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回子佐领”史事考论

八旗制度是清代最基本的军政制度,旗下包含了满、蒙、回、汉、朝鲜、俄罗斯、安南等各族群人众。乾隆二十五年(1760),清廷旨令将新近归附的回部人众编为内务府正白旗第五甲喇第七佐领,即“回子佐领”,成为八旗体系内的一部分。随着回子佐领设置的完善,乾隆朝不仅先后派遣白和卓、刘淳、延强、刘朴四人担任佐领职位,而且在挑补教习、选宫女、额设景山官学生、增设马甲额缺等制度方面予以完善,以期让回子佐领及属众更快地融入内务府八旗体制内。这一设置过程展现出清代八旗制度的多民族属性。     

乾隆朝驻防汉军官员出旗探析

乾隆朝令绝大多数福州、广州、京口等处驻防汉军官员出旗调补,而由满洲旗人充补驻防空缺。这一政策分两个批次进行,先由福州,之后推广全国。这一看似边防官员的调整,实际主要是清廷为解决京师满洲旗人生计所采取的措施。此措施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些满洲旗人就业事宜,但同时使汉军、汉人官员数量减少,地位进一步下降,其升迁途径壅滞,由此产生了对清廷的不满情绪,同时也弱化了边疆治理。     

乾隆朝殿试策问考题研究——侧重与当时社会治理的关系

清代乾隆朝共进行了26次殿试。殿试形式为策问,策问考题涉及治国方针、官风吏治、民生、漕运、水利河工、儒学、士风士习、民风民俗,书籍修纂、边备军事、对外贸易等内容。乾隆朝殿试考题,既有考核人才的作用,也有借此寻求社会治理之方的功能。此外,因乾隆朝统治前、后期形势的不同,题目尽管围绕社会治理而言,但重点却有所区别,反映出了当时国家的社会控制能力减弱、乾隆帝对吏治败坏的忽视与无为等诸多问题。而乾隆帝通过殿试策上传递出的这些侧重与偏好,与当时的士习官风,有着紧密的互动关系。     

乾隆十三年剃发案的身体政治史探究

丧仪期间不能剃发是满洲民族的一种民俗,并被赋予了"孝"的意义.乾隆十三年皇后病逝后,皇子、满汉官员在丧仪期间的表现让乾隆帝频频发怒,更有部分官员在丧仪中违制剃发.在处理剃发案过程中,臣工不能严格按照乾隆帝谕旨办事,相互之间包庇推诿,乾隆帝深感朝臣的散漫状态和朋党问题的隐现.米歇尔·福柯的权利观念为我们分析政治领域的剃发案建构了一个分析框架.通过分析发现,乾隆帝正是欲通过塑造作为满洲民俗的头发(发式)与孝道、礼文化之闻的关系,重新加强皇权对满汉大臣的支配权力.     

新政治史的视野与方法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兴起的新政治史研究,在视野和方法上对传统政治史形成了重要突破.其政治事件研究克服了传统政治史的事件主义倾向,注重从政治事件透视社会结构及其变迁;政治行为研究将关注点从精英人物转向社会民众,并吸收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政治制度研究可以从西方政治学的政治过程理论、新制度主义学派和政治社会学路径吸取养料:政治文化研究广泛借鉴了文化史的研究取向和社会科学的概念和理论.新政治史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传统政治史的种种弊端,在跨学科的基础上焕发了新的生机,但与此同时,也须对政治史的本色和边界保持一种理性自觉.     

论乾隆朝清廷对东北的封禁政策

清初清朝统治者为恢复东北地区残破的经济,积极鼓励汉族民人出关开垦土地,而当汉族民人大量涌入东北地区后,清廷又于乾隆五年颁布旨在阻止汉族民人出关的封禁政策。封禁政策集中体现了清朝首崇满洲的基本国策,对东北地区的发展无疑起到阻碍作用,这种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政策最终注定以失败而告终。     

论汉晋南朝的隐逸政策

汉晋南朝时期 ,不同政局下中央政府对隐逸的政策不同 ,多实行征隐 ,或为求贤 ,或为证明统治之合法性 ,或为变易风俗。当征隐不成而施诸威迫时 ,征隐变成反隐。征隐并非文的反隐手段 ,究其实源于统治者对隐逸有复杂的认识。其尊隐心态极其矛盾 ,既希望隐者入仕以尽君臣之道 ,若其不愿入仕又要尽量表示尊崇以示宽宏大量。统治者实行征隐或反隐 ,始终以有助统治为端的 ,并非只尊崇绝对的不参与、不介入的不合作。隐者适度的介入政治是被认可的。东晋南朝时期 ,帝王与隐者间关系不再紧张 ,已不是简单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 ,这与隐逸行为的变质、隐者风范的变化以及统治者自身素质改变等因素有关。隐者多有相当高的才识和德行 ,对于地方文教的发展以及地方秩序的维持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地方政府对隐者的政策以尊崇、表彰为主。若采取威迫方式 ,必然导致民心失所 ,地方混乱。隐者于朝野政治不可或缺 ,而要真正使其发挥功用 ,还需地方长吏充分认识到隐者的社会重要性并从行为上为其生活和实现社会价值创造条件 ,隐者与地方长吏间易结成良好的私人友谊 ,荐隐、岁供羊酒、时加赏赐或为隐者设立学堂等行为 ,都可以引导人们向善向贤 ,达到变风化俗的目的。     

从河州事变看乾隆朝民变的政府对策

河州事变是有清一代西北地区由秘密宗教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民变。其反清政治意图明确,秘密宗教色彩浓厚,余波延及陕甘等省数十年,影响极为深远。本文主要依据原始档案材料对河州事变的具体经过和清政府的镇压措施进行了分析,并以此为切入点,探讨了乾隆朝民变的各种政府对策。     

卢武铉政府对朝政策的核心：实现南北经济共同体

卢武铉的对朝政策和思想是其赢得总统选举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对朝政策基调是促进南北进一步和解,确保半岛和平与稳定。促进实现南北经济共同体是卢武铉建立南北相互信任,实现南北和解的重要手段,但实现这一目标面临来自朝鲜、韩国内在野党以及美对朝政策的挑战。     

清乾隆初年禁酒史考探

在1987年的第一、第三和第四期《历史档案》中,刊布了29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乾隆初年禁踩曲烧酒朱批奏折档案。其中,在三篇奏折档案中含有中国名酒———汾酒的史料。结合有关史料,对这三篇含有汾酒史料的乾隆初年禁踩曲烧酒朱批奏折档案的陈奏原因及乾隆初年的禁酒史进行研究有积极的意义。     

我对清史编纂的管见

今年四月上旬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在上海开会 ,邀请我参加会议 ,我因恰逢两种书的清样正在复校 ,出版社催促急如星火 ,加上年事稍长 ,出门也颇费事 ,所以只好婉谢。却又随即收到从上海图书馆馆长办公室寄发的特快专递 ,内有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清史编纂体裁体例调研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和戴逸先生所撰《关于清史编纂体例的几点补充意见》。我对清史属于外行 ,这些材料实在是给予我一个学习的机会。在这份印刷精致的五十页《大纲》之中 ,卷首有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印发的信 ,署 2 0 0 3年 1月 2 4日 ,信中指出 :“清史修纂的体裁是用…     

清乾隆朝宫廷修乐背景考

有清一代的礼乐建设,在乾隆朝达到了高度发展的程度.至此以后,由于清朝国势的衰微,在中国古代奉行几千年的礼乐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乾隆朝礼乐建设有其深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即"康乾盛世"与努尔哈赤到雍正五朝的礼乐建设,为乾隆进行宫廷音乐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文化基础.     

论清代文学与政治

本文论述了清代政治以及由政治方针决定的文化政策与清代文学创作的互动关系,评介了清代主流社会的诗文与非主流社会通俗文学创作及其意义.     

也谈晚清和“五四”

十多年来,"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语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常见常闻的关键句之一.但这是一种诱导性提问,意在强调晚清作为文学阶段的重要性,而质疑"五四"的开创性意义.五四时期出现了与以往作品不同的、有理由命名为"新"的文学,而如今问责"五四"者往往混淆了文学史和文学史叙述,将窄化了的文学史叙述作为批评"五四"的依据,透露出其对"五四"的反思也肇于逆向观照的运思逻辑.     

晚清民国时期乌鲁木齐城市近代化述论

本文分析了乌鲁木齐城市近代化的动力,重点从经济发展的商业化、城市建设的近代化、思想文化生活领域内的新变迁及城市人口的增长这四个方面探讨了乌鲁木齐城市近代化,认为虽然乌鲁木齐城市近代化的整体发展水平不高,发展速度缓慢,但具有鲜明的进步意义。     

清代乾嘉时期的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不仅官方史学繁荣鼎盛,私家历史考据也精深广博,在编纂史书、理论阐发、历史考据、文献整理等方面皆超越往代,是传统史学大清理、大总结的阶段。近代以来,学术界在评价乾嘉学术时,多称其时考据学独领风骚,事实上,所谓的"乾嘉史学",应当是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总合,而不能仅仅关注私家之历史考据。官方与私家史学之间,有挤压,也有竞争,但以相互补益为主,史学思想与历史观念也趋向于一致。但是,这种"盛世"史学的繁荣,却增强了传统史学思想体系拖延转型的力量,并不利于长时段史学的发展。中国近代史学的产生,之所以滞后于鸦片战争多年,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乾嘉知识分子“立言为上”的价值取向

在追求不朽的过程中 ,清代乾嘉时期的知识分子选择了“立言”作为他们的基本价值取向 ,这种选择是通过与“立功”及仕进的比较后得出的 ;在“立言”的道路上 ,他们也从潜心著述、整理古籍、参编地方志等各方面进行了努力。     

清代乾嘉史家的"实事求是"理论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史家对传统史学作了一次全面考察和重新诠释,开创出以“实事求是”为治史观念的史学思潮。它不仅表现在考史特征和具体方法层面,更重要的是规范其治史的指导思想,体现在史家撰史品德、史学求真性质、史书编纂原则和历史评价标准各方面,应当属于史学理论的范畴。     

《全清词·雍乾卷》补遗50首

《全清词·雍乾卷》共收词人近1000家,词作35000多首。然由于清代词籍的复杂性,遗漏在所难免。今翻检清人诗文集及地方志等,为之补录词作50首,以备续编采择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