实的前提在于对税收法定原则的内涵和外延、价值追求、立法确立现状形成共识。税收法定原则应当包括税收收入法定和税收支出法定两个环节,才能实现对纳税人权利的完整保障。税收法定原则的"法"不应作狭义的解释,而应从我国立法实践及本国国情出发,将税收法定的"法"的范围扩展到行政法规。税收法定原则的价值追求经历了从一元的民主到"民主+分配正义"的二元结构的转变。我国近代宪法史曾确立过税收法定原则,遗憾的是,该原则在我国现行宪法中仍然处于空白状态。《立法法》修订仅明确税率这一课税要素的法定,意味着税收法定原则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仅仅得到了初步确立。只有全面提升税收立法的整体立法层级,才能实现真正的税收法定。     

构建和完善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已成为联合国人权宪章确立的一项刑事司法国际准则。我国已于1998年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规定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此原则不仅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反对自证其罪的权利,而且对于进一步加强诉讼民主、文明具有积极的意义。作为现代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确立已成为一种必然。     

论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立法

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典中不只是一项保护人权的基本原则,从立法的角度看,更应该将它视为刑事立法上的一项重要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并不仅仅限于被写入刑法典,它需要刑事法律规范一以贯之,否则罪刑法定原则则将徒具形式上的意义。从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立法的要求看,其消极要求的实现主要取决于一国的法治状况。对刑事立法的要求并不高,我国刑法已实现其消极方面的要求。其积极要求的实现的程度如何直接取决于一国的刑事立法水平。积极要求在我国的实现程度还比较低,原因在于我国的刑事立法水平还比较低。真正实现罪刑法定原则,一方面需要不断提高刑事立法水平;另一方面应当有专门的刑事立法解释。     

罪刑法定原则之再思考

我国现行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这对于加强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促进法治国家的实现无疑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然而,由于受传统法律文化、社会历史条件以及立法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现行刑法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规范并非尽善尽美.为此,有必要从罪刑法定的基本法理、价值取向诸视角,对罪刑法定原则存在的内在冲突加以阐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其冲突的建议.     

我国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制度的缺失及其完善

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制度是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一项重要举措。我国刑事诉讼法首次确立了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标志着我国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进一步强化,但因观念上、立法上及执行上的缺失,导致该制度的实际运作很不理想,应通过更新司法理念、完善立法、健全和规范具体程序、加强队伍建设、强化管理等予以完善。     

我国民事诉讼中的直接言词原则

我国立法虽没有明确规定直接言词原则,但是现行立法和司法解释已经有了体现该原则的部分规定.然而直接言词的审判方式在我国还远未得到确立,间接、书面的审判方式仍较为普遍.我国民事诉讼在客观上迫切要求确立直接言词这一基本原则.因此,应该通过审前准备程序、审判委员会制度和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等方面的完善,将直接言词原则落到实处.     

从一事不再理原则看我国的刑事再审程序

一事不再理原则是国际刑事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由于一事不再理原则蕴含多重价值理念,因此受到世界各国推崇。我国未确立该原则,我国的刑事再审程序与该原则存在着冲突。我国应顺应历史潮流,在刑事诉讼中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并相应地改革刑事再审程序。     

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的理解与适用

作为中国司法实践的一项制度创新,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将现代民法的“帝王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确立为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不仅完善了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体系,也从立法上保证了民事诉讼实践的公正、高效和权威.但该原则及相关程序的规定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完善空间.     

简论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基本理念及原则

本文针对我国刑事司法活动的行政化倾向,提出对刑事司法活动进行科学定位是确立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应该体现的理念和应坚持的原则与前提。在此基础上,文章从刑事诉讼的内在精神视角提出了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应该体现正当程序理念、人本主义理念、公正优先理念、寻求真实理念以及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应该坚持程序法治原则、客观性原则、职权原则、无罪推定原则、权利保障原则。     

程序法定原则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由于刑事诉讼涉及公民一系列重要权利,程序法定原则作为现代刑事诉讼的重要原则,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对刑事诉讼程序提出要求,这不仅是诉讼公正理念的体现,也是诉讼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与外国有关程序法定原则的立法及适用情况相比,我国在程序法定原则的贯彻、实施方面还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     

大陆法系刑事反诉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借鉴

刑事反诉制度在大陆法系许多国家与地区刑事诉讼法中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规定与体现，其中尤以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立法规定的最为明确具体。本文通过对大陆法系刑事反诉制度的基本内容加以介绍，对大陆法系确立该制度的原因以及确立该制度的价值与意义进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建构我国未来刑事反诉制度的初步构想。     

罪刑法定思想的沿革与发展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我国刑法典第3条以显著的位置明确地提出了罪刑法定原则,即:“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这一原则的确立,体现了我国刑事立法与世界刑事立法的基本发展趋势相互衔接,反映了当代中国刑事立法国际化的基本发展趋向,标志着我国刑法的     

中国刑事诉讼简易程序研究

诉讼程序简易化和简易程序多样化已成为刑事诉讼程序立法和发展的基本趋势。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刑事简易程序存在适用范围狭窄、形式单一、对当事人主体地位尊重不足等多方面的问题,应在认真总结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改革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充分借鉴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对其进行包括程序本身设计和配套制度建立在内的全方位完善。本文旨在总结各家关于刑事诉讼中简易程序的论述来进行分析反思我国的刑事简易程序制度。     

核电厂选址之程序正当性——基于风险社会视角

风险社会对程序正当性原则提出了新的挑战,促使其做出调整。发达国家将核电厂选址程序作为核能许可的前置要件,确立了程序性正当原则,并在程序法定、社会可接受性审查和程序简约等相关制度设计上有诸多创新之处。我国相对忽略了核电厂选址的程序正当性原则,故应改进立法理念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从核电厂选址程序着手规制核能风险。     

刑法明确性原则:根基、标准及路径

作为罪刑法定主义的实质侧面,明确性是对刑事立法的一项基本要求,即立法者不得制定构成要件不明确、行为犯罪化的边界不清晰、法定刑幅度不确定的刑法规范.刑法明确性原则的确立,有其深刻而复杂的多维基础.我国现行刑法离明确性的要求尚存较大的差距,为了贯彻和体现刑法明确性原则,需要改进立法语言、完善立法技术、规范刑法解释,以及建立刑事判例制度.     

论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确立及体现

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这是我国刑事立法中的一大进步。本文对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确立的必要性和意义进行了探讨,并分析了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具体体现。     

建立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制度

证据开示的基本内涵是庭审前双方当事人之间相互获取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情况和证据信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后,我国的刑事审判方式由审问制转为对抗制,而庭审前的证据开示程序在对抗制的庭审方式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不容忽视的诉讼价值。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没有确立这一制度,仅有个别条款的内容符合证据开示的某些特征。因此,亟需完善立法,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司法机关的实务操作,争取早日建立起真正的、完全意义上的证据开示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