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艺术的辩证法

对鲁迅先生杂文艺术的认识,历来就有分歧。早在三十年代就有人给先生取个绰号,叫做“杂感专家”。对此,瞿秋白同志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专’在‘杂’里,显然含有鄙视的意思。可是,正因为一些蚊子苍蝇讨厌杂感,这种文体就证明了自己的战斗意义。”(《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是的,鲁迅杂文的战斗作用与艺术价值是得到了世界公认的。国际主义战士史沫特莱曾经这样评价先生从事的杂文创作:“他把他的笔只当成一种武器——简直是一枝匕首——用来批评政治。……通过这些政治批评,畅流着中国的和西方的二支文     

浅草——沉钟社艺术倾向之我见

浅草——沉钟社“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团体”。自从一九三五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作出这个论断后,五十年来,人们几乎众口一词地说该社的艺术倾向是“为艺术而艺术”,甚至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有渐次升级的趋向。比如,一九八四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赵遐秋、曾庆瑞编,以下简称《小说史》)写道:“‘一九二四年中发祥于上海的浅草社,其实也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团体。’鲁迅这个论断,除了时间误记,大体上是恰当的”。“他们对旧社会不满,又看不见出路,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影响,只想在文学艺术中讨生活,因而流入了‘为艺术而艺     

读《求乞者》

《求乞者》与《影的告别》写于同一天,发表在同一天的《语丝》周刊上。如果说《影的告别》是鲁迅严格解剖自己的思想——“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八日鲁迅致许广平信)而又暂时不能予以证实的苦闷,那么《求乞者》则是这种思想更为形象、更有诗意的抒写,进一步表现出作者“与黑暗捣乱”(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鲁迅致许广平信)的毫不妥协的革命精神。作品的开始,就在读者面前展现一幅极为鲜明的画面:微风起来,枯叶凋零,四面都是灰土,“我”与另外几个人各自走路……,作者以极为形象、凝炼的笔墨,勾勒了这些景象,组成一幅暗淡、萧瑟的艺术画面。这幅画面是鲁迅对黑暗腐败的旧中国的     

狂人形象散论——鲁迅《狂人日记》学习札记

一九三五年,鲁迅以史家手笔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实绩做了如下的概括: “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在这里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     

略评石一歌的“鲁迅研究”

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曾经指出,一切机会主义的头子都惯于“打着别人的旗号,偷运自己的货色。”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为了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就是打着“研究”鲁迅的旗号,为他们一帮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鲁迅,曾经在他那匕首投枪般的杂文和书信中揭露了狄克(即张春桥)“向‘他们’(指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及其走狗文人——引者按)献媚或替‘他们’缴械”     

鲁迅“碰壁”臆测

一、所谓“碰壁”在短短的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鲁迅连续在三篇文章——《华盖集·“碰壁”之后》(1925年5月21日);《野草·死后》(1925年7月12日);《华盖集·“碰壁”之余》(1925年9月15日)里说到自己的“碰壁”。鲁迅说:“碰壁,碰壁!我碰了杨家的壁了!……中国各处是壁,然而无形,像‘鬼打墙’一般,使你随时能‘碰’”。又说:“我想,这回是六面碰壁,外加钉子。真是完全失败,呜呼哀哉了!”那么,“碰壁”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要从两方面去看。一方面,中国现代史的发展过程。另一方面,鲁迅的战斗生涯。先看中国现代史的发展过程。     

释“悳”

鲁迅先生在他的《名人和名言》中曾写了如下的一段话: 还有江亢虎博士,……谈到小学,说“‘德’之古字为‘悳’,从‘直’从‘心’,‘直’即直觉之意”,却真不知道悖到那里去了,他竟连那上半并不是曲直的直字这一点都不明白。这种解释,却须听太炎先生了。(鲁迅:《名人和名言》) 一九七二年底,我的一位朋友给鲁迅先生的这段话作注,要我帮他解决一下有关“悳”字的形义问题。他既问道于盲,我则义不容辞。曾先后给他写了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     

《中国小说史略》的一个特殊视角——兼谈《三梦记》的深层心理描写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奠基之作,在方法论上给后来的小说史研究以重要的启示。早在50年代,李长之先生就发表了题为《文学史家的鲁迅》的长篇专论,全面地高度地评价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的学术价值。然而,在谈到《中国小说史略》有关唐传奇的评价时,李文对于鲁迅的识见的理解却似乎不无偏颇,而且从行文上看,李文自身也似乎不无矛盾。一方面,李文注意到,“他(指鲁迅——引者注)之特别珍视唐人传奇,也是在‘意识之创造’”;另一方面,李文却认为,《中国小说史略》“讲唐代传奇而对《李娃传》、《柳毅传》、《霍小玉传》只寥寥数笔,还不如《秦梦记》、《三梦记》详”,乃是《中国小说史略》的一个缺点。殊不知     

读《我的失恋》

《我的失恋》是鲁迅散文诗集《野草》中唯一的以纯粹诗的形式出现的一篇杰作。它最初发表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八日的《语丝》周刊第四期上。当时,有些青年不是积极地投身于方兴未艾的人民革命斗争的浪潮,而是沉溺于个人恋爱的狭小天地里。他们把恋爱看得至高无上,重于一切,似乎失恋就失去了生命。他们一旦失恋,就大作起“啊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无聊的失恋诗来。鲁迅在一九二五年七月九日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所要登的是议论,而寄来的偏多小说、诗。先前是虚伪的‘花呀’,‘爱呀’的诗,现在是虚伪的‘死呀’‘血呀’     

试论鲁迅笔下的两位女性形象——祥林嫂与子君之比较

鲁迅 1 92 4年 2月写的《祝福》中的祥林嫂和 1 92 5年 1 0月写的《伤逝》中的子君 ,是对中国历史、现实深思后创造出的两位女性形象。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写道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 ,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 ,以为必须是‘为人生’ ,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 ,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 ,意思是在揭出病苦 ,引起疗救的注意。”《论睁了眼看》中也写道 :“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在《南腔北调集》中又称“要改造‘国民性’”。鲁迅通过祥林嫂和子君 ,提出了浓烈的封建…     

鲁迅在复旦演讲的题目辨正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日,鲁迅先生曾来复旦发表演讲。这在他当天的日记中有所记载:“午蔡毓骢、马凡鸟来,邀往复旦大学演讲,午后去讲一小时。”翻八一年新版本《鲁迅全集》十四卷《日记》注释,见:“往复旦大学演讲,讲关于革命文学问题,讲稿佚。”(P.681)在第四卷《三闲集·序言》里又有一条有关此事的注释。鲁迅先生“十一月二日在复旦大学作题为《革命文学》的讲演,有萧立记录稿,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五月九日上海《新闻报·学海》。”(P.6)马蹄疾先生在他的《鲁迅演讲考》一书中还更进一步地说:“萧立在《鲁迅之所谓‘革命文学’》     

鲁迅与进化论及赫胥黎、严复与进化论——也论鲁迅前期的宇宙观

鲁迅前期(“五四”前后——“二七”大革命前后)宇宙观(世界观)的形成,因素是多方面的,而主要的因素恐怕要算进化论了。他自己就曾不止一次地说他前期是“只信进化论”(《三闲集·序言》)的。鲁迅开始接触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媒介者是严复,严复是把进化论引进中国的第一个人。其实他一生并未翻译过一本达尔文关于生物学的著作,使他最负盛名的《天演论》则是英国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的意译本。赫胥黎在此书序言中说:“最近许多年来,……我的注意力大部分已经转移到近代科学思想对于道德和政治问题的关系上去,”《进化论与伦理学》就是他把进化论运用到哲学,社会学领域的论文集。由此可见,鲁迅打接触进化论的第一天起,即不单单是从生物学的角度给予欣喜的拥抱,主     

鲁迅与《中国青年》

这个题目似乎还没有人做过,鲁迅著作中的确也没有直接提及《中国青年》,但事实证明他是读过的。一九二七年冬,鲁迅写了《在钟楼上——夜记之二》(收入《三闲集》),回忆起二月间他在广州中山大学时,读到宋云彬发表在《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上的文章《鲁迅先生往那里躲》。文中揶揄鲁迅到了广州“不曾恢复他‘呐喊’的勇气”,“跑出了现社会,躲向牛角尖里去了。”当时鲁迅曾想撰文予以反驳,声明他“虽不呐喊,却正在辩论和开会,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有时只吃一条鱼,也还未失掉了勇气。”后因别的缘故,没有亲     

《湘灵歌》等诗与杨开慧的就义有关吗?

在鲁迅诗歌研究中,有这样一种观点,即: 鲁迅的几首诗——《送O·E·君携兰归国》、《无题》(“大野多钩棘”)、《湘灵歌》“与‘长沙事件’有密切关系”,并且循此深论,认为这些诗与杨开慧同志的壮烈牺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浅谈《怀念肖珊》的抒情艺术

《随想录》是巴金晚年的代表作。正如作者所说,“五集《随想录》主要是我一生的总结,一生的收支总帐。”这部著作在海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从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角度看,它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回忆录’、‘自白书’、或者也可以称之为‘控诉录’”。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角度看,它可以与鲁迅后期杂文相媲美,“是继鲁迅之后,我国现代散文史上的又一座高峰”。“是作家追思既往、审视现实的     

鲁迅《中国地质略论》作意辨证

鲁迅留学日本的第二年(一九○三年),在《浙江潮》上发表了《中国地质略论》(以下简称《略论》)。青年鲁迅为什么写这篇论文?以前曾有研究者认为,“鲁迅当时深以‘地质学不发达’之虑,……因此撰述这篇关于中国地质的论著,以示创导”。这是说,鲁迅为了引起大家对地质学的研究兴趣或对它的重要性的认识,而著此论文。最近,杨天石同志对《略论》重新注意起来,进行了考察、研读,他虽然指出“鲁迅写作《略论》”,是与沙俄帝国主义借中国买办商人出面骗取开采权以掠夺我国矿产资源“这一史实直接相关”,     

“竹内鲁迅”的周边

<正>“竹内鲁迅”即日本学者竹内好(1910—1977)阐释的鲁迅,代表性文本是竹内1944年出版的专著《鲁迅》(日本评论社)。《鲁迅》出版四十年之后,到了1980年代,日本另一位鲁迅研究名家丸山升(1931—2006)在其长文《日本的鲁迅研究》中还说:“这是一本时至今日仍被称为‘竹内鲁迅’的对其后的鲁迅研究起着决定性影响的著作。”     

拙劣的伎俩 罪恶的目的——斥苏修对鲁迅的歪曲和污蔑

近年来,在苏联的报刊上,苏修御用文人连篇累牍地发表所谓“纪念”鲁迅的文章,无耻地攻击和污蔑鲁迅。说什么:鲁迅是“彻底的人道主义者”,鲁迅。从来不像北京的宣传机器试图描绘的那样,是个政治上的‘左派’,创作上的‘反人道主义者’”,并绞尽心机地在《鲁迅全集》里找出鲁迅一九二二年写的《鸭的喜剧》、《兔和猫》两篇     

鲁迅与章太炎——为纪念鲁迅逝世三十八周年而作

一一九三六年,中国有两位革命家先后逝世,一位是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一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鲁迅。对他们的逝世,当时社会上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响。国民党反动政府别有用心地发布“国葬”章太炎的通令,无视章太炎曾经是激烈的反孔战士,而颂扬他是“岿然儒宗,士林推重”。一小撮封建余孽也跟着跳嚷,他们谬托知己,开会追悼章太炎,企图把章太炎的死尸化装成儒家的偶象,“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国家与革命》)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耻伎俩,激起鲁迅的强烈义愤。垂危中的鲁迅,     

关于《呐喊》《彷徨》中绍兴方言的注释

鲁迅在《呐喊》、《彷徨》、《故事新编》和《朝花夕拾》等作品里,用了不少的绍兴一带的方言字和方言词。其中有的作者自己向读者作了说明。如“‘难’者,‘今’也;‘者个’者,‘的了’之意,词之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