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城市外来未成年人街头犯罪现象探析

外来未成年人街头犯罪已遍布全国各大旅游城市,成为旅游城市一个社会治安问题,对旅游城市的旅游环境等方面有较大影响。本文根据一定的法律文献资料,结合旅游城市公安机关办理外来未成年人街头犯罪的有关案例,经笔者近两年来的专项调查,从外来未成年人在旅游城市街头犯罪的现状及特点、公安机关打击处理未成年人街头犯罪碰到问题以及应对外来未成年人街头犯罪的措施等方面进行了探索性地分析。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现状、特点及对策--中部A省未成年犯调查

多年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大面积的统计调查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禁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致使社会及学术界一直没有一个比较全面整体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印象,本次调查在得到相关部门允许的情况下,试图通过统计数据为学术界及社会提供一个未成年人犯罪的总体印象。文章首先描述了未成年人犯罪者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方面的特征,并与相应部门提供的相关数据进行对照;描述了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况及其在社会犯罪中的各项比例,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基本特征,并结合未成年犯罪者的生活环境,提出了相应的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具体措施。     

未成年人犯罪的内部动因与外在影响研究

经央视与有关部门调查显示,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程度最高的问题之一。它给未成年人自身以及整个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分析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探寻未成年人犯罪的根源,对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和培养合格的一代新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之心理界线的形成

未成年人的生理特征及心理特征决定了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文章从心理界线的视野剖析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未成年人犯罪的表现形式及未成年人心理界线缺失的原因,探讨心理界线的培养对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论述心理界线形成的主要策略。     

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制度的构建

未成年人犯罪率的居高不下,与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缺乏有效干预密切相关。对少管所未成年犯前期罪错的调查研究反映出家庭、学校、社会组织对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教养无方、监管不力,矫治无效。未成年人的罪错行为向犯罪行为的转化与行为本身的渐进性发展有关,更重要的原因是社会制约的匮乏,表现为工读教育萎缩、《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缺乏可操作性以及其他相关法律缺乏矫治效果。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要求举全社会之力干预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应全面修订《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树立保护处分理念;应建立强制性亲职教育、加强对教养失职父母的社会监督,改革工读教育制度、发挥其挽救有违法和轻微犯罪行为未成年人的重要作用,发展社区教育、使社区教育成为矫治罪错未成年人的重要制度。     

宽严相济视阈下我国未成年人刑事立法之完善

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立法单向地采取宽缓的刑事政策,而没有对未成年人犯罪在区分轻微犯罪和严重犯罪的基础上．分别采取相应不同的刑事政策。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结合新时期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的新特点,应对未成年人犯罪确立以“宽缓为主、严厉为辅”的具体刑事政策。因此,在修改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中有关未成年人犯罪规定的同时,建立一部完整的《未成年人法》,以此来更好地指导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实践．实现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综合治理。     

未成年人犯罪原因及对策分析

未成年人犯罪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越来越引人关注。从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看,主要是犯罪的未成年人主观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差;同时各种外部因素也是诱发未成年人犯罪不可忽视的原因。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对策看,立足点应放在长期作用于未成年人的心理、生理和思想品德等外部环境上。     

社会转型期的未成年人犯罪与防控

社会转型期未成人犯罪的增长,是由于社会的急剧变迁和未成年人成长环境变化所导致的。为了能比较准确地分析其原因,我们对部分大学在校生和江苏省少年犯管教所的200名少年犯的成长环境进行了调查、比较,通过分析我们深深感到预防与控制未成年人犯罪,既要净化环境以减少未成年人社会化缺陷的形成,又要营造健康向上社会环境,这是避免未成年人形成犯罪心理并控制其外化为犯罪行为的重中之重。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缺陷与改善对策

未成年人犯罪是一种特殊的犯罪类型 ,它在犯罪的成因与认定、刑罚的适用、诉讼的方式及犯罪的预防等方面都具有与成年人犯罪不同的特点 ,从而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的几大特点来看 ,现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存在着诸多不尽完善的地方 ,必须加以重新审视 ,并采取相应的刑法对策实施变革 ,最终实现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的现代化。     

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比较研究

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未成年人犯罪中“未成年人”的界定相同,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种类也大多相同。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之差异表现为：未成年犯罪人的刑事责任范围不同,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种类有一些不同;未成年人犯罪的具体量刑制度不同;在个别犯罪上对未成年人设置的刑罚不同等。通过比较得出对完善我国大陆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的启示是：调整相对刑事责任年龄阶段人的刑事责任范围,在刑法中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无期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增设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别量刑制度等。     

谦抑与惩戒：检察实践视阈下的宽严进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理论与实践研究之一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我国现阶段惩治与预防犯罪的基本刑事政策,该政策具有丰富的辩证法蕴涵与多维度指向,“宽其所宽,严其所严”当为其旨趣,谦抑与惩戒的区别适用乃检察实践的应有之义。和谐社会语境下,刑法的谦抑性可在扩大相对不起诉范围、确立暂缓起诉制度、引进刑事和解制度、确立辩诉交易制度、慎重适用逮捕措施以及积极谨慎地认定自首等层面得以彰显,而法治理念中刑法的惩戒功能则可从适用对象和适用方式等角度予以规制。     

构建我国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暂缓起诉制度

随着未成年人犯罪逐年增加,规制未成年人违法与犯罪的刑事司法制度已成为各国法律制度发展关注的焦点。我国有关未成年人的刑事司法制度发展相对不足,而暂缓起诉制度,有利于符合条件的触犯刑法的未成年人的教育、改造和回归社会。     

网络直播聚合犯罪的罪因、特征与治理措施

网络直播聚合犯罪愈演愈烈,主要集中于知识产权犯罪和色情犯罪领域,国内目前对该类犯罪的研究较少。网络直播聚合犯罪与社会结构方面的紧张、个人违法性意识方面的紧张存在关系,前者主要体现为：商品拜物教影响下的部分民众设定目标时日益以物质获得为参考系;阶层固化使得处于部分底层民众无法通过制度性手段实现目标。后者主要体现为网络直播聚合犯罪者实施犯罪,与其权衡犯罪成本与获利数额、心存侥幸有关。在对案例进行实证分析的前提下,归纳概括出此类犯罪的三个主要特征：犯罪主体呈现出低龄化、学历较低、无业状态较多的特点;分工的复杂性、网络的匿名性使得犯罪的隐蔽性较强;黑灰产业链业已形成并成熟。对此类犯罪的治理,应当坚持惩防并举,在惩罚方面应当注意网络直播聚合共同犯罪认定规则的变通适用,以及网络直播聚合犯罪立法扩张、司法限缩与严格执法之间的关系;在预防方面应当构建国家、社会两位一体的预防模式。     

论文化冲突与女性犯罪

文化冲突导致犯罪 ,是当代犯罪学中一个著名的理论。随着我国社会体制的转型 ,女性犯罪日趋增加。其中转型带来的文化冲突是女性犯罪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文化冲突具体表现在 :性别角色社会化冲突 ,婚姻价值观念的冲突 ,性心理、性意识的冲突。因此 ,要减少和遏制犯罪 ,应进行正确舆论导向 ,树立主流文化意识。     

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理念的中国实践

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是对传统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反思与超越,实现了司法目的从惩罚到保护的回归。我国也开始进行恢复性司法本土化尝试,基层司法机关运用刑事和解、暂缓起诉、前科消灭等制度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在我国试行恢复性司法还需注意观念更新、具体适用制度和配套制度的完善,以期更广泛地发挥该制度的作用。运用“恢复性司法”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既有赖于立法的支撑,更有赖于司法的践行。     

从“亲亲相隐”到“亲亲不隐”

“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的一项法律制度,它肯定了亲属之间相互隐匿罪行的正当性,符合中国古代礼法并用的律法特点。然而在现代法治社会,人们越来越重视对权利的维护,法律成为维权最重要的依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国现代司法制度的基本要求,如果将“亲亲相隐”法制化,则意味着,在现代法律中血缘亲情将成为能够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因素。如此一来,司法何以体现公正,如何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将“亲亲相隐”法制化的观念是不可取的。     

法经济学视野下的经济犯罪

经济犯罪日趋高发,传统法学定性分析的方法受到挑战,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基本规则看待经济犯罪这种负经济现象具有了需求的必然,法经济学在研究经济犯罪问题中的应用和价值愈发凸现。法经济学与经济犯罪具有天生的渊源,资源稀缺与效率、成本与收益、供求法则等经济学中的基本规则在经济犯罪产生的分析中具有当然的适用性。     

The perception of crime and punishment: A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analysis

Two studies were conducted to determine (a) the degree to which seriousness is an underlying dimension in the perception of crimes, (b) the relationship of seriousness and other perceived properties of crimes with punishments prescribed by law and punishments assigned by subjects themselves, and (c)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ity variables and both the salience of perceptual dimensions and the severity of punishments assigned. Similarity judgments for two sets of crimes were multidimensionally scaled and in both cases the four-dimensional solutions were optimal. None of the dimensions was highly associated with judged seriousness. As in previous investigations, seriousness was only moderately related to punishments prescribed by law. However, certain other perceptual dimensions were found to be associated with legally prescribed punishments, although these were not the same dimensions which were aligned with the severity of punishments called for by the subjects. Authoritarianism and Locus of Control we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the salience of perceptual dimensions for one of the two sets of crimes. High Authoritarians called for more severe punishments to be levied for crimes on three of the dimensions in one set, but assigned significantly longer sentences than other subjects only for capital offenses.     

商业贿赂犯罪独立设罪研究

商业贿赂的泛滥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重要的经济和社会现象之一,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构成巨大威胁。现行刑法关于贿赂犯罪的规定涉及公务贿赂和业务贿赂两个规范体系,立法为两罪所配置的构成要件无法全面反映对商业贿赂犯罪实施刑法规制的客观要求。基于此,有必要完善我国刑法,将商业贿赂设计为并列于前两类贿赂犯罪的独立形式,以此形成我国完备的贿赂犯罪惩治体系。     

论高等院校职务犯罪及其防控措施

近年来,在我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的背景下,在法律上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高校领导干部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赃枉法的职务犯罪呈增长趋势。高等院校领导干部职务犯罪的突发性、严重性和危害性已经引起了社会的警觉和关注。因此,在当前加深对高等院校职务犯罪概念和特征的认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高校腐败犯罪的体制和体系就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