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容斋随笔》看洪迈的历史哲学思想

洪迈的《容斋随笔》是一部史学名著,奠定了洪迈在文学、史学、考据学领域的重要地位,此书也集中反映了洪迈的历史哲学思想。他一方面强调天命的重要性,认为人间祸福、王朝盛衰都由天命所定,另一方面则重视人事,认为人事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因,二者构成了洪迈的天人观念。在具体的历史写作过程中,洪迈结合两种写作方法构成了自己的历史方法论,体现了超越同时代历史学家的历史卓识。     

《非〈国语〉》——柳宗元述道之作

《非〈国语〉》是柳宗元的重要著作之一.作此书是因为《国语》在中唐时期颇受知识分子重视,柳宗元希望借助对此书的评论匡扶儒家之道.在《非〈国语〉》中,柳宗元阐发了其对人的重视,继承发扬了春秋公羊家重视权变的思想,批评并力图解释《国语》中的鬼神怪异之说.这部极具批判色彩的书开创了经典解释的新范式,对后世儒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天命与人事的二元对待——中国古代人文精神之二论

在中国人文精神中,“天”是至上的,神圣的,但是不是决定一切的呢?进一步说,在这种景观中,人的地位和价值又何在呢?这种困惑在古代中国就具体化为“天命”与“人事”之分,体现为两者各自的权能和意义。司马迁立志要“究天人之际”,其内在动因就在于,他希图探究生活现象中“天命”的作用以及“人事”的作用,并对社会历史活动给予合理的解释。对“天命”与“人事”之关系的某种解答,对中国人文精神来说是难以迥避的。其重要性在于,如果把一切的一切都归于“人事”,那么,是不是只要遵天意,行仁义,就一定     

薛居正、欧阳修史论之比较

薛居正、欧阳修史论不同之处主要是 :薛热衷于论说君臣之道 ,强调臣下不侵君权、功高而能自抑 ,君主知人善任而又驾驭有方 ;欧则对朋党利弊和宦官伶官之害评说充分、深刻。除此之外 ,薛解释历史发展强调“天命” ,而欧强调“人事” ;欧评说历史引经据典只以儒家学说为根据 ,而薛要宽泛得多。     

论孟子对历史治乱盛衰的总结

孟子对唐尧以来历史盛衰进行总结,从仁义与人心等方面来探讨历史盛衰的原因。其天人观虽存在天命思想因素,但更多的是强调人事。孟子的历史总结不仅反映出其丰富的历史知识,而又体现出其历史变化的观点,在中国学史上有一定的意义。     

《歌谣》周刊与“五四”时期的方言文学

《歌谣》周刊在观念意识和文学实践方面对"五四"时期的方言文学具有重要意义。从国语建设方面来看,方言文学可以为其提供重要的语言资源;从文学本身来看,方言文学对新文学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对新诗影响更大。以刘半农为代表的"五四"方言诗歌创作从诗体、内容方面为新诗建设提供了有益的范本,同时也面临简单浅陋的问题。总体而言,在当时宏大的文化构建历史语境面前,更多强调了国语、文化、民俗多重文化因子的参与和合力,从"国语"建设、思想内容角度强调方言文学,而较少为"文学"怎样利用"方言"这一文学命题提供更多阐释空间。     

论朱熹天命观的构成与时代认知

朱熹天命观的构成体现为“天”与“命”的统一;时代认知表现为对天命的认知.朱熹在融合了各历史时期儒家天命思想基础上,对其丰富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天命观.朱熹天命观不再把“天”与“命”看作是对立的两种事物,而把“天”与“命”看作统一构成体,他们统一于理之中,以此适应时代的需要.朱熹天命观要求人们在社会活动中,思想、言行、都要适合君之命令,这是人的天命.朱熹天命观的时代境遇还在于人们对天命的认知,以此自觉的引导人们思想精神,规范人们的社会活动.朱熹天命观肯定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强调了人的主体作用,这是“人”之所以“成人”的关键.     

从《酒诰》看周公的执政思维特点

《酒诰》是周公命康叔在殷商故地卫国宣布戒酒的诰辞.作为我国历史上颁布的第一部戒酒法令,其内容与周初其他诰辞相比较,则更能直观地反映出周公的执政思维特点:既彰显天命,威慑百僚庶众,又时刻强调殷鉴和崇尚节俭保民,并孜孜以求地对殷商遗民进行安抚和怀柔.     

再论司马迁的天人观

西汉前、中期,整个社会笼罩着一股天人感应神学思潮。作为史学家兼思想家的司马迁,也以“究天人之际”为其撰写《史记》的宗旨,这自然引起后人对他的天人观的关注。纵观《史记》一书,无论是谈论王朝更替的历史大势,还是叙述具体人物的成功与失败,司马迁都充分肯定人为的作用,体现了一种重人事的思想。《史记》在一些篇章中,还对天道进行了质问,肯定占星活动与时代战乱密切相关,并对统治者求仙长生的荒唐行为做了揭露和刺讥,如此等等,都反映了司马迁具有较为明显的天人相分的思想。但是,司马迁重人事,疑天道,却从未否定过天命的存在。《史记》鼓吹的“圣人无父感天而生”的王权先天注定论和圣王同祖于黄帝的“报德”思想,肯定灾异之变与人事的密切关系,以及对怪诞故事的记载等等,都充分说明司马迁对天命王权和天人感应思想是做了一定程度的宣扬的。因此,我们对司马迁的天道观要有一个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在肯定其重人事思想之积极内蕴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他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天人感应时代神学思潮的束缚。     

雅诗"正变"与天命观念的嬗变

同其他民族一样,中国哲学也经历了由神的哲学到人的哲学的转变.<诗经>大、小雅中的诸多诗篇,都印证了周人"天命"观念的嬗变,在思想史和宗教史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周人敬畏"天命",但不像殷人那样迷信并沉溺于"天命",而是把"天命"作为王朝合理存在的依据."正雅"中的"天"虽威严却藐远,先祖的人事功业在其中却显要而明朗;"变雅"中"天"的形象与周初的"天"又有很大不同.     

周初至春秋天命观中的"德"与"道"

与殷人的迷信相比,周人在认识"天"、追求"天命"的方式上更为理性,通过关注人事来把握天命.周初统治者认为"天命有德",在人事上提倡修"德".春秋时期的社会剧变,使人们对于"德"与"天命"的关系提出质疑,于是提出了"道".但是,现实中政治斗争的胜利不完全取决于"有道"或"无道",而是由实力决定的,这愈发促使人们从追求天命...     

孔子——春秋后期的进步思想家

孔子是我国春秋后期的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出身贫贱,一生大部分的时间是收徒讲学和整理古典文献。他第一个开了私人讲学之风,培养了一批人才,开创了儒学学派。他和他的后学整理古典文献,汇成“六经”,为保存上古史料做出了宝贵贡献。应当说,他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历史功绩是前无古人的,是不可磨灭的。 孔子对殷周以来的天命论有因有革;他抑天命而重人事,为荀况“制天命”的光辉思想     

郭沫若《〈文艺论集〉汇校本》补正

作为郭沫若最早的论文集,《文艺论集》一直都是研究郭沫若的重要参考资料.1984年黄淳浩先生出版了《〈文艺论集〉汇校本》,为学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范本.但由于《〈文艺论集〉汇校本》的遗漏很多,并且有一些错误之处,不利于还原历史原貌,本文在重新校对了不同时期的《文艺论集》后,对其遗漏和错误作了补正.     

南北朝正史家的“天命”信仰

儒家经教的"天命"信仰观统御下的积极入世态度和对现实社会生活以及历史进程强烈关注的思想观念,对史家构建历史框架,叙述历史事件,评价历史人物,阐释历史进程等,都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的。特别是儒教的"天命神学"(Fate Theology)的核心内容"君权天授"(Regalitygiven by God)观念,直接影响了中世纪前期正史家的历史观,几乎构成了他们的一种思维范式(paradigm)。范晔、沈约、萧子显、魏收等南北朝正史家虽然生活的时间和环境不尽相同,社会文化背景也有相当的差异,但是,汉文化中的传统"天命"信仰观,始终贯穿其中,没有丝毫动摇;"君权天授"的观念已构成了他们历史观的核心内容,指导着他们对历史进程———社会发展、演变的基本看法:帝王的兴与衰、朝代的承与迭、人物的荣与辱等,似乎完全取决于或依赖着异己的力量。但是,道德的完善和人事的努力又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天命的基础;只要能"畏天敬神",就会克服自我膨胀、防止盲目躁动,兢兢业业,勇猛精进。南北朝正史家们虽不能站在历史科学的高度来审视和解释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但是他们把偶然性和必然性相联系,指出了偶然性(即"天命")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作用,应该说是有相当深度的。     

从孔子与墨子的天命论看儒家与墨家的不同命运

在先秦百家之中,儒家和墨家以天为本,孔子和墨子都恪守天命论,不仅断言人命天定,而且都积极祭天。然而,孔子与墨子所讲的天及天命论具有不同的内涵,这具体表现在上天不同的命定方式：孔子之天是先天的,墨子则是后天的;孔子之天是一次注定的,墨子则是数次注定的;孔子强调上天的随机,墨子注重上天的因果。更为重要的是,对上天的不同理解导致了二人对命的不同对待：孔子认为天命不可知而畏惧天命;墨子坚信天命可知而顺应天命。孔子和墨子的天命论对后世产生了不同影响：一坐待,一进取;一等差,一平等。这些不同的思维方式、社会功效注定了各自不同的历史命运。     

天命观与《三国演义》孔明形象塑造

《三国演义》里,诸葛孔明这个人物形象从刘备耳闻其名到其离世一直都有天命笼罩.罗贯中设置这个情节,除了阐明他的历史观和对孔明失败原因的看法,还对孔明形象的塑造有不可缺少的作用,它是孔明成为悲剧性人物和中华民族智慧象征必不可少的因素.     

宋江与“九天玄女”

利用唯心主义的“天命论”,为反动统治制造理论根据,这是历史上一切反动阶级所惯用的伎俩。一部《水浒》就是建立在“天命论”这块基石之上,每逢故事情节发展的关键时刻,作者总是强调“天命”的无上权威和主宰力量。列宁曾经说过:“僧侣、地主和资产阶级都是假借上帝的名义说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所见古代法中的司法理念与道德精神

从古史重建的角度看,清华简可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清华简所载多为殷周时期的史事,史料价值可与《尚书》相媲美,一些文献不仅可以印证《尚书》等先秦古籍或周代金文的记载,甚至还能弥补相关记载的不足,并能纠正相关记载的错误.清华简对研究上古法律思想史也有重要意义.“求中”即寻求中道,反映了一种治国方法,“得中”即实现中道,反映了一种政治价值的实现,而中道观念在司法领域的表现是“中罚”,它体现了一种司法公正的价值.“明刑”或“慎刑”说强调了慎用刑罚的政治意义,它关乎国家的兴衰存亡;“明刑”也是周代统治者大力提倡的一个司法原则.“明德”或“敬德”说强调了养成谨慎之德的重要性,明德不仅是一种政治道德,更是一种司法道德,具备明德的官员从事司法审判才会有司法公正.“天命”现是周代法律思想的理论根据,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天命,立法和司法的合法性也来源于天命;但周人又强调“以德配天”,只有有德之人才有资格获得天命——其背后的含义是:道德是政治的决定性因素,也是立法和司法步入正途的决定性因素.总之,“天命”说为周代的政治法律思想提供了一种形而上的神圣根据,并对中国的政治传统和法律传统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屈原的历史思想

屈原具有深厚的历史思想,在中国史学史上本应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我们当前的史学史研究却没有给予其足够的重视,对于其历史思想鲜有提及。屈原的历史思想主要表现为:反天命、重人事;主张历史在变化中向前发展;重视以史为鉴;具有浓厚的君主论。     

论魏徵的史学思想

唐代杰出的政治家魏徵也是优秀的历史学家。魏徵史学思想的核心是：一、重人事、轻天命的进步史观;二、取鉴致治的历史意识;三、通鉴反思的治史方法。魏徵所重的人事既包括帝王将相,也包括人民群众。如何取鉴、取鉴什么以求致治,今天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魏征以史为鉴,不囿一时一事,不主一尊一经,纵贯古今,旁通各派,具有鲜明的通鉴反思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