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儒学对法治文化构造的价值

法律与文化的相互关系问题是法律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作者认为,一定法律所表现的文化人格,是一定国家内在文化的展现.法治的建设如果忽略一定国家文化内在因素的作用,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的移植,它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造成整个国家文化系统的紊乱.因此,中国法治文化的建设必须关注中国传统文化问题.而其中研究传统儒学对中国法治文化构造的价值就具有特别的意义.论文考察了传统儒学人文主义思想特点,分析了传统儒学对法治文化意义的立论,深入探讨了传统儒学对法治文化价值的具体体现.     

论儒学在中国文化思想中的载体性

儒学是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文化思想学说,它兼容并包、与时俱进,最全面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儒学为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载体,各式各样的思想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它们在儒学的外衣包裹下,表达的却是自己独特的思想内核。正是凭借载体性,儒学作为“显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极重要的位置。     

略论儒学的演绎与中国传统文化

产生于春秋大变革时代的儒学在汉代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学究竟在什么意义上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为什么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文章从儒学的演进脉络上考察其包容性、主体性和不断更新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使儒学保持着强大的凝聚力、辐射力和生命力.     

新儒家学说兴起的文化历史背景探析

现代新儒学发端于上世纪20年代,在80年代后其影响日渐扩大.现代新儒学实质是一股人文主义思潮,现代新儒学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文化历史背景.一般认为,现代新儒学产生缘于对"五四"精神的回应."五四"时期,民族的深重危机唤起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产生了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和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主义(马克思主义),要求以西学重建中学,以现代革新传统.与此相对应,出现了文化保守主义阵营,现代新儒学就是其代表.在当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代表的激进主义、以现代西方思想为主体的自由主义和以现代新儒学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是中国大陆鼎足而立的三大思想流派.三者既相互争论、批评,又有相互协作、支持,都为中国文化的重建作出了的努力和贡献.新儒家们主张中西融合,并不一味复古,他们努力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尚有生命力的部分,加以创新,使之与现时代对接.他们认为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于传统、马列、西化三者的"健康的互动".     

梁启超《新民说》对儒学传统的突破

以《新民说》为主线,对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及其与儒学传统的关系进行了分梳和评析。作者认为,梁启超的国家思想和群治思想突破了儒学传统的民本思想,符合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潮流。但在伦理道德观方面仍保留了相当多的儒学传统,既有所继承,同时又在融合中西文化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梁启超提出,一方面通过"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另一方面通过"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这种将两种文化的长处兼容并蓄的文化创新观念,即便在今天仍有启迪意义。     

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思想

河上肇作为日本近代的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与中国思想有着极其密切的双向联系一方面,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河上转向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西方文化处于强势地位的日本近代,他始终亲近中国传统文化,从儒学中汲取"求道"的精神动力,并以中国古代思想为媒介来论述他的社会主义、唯物史观和人道主义;另一方面,河上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又成为现代中国思想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途径,现代中国的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者,都借助他的著作学习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而对现代中国的革命思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阳来复":新轴心时代的儒学前景--杜维明新儒学思想简论

杜维明为儒学发展不懈陈辞,致力于儒学的创造性诠释和儒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不断开拓儒学论说的空间,创造性地提炼、转化儒家文明的核心价值并将其传播、贡献给人类社会,并提出了"儒学第三期发展"的设想。本文在杜维明提出的"新轴心时代"的文化和全球社群的宏观背景中,从其整体思想,即传统思想的现代化把握其解释理路及其论说的创新要点,彰显其思想对于中国文化向现代化创造性转化所具有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境中儒学复兴的可能与路径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因其贴近民众生活、极易为大众理解而在以儒学为传统的民族精神深处发动了一场思想革命,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境在当代中国的生成也使儒学复兴成为可能。传统儒学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已从经学的显学地位跌落到末学的式微状态,儒学复兴也因其缺乏创新转化共识和生活场域基础及偏重心性世界而困难重重。注重生活实践、道德培养与伦理教化的公民儒学的发展为儒学复兴提供了可能,在整合、创新的基础上注重精神塑造将是儒学复兴的未来走势。在价值取向与路径选择上,儒学应以义理革命为基础,立足内容创新、时代需要与文明发展,着眼于返本开新、文化交流与人文关怀,并作为多元文化中的精神变量通过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手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内源因子,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进程中获得新生与发展。     

试论六朝文化的价值与意义

本文探讨了六朝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与特色问题.认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部分的六朝文化,具有其独特的价值.这主要就是挣脱两汉儒学束缚、追求思想自由、发展抽象思维、张扬个性主体、实现精神的内在超越.六朝文化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六朝文化在传承汉魏以前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隋唐礼乐政刑典章制度、促进江南开发及中外文化交流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加强六朝文化研究,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儒学的治疗学意义与生命教育——以唐君毅《病里乾坤》为例的生命学解读

生命教育必须以本土文化为土壤才可以真正得到现实的落实.传统中国社会号称是以儒学作为主导性文化的社会,尽管中国社会不完全等同于儒学社会,甚至在相当程度上远离了儒学知识系统下的价值理念与理想目标,远离了儒学的人文心灵与价值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学与社会是完全脱节的,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儒学的文化理念对现世生活仍有相当的关联性.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儒学的治疗学意义还是有或多或少的依赖,尤其是在精神的心灵安顿上,常能获得儒学的文化滋润.正因为此,在当下推行生命教育,从儒学的治疗学意义寻求文化根基,是建构本土化生命教育和提升当下中国人生命意义的重要途径.     

章太炎的道德观

章太炎先生无论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还是在晚年的国学讲授中,都极为重视道德的锻造和坚守。早年主张革命道德说,并将佛学引入中国传统文化,目标是建立革命道德说而进行排满革命;中年以后,逐渐回归到传统道德学说,尤其回归到儒家道德学说;晚年通过讲学活动,以保存中国历史经典,以延续中国民族文化、民族血脉、民族气节和道德,抵抗日本侵略。     

论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观和儒学的现代化路径

新儒家的出现,无疑是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日趋衰落的结果,但本质上由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当然,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五四新文化运动存在的某些非理性密切相关。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观主要可以归纳为四类：以梁漱溟、熊十力等为代表的第一代儒学现代观;以冯友兰、贺麟、钱穆为代表的第二代儒学现代化观;以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为首的第三代儒学现代化观;以杜维明、刘述先为重要代表的并且正在形成的第四代儒学现代化观。日益失去经济和政治基础、理想与现实层面严重脱节、保守的政治与文化立场难以获得普遍权威等现况是儒学现代化正面临的困境。促成儒学的顺利现代化可以从以下渠道去努力：走出＂批判—挖掘—超越＂三步曲、构建＂儒学—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三格局、实现＂思想性—时代性—群众性＂三结合。总之,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思考儒学的现代化之路,对于加强我国当前的先进文化建设都不乏启示。     

吴趼人文化观探微

吴趼人文化观的构成是多层面的 ,从其发生和发展来看 ,它以体认“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为起点 ,以接受资产阶级改良派、维新派的思想为中介 ,在吸收和批判西方文化思想的过程中 ,表现出对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回归。在探索中国未来的道路时 ,其文化观的形成与中国社会各种思想的交锋有着密切的关系 ,而且是其小说创作的原动力。     

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天地会得以合作之原因

以推翻满清政府,恢复汉民族对国家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政权为目的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反清复明"的天地会得以合作的原因主要有:共同的奋斗目标———"反清";儒家思想浸润下的天地会所具有的正义性与天地会联络方式的秘密、严谨和成熟;资产阶级革命派早期关于"革命"意义的宽泛化及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天地会作了大量的统战工作。资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天地会进行革命活动,有优势、有成果,但同时也有不少弊端。     

中国园林与儒家思想

该文通过对有关中国园林与儒家思想诸种说法的整理分析,发现中国园林与儒家思想有一定的关系,但并没有目前人们所论证的那样紧密。论证儒家思想与中国园林发生联系的许多理由,有些在理论上经不住推敲,有些并不具有普遍性的意义。文章指出儒家思想影响中国园林的新的途径与新的方式,强调只有将儒家思想中诚敬端正的价值观念贯彻于园林的营造之中,通过在园林中重新发挥传统园林启发智慧、端正心灵等诸多功能,才是中国园林得以发展,充满希望和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与儒学复兴"第四次浪潮"的对话——兼评鲁迅研究界"集体失语"现象

近年来,儒学掀起了“第四次浪潮”,鲁迅研究界对此几乎没有什么反应,但实际上两者之间很需要作平等的交流和对话。如果用主流话语的“先进文化”概念来品评和衡量“儒家文化”,就能对儒家的“第四次浪潮”做出科学的评价:历史上的“儒学”固然有它的价值,但后来渐渐地落伍了,它统治中国思想文化两千年,最终让中华民族落后于西方列强几百年,所以“儒学”在现代社会已经不属于“先进文化”的范畴,不能对社会的进步起到推动作用,“儒学复兴论”也不可能在民众中引起反响。     

新加坡儒学在体制内的流传

新加坡儒学在体制内的流传始自19世纪中叶,早期是通过当地华人社会办书院、学校来传播除了教材,还辅以对朱熹和孔子的崇祀.自20世纪四十年代开始,中学的华文课本成为传统上传播儒家思想的重要媒介,而本地大学的中文系以及延续的研究院则从六七十年代开始成为儒家流传和研究的最理想场所.从八十年代开始在新加坡兴起了波澜壮阔的儒学运动,儒学思想最终找到了流传和发展可以依附的体制.     

日儒学之差异性研究

在儒学文化圈内,中日儒学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探讨中日儒学的差异性,有利于发挥儒学在现代化中的作用。     

医儒相通的三重内涵

医儒相通有三重内涵:一是儒学中包含有一定的医学.主要是养生学知识;二是儒学充实了中医的人文性内涵,主要是构建了中医医学伦理学;三是儒学赋予中医学的思维特征:中庸调和、直觉体悟.深刻理解"医儒相通,通在何处"是中医哲学的关键问题之一.否则,不仅医学难以深入,儒学也难以人流.     

论传统儒学的现代宿命——兼及新保守主义批判

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带有鲜明的政治特性,突出表现为崇圣意识和王道理想。君权至上、父权至尊和伦常神圣构成了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价值结构。汉代儒学被政治意识形态化,延续的仍然是先秦儒学的价值系统。因而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政治文化中并不包含现代化的因素。儒家思想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有许多内容,包括一些价值性的规定是无法与现代社会相沟通的,这就是传统儒学在现代社会的宿命。新儒家、新保守主义等学派设想复兴儒学,显然是不适宜的。当代中国需要建立一种以现代社会理念为基点的先进文化,其价值构成应当是法治的、人文的,同时也要批判地吸纳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