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范的意义——朱熹的辞赋创作

朱熹作为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所形成的理学派别,因把"理"或"天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理"是形而上学之"道",是宇宙的本源),在后世被人们称为"道学派"。朱熹理学思想体系的形成主要在南宋孝宗乾、淳年间,其在理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辞赋创作,无论是书院类辞赋还是世俗类辞赋,理学思想始终都是统摄其作品的主线,但其赋作并没因此陷入单纯说理的困境,相反在其辞赋中朱熹把文道关系结合得恰如其分,形成了醇厚典雅,雍容不迫,寓理于景的文风,他的辞赋作品也因此被同时代或后代人视为骚体赋作的楷模,具有了典范的意义。     

气质以言性:朱熹“气质之性”概念的哲学分析

"气质之性"这一概念并非朱熹首创,但朱熹在他理学思想的语境下对它进行了重新的理解、使用和讨论。通过对朱熹"气质之性"概念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朱熹以"气质"言"性",在其理学视域下突出"性"之本义("生"),并使他关于"性"的诸问题的思考在上贯形上层面的同时也始终着落于现实世界,着落于实处,这彰显出其理学思想的实践品格和迥异于佛老人性论的理论特质。     

“诗哲”与“文道”——以柏拉图与朱熹为例

柏拉图和朱熹都是世界文化史上弃诗从道的哲学巨人,柏拉图批判荷马接续“诗哲之争”;朱熹批评苏轼则终结“文道之争”.诗哲争强调诗哲二分,哲学超越诗歌;文道争主张以道为本、文与道合.两者对诗文的批评都包容着对诗文最深刻的认识,柏拉图对真理的强调是他批判诗歌不“真”的根据,朱熹哲学的道本论特征是他强调诗本性情之“正”的前提.强调“真”与凸显“正”是柏拉图诗学与朱熹诗学的差异所在.     

黄溍“羽翼圣学”的文道观念

黄溍是元代中后期重要的理学家和文学家,他的理学传承可上溯到朱熹,又下传至明初重要的文人宋濂。黄溍承继了宋代理学说三代的传统,在理学思想方面极力羽翼圣道。在文学思想上,黄溍坚持文乃道之所发,文章的功用是用来载道的。黄溍把文章作为明道和"羽翼乎圣学"的工具,认为文章的写作,必须本于"道",根于理,羽翼古圣贤之论。     

“为世宗儒”：何基理学与文学思想论

何基是朱熹的再传弟子,是婺州金华朱学的开创者.他的"理"论、心性论、知行观、文学观等,虽然来源于朱熹,但是,何基的整个思想显得比朱熹简洁纯粹.特别重要的是,何基的重点是在践履上,即他的思想都是与他的实际道德生活实践相通的.何基以践履树立起榜样,这在儒学发展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南岳酬唱后的“诗禁”与朱熹“中和说”之变

朱熹与张栻、林用中在乾道三年的南岳酬唱之后,有一个禁诗之约,旋又解禁,体现了朱熹作诗与学道的矛盾态度,并带有"中和"思想转变的印记:其"中和旧说"以性为未发、心为已发,且从气化的层面上讨论心体的流动,不免造成情、气的放逸;而乾道三年前后朱熹逐渐关注的"敬"的工夫,则是对情、气的约束。而这两方面对诗的作用是相反的,也是朱熹作诗既忘情又警惕的矛盾症结之所在。随着其"中和新说"的形成,即以未发为"性"、已发为"情",朱熹在情感控驭方面有了新的进境,如何使诗作富于生意而又情感平和成为他更高的诗学追求。     

论朱熹的散传

朱熹是历史上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和文学家,对于他思想及作品的研究层出不穷,但尚无人涉足散传的专题研究。本文立足于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分析,总结了朱熹散传创作在篇幅、人物和选材上的特色,并试图揭示出其创作中出现的写作体例变化和思想强化的原因。     

屈原的“忠”与“过”——谈朱熹眼中的屈原

怎样评价屈原，一直是楚辞学界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之一，朱熹在《楚辞集注》一书中，集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文章结合朱熹的“中庸”思想与其观人之法，深入剖析他从批屈之过，到赞屈之忠的独特思考方式，着力展现朱熹之论与前人之论的异同，既肯定其思想的闪光点，又揭示其局限性。     

陈淳论“经权”

陈淳的经权思想可归纳为三:在经权观上,他阐述了经权相对不相悖的辩证经权观,由此建构起权衡权变理论框架;在权中观上,论述了权衡权变以"得中"为原则,即权衡权变的适度性问题;在用权条件上,提出了"理明义精"是权衡权变主体的必备条件。陈淳的经权思想具有传承性、周延性和历史性等特征。他尽管没有其师朱熹那样博大精深,但在理学经权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     

浅析朱熹“本体论-宇宙论”双层结构系统

朱熹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其思想的出发点是以天理为核心的本体论。如果要对朱熹哲学有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就必须从研究朱熹"本体论-宇宙论"双层结构系统出发,进而理清其整个本体论体系,方可对其本体论衍生而出的功夫论有全面的理解。     

“任道为宗”：宋濂的学术传承和理学思想

宋濂作为明初最重要的理学家和文学家之一,理学传承可上溯到朱熹和吕祖谦,文学传承可上溯到方凤。宋濂在理学上没有固守一家之说,而是综览百家之说,丰富自己的理学思想。对于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宋濂不偏向于一家,而是调和二家之说,提出自己的明心、识心之说。     

从“格物致知”看朱熹的理学地位——对牟宗三判朱熹为“别子为宗”的反思

牟宗三以道德形上学为根据,从本体论和工夫论两方面展开论述,认为朱熹将天理与人心相区分,追求"只存有不活动"的道德本体和格物致知的顺取工夫,而将其判为"别子为宗"。但是通过对朱熹思想发展脉络的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其"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工夫入路是对程颢等学者过于追求"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道德境界而忽视具体实践工夫的一种矫正。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促进了先秦以来儒家传统思想的深化和思维水平的提升,在宋明理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李退溪文道观与时调《陶山十二曲》

李退溪秉承了朱熹的文道思想,认为道在日用亦在文艺,诗为末技但可正心,端庄于诗书方可近道.其温柔敦厚的诗教思想在于发挥文学的感化功能来陶冶情性.他创作的时调《陶山十二曲》,缘情言志,以委婉的抒情手法表达真情实感,以期荡涤鄙吝,感发融通而达教化之目的.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思想融于朝鲜本土时调,对朝鲜李朝的文艺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朱熹论韩愈之文学理念及其创作

韩愈认为文和道是同等重要而又彼此独立的，各有其不可替代之价值。朱熹从理学出发，以文道一元说取代了韩愈的文道二元说，认为文与道不可割裂，且文从属于道。在对韩文的评论中，朱熹深入阐发了其风格高、变、正、阔、雄的特点，但仍对其重文辞而不悟于道表示惋惜。     

“买东西”,为什么不说“买南北”

南宋理学大家朱熹在出仕前,家乡有个叫盛温和的好友,此人亦是博学多才的人。一天,两人相遇于巷子内。盛温和手中拿着一个竹篮子,朱熹问他:"你去哪里?"盛温和回答说:"我要去买点东西。"朱熹是以穷理致知研究学问的人,他听完盛温和的话,很好奇,随即问道:"你说‘买东西’,为什么不说‘买南北’呢?"盛温和反问朱     

“文从道中流出”:朱熹对文道关系的新理解

在文道关系上，朱熹针对此前的“文以明道”、“文以贯道”的主流观点，提出了“文从道中流出”的新文道观。两种命题字面差异不大，实质却大异其趣。“文从道中流出”更加坚定地站在道理的立场，更加强调文道的一体性，说到底是“理一分殊”哲学思想在文学领域中的反映。它是理学的扩展，对文学有压抑，但从某个角度来说又对散文学有所提升。这种在理论上十分完满、周延而不免矛盾的文道范式的出现，是传统文道理论的一个重要绾结。     

“格义”在孙绰佛教思想的应用

孙绰作为魏晋时期的文学家,人们对他的研究多停留在文学层面上。而作为居士、名士,他与多名僧人交往,他的思想中,佛教思想也占有很重要的部分。而在对佛教思想的解读方面,"格义"也成为了孙绰思想中重要部分。文章将通过对孙绰佛教思想中"格义"思想的应用加以阐释。     

晁错的“储蓄”思想

晁错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经济学家。作为经济学家,他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则是其"储蓄"思想。在汉初"无为而治"的政治背景之中,晁错的储蓄思想源于贾谊的《论积贮疏》,并将其从理论发展为实践。晁错还充分吸取商鞅农战思想,以"重农贵粟"为根本,以"增收节支"为目的,以"先边塞、后内地"为策略,最终达到了"主用足、民赋少、劝农功"的治世效果。这种"储蓄"思想为汉武帝的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借“翻译”以“新民”——梁启超翻译思想探究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翻译家,由于身处历史转折时期,他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政治,他将翻译视为一种宣教启蒙的工具,旨在以西方思想来启迪中国民众的智慧,从而达到强国的目的。梁氏这种借翻译以"新民"的思想指导着他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并对当时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朱熹哲学性质的若干思考

朱熹哲学思想体系中太极。理、气关系决定着其哲学思想的基本性质和理论形态。本文作者以唯物辩证论思想为指导,剖析了朱熹哲学思想中理与气的关系,认为他的哲学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朱熹宇宙本体论中的内在矛盾在于"太极即理"、"太极即气"与"理先气后"之间的矛盾。但他论述宇宙发生和天地万物生成问题时,一方面虽然提出理本论思想,另一方面又用气来解释太极即世界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