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发展

列宁曾经指出：国家问题“是关系全部政治的主要的根本的问题”①，邓小平同志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有许多重要的发展。本文仅就他在国家职能和国家结构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发展略作论述，以求教于同仁。一、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组织和领导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职能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②，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个重要观点。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的职能是贯彻统治阶级意志，维护统治阶级根本利益，实现其阶级统治的。但是，他们并不认…     

社会制衡还是三权分立:政治权力的多元化——从罗伯特·达尔的社会制衡思想谈起

罗伯特.达尔是西方多元民主理论的创立者和最主要代表。他从分析“麦迪逊式民主”理论出发批评了“三权分立”理论,主要想通过宪法上的分权和制衡方式制约权力的观点,提出了他的社会制衡的思想。实际上,麦迪逊本人并不反对社会制衡,他通过对“党争”的分析恰恰说明,在大型共和国内,人口差异及数量繁多的党争有利于促进共同利益,自由的共和国不仅有赖于政体形式,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还有赖于多元主义社会的生成。对于权力的制约要依赖于一种对抗性的权力体系,这既包括国家机构内部权力与权力之间的互相制约,也包括社会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同时还包括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相互控制。     

互强型国家与社会关系:村级治理的模式选择

在长时段的政治发展进程中 ,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是协同增长的 ,国家力量的增长主要表现为国家权力运作范围的扩大、运作过程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有效运作水平的提高 ;社会力量的增长主要表现为社会对国家的影响力的增强、民众政治参与的扩大。目前 ,国家权力主导乡村社会的格局没有改变 ,乡村社会力量的发展很不充分 ,自主性不强 ,难以形成对国家权力的有效制约。以互强型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来构建中国村级治理 ,既要以制度来规范国家权力进入乡村社会的方式和权限 ,又要重视培育社会自主性 ,壮大社会力量。     

谈谈恩格斯讲的“物质的附属物”

谈谈恩格斯讲的“物质的附属物”石宪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谈到国家和氏族组织的区别是公共权力的设立。他说：“这种公共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存在。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这些东西都是以...     

论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传统的中国是自然农业国家,政治上崇尚“政简刑清”,统治者以“不扰民”为最大信条.1840年,西方帝国主义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要强国富民,抵御侵略,必须加强国家的力量,加强政治权力对社会的控制,以便能有效地集结、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基于这一大的历史文化背景,自晚清以来,中国历届政权都在不断强化对各种社会资源的控制,这一现象到改革开放前达到极致.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断得到调整,开始朝着和谐而健康的方向发展.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社会权力研究——以北京市“接诉即办”为例

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中,社会权力的作用和影响日渐重要。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社会权力与党建引领、政府权力之间的良性互动形成的权力结构,彰显了多元化社会主体的权力与权利双重属性,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模式为这种权力互动结构提供了制度性范本。“接诉即办”社会权力谱系中的“乡贤库”、物管会、镇街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街巷长、“小巷管家”等社会治理机制创新,为研究社会权力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鲜活样本。社会权力的未来面向应当是制度优化、法治细化,从社会结构的最基础层面助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并逐步发育成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力量。     

权力腐败是依法治国的严重障碍

依法治国,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必然要求,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要使这一方略彻底贯彻实施,必须坚定不移地清除权力腐败这一严重障碍。 一、权力腐败是领导干部走向违法犯罪之源 在我们国家,权力腐败是局部现象。但是,“贪如火,不遏则燎原”,“贪如水,不遏则滔天”。遏制权力腐败,已经到了“水将漫堤,情势危急”的时刻。必须“大力弘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精神,以“雷霆万钧之势”,迅速清除权力腐败,实现依法治国。 什么是权力腐败?权力腐败是指掌握公共权力、担任公共职务的国家公职人员,利用其特殊身份,滥用职权,谋取私利,使公共权力产生异化或嬗变。权力腐败不仅严重阻碍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影响社会稳定,激化社会矛盾,而且还危及党和国家的生存。为此,江泽     

生命政治视域下资本主义暴力的分析与批判——以巴特勒、齐泽克和韩炳哲为例

21世纪以来有关当代资本主义暴力的理论研究逐渐成为理论热点。国外学者认为当前暴力类型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它将自身呈现为某种无害的、必要的、正当化的、合法化的东西”,^[1]常常以不可见的甚至看似中立化的形式出现。巴特勒和齐泽克聚焦于宏观的资本主义政治权力、制度体系等层面的暴力，分别从政治伦理、精神分析视角对这一问题予以探讨。如果说巴特勒和齐泽克所理解的暴力是以抵御他者为目的的排斥性力量，那么韩炳哲所指认的暴力则是以“他者的消失”为表征的肯定性力量。究其根源，韩炳哲认为，从规训社会到绩效社会的演变中，治理术正在进行微妙的拓扑式置换，即关于肉体惩戒的规训权力渐次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对深层次的精神意志的操纵。由此，主体的“去心理化”为肯定性暴力的滋生清理出空间。从宏观系统层面到微观心理层面，无孔不入且日益隐蔽的暴力渗透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全部社会生活。     

制度公正的核心：实现权利的合理布局

公民权利占主导和支配地位,权力基于社会共同体对权利公正的追求而生。为避免自然的公正分配状态下权利秩序被破坏,国家权力主体在社会范围建立统一的、强制性规范,对自发秩序下的”权利分配的定分规律”以规则的形式总结出来,人为地划分出每一社会成员的权利范围。国家权力的产生是公正理念从美德领域转向政治的价值领域、人类社会由野蛮步入文明状态的标志。制度公正的本质是对个人所拥有的基本权利与应承担义务的合理配置。     

论职位权力与心理权力的关系

自从产生了人类社会,就产生了权力,虽然人们看不到权力的实际形象。但每一个人都能感到权力的客观存在和巨大影响。那么就让我们揭开权力的斯芬克斯之迷吧。一、权力的涵义和来源在阶级产生以前的原始社会,权力来源于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氏族部落成员彼此平等,权力表现为公共的集体合作以征服自然的力量。即使产生了部落首领,也都是由于     

历史视野中的中国国家权力

在历史视野中,国家权力的变迁具有丰富的含义。古代中国,国家权力的大小是有一定弹性的,统治集团对于王权的扩张与否掌握一定的主动权,他们首要关注的是帝业是否稳固,一切政策的旨归都以安定为导向。近现代以来,国家权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但这种扩张的趋势并不是呈线性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力量的生长,国家权力对社会的作用方式将更加多元化,国家权力对社会的作用效果将更为有效。     

找回政治——试析波齐的国家理论

波齐在其代表作《国家》一书中,深刻揭示了当代西方国家的困境,即“政治权力的异化”.为解决该难题,波齐首先回顾了西方现代国家的成功之道,指出一个“公共领域”的存在是现代国家完成“向上集权”与“驯化权力”的关键.而当代西方国家,由于官僚政治的泛滥、政党代议功能的削弱,以及自由民主社会的“去政治化”,严重破坏了“公共领域”,致使国家与社会之间不断脱节、国家向前现代化状态倒退,产生西方国家危机.为扭转颓势,必须利用大众媒体的力量和公开政治过程,重建公共领域,找回政治.     

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看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发生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决定和制约国家;人民参与管理国家的过程是国家权力向社会方面转换的过程,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国家自行消亡的过程。从“为民做主”到“人民当家做主”,是国家与社会权力的转换,其有效途径是“村民自治”,但这只是社会重新收回国家权力的开始。     

以世界政治实现人类主义价值共识——从联合国宪章看主权与超国家权力的关系

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家间政治多边化的潮流中,国际机制已成为学术探讨和外交实践的主流,绝对国家主权话语丧失根据。作为发展中国家,为了在国家力量差距仍然严重分化的世界政治格局中规避发达国家的欺压,中国应该主动建构以“权利政治”和“超国家权力”为核心概念的国际政治理论来批评“权力政治”和“强权”、“霸权”现实。作为世界政治的超国家权力主体,联合国可以为克服霸权主义政治形态而实现人类主义价值提供可能性,超国家权力与主权、人权的辩证关系是发展中国家必须深入体会的外交哲学。     

国家与地方视野下的破姓开亲与婚俗改革——以清代清水江下游锦屏九寨苗白、彦洞讨论为中心

在清王朝开拓西南疆域,建立“新疆六厅”及发展清水江木材贸易的背景下,清初年间的“破姓开亲”成为王朝国家经由婚俗改革的文化形式与山地苗侗社会展开互动的另一重要事件.破姓开亲不但重构了苗侗村落传统的通婚模式、权力格局,而且丰富了王朝国家深入和管治“化外之地”的层次与方式.光绪年间的婚俗改革是雍正年间破姓开亲的继续,这次改革主要针对“舅公礼”“转娘头”“问话”等地方婚俗礼仪.通过这次改革,一方面,调整了既有以“舅权”为核心的权力阶序格局及隐藏在这一权力关系之下的总体关系;另一方面,使得地方社会与清王朝规制礼仪和权力结构的并接,进一步深化了王朝国家的统治.婚俗改革作为王朝国家与地方互动的交汇点和重要途径成为分析特定历史环境中苗侗社会文化变迁、权力关系变动、社会整合的重要基点.     

论政治监督与依法治国的实现

依法治国的要义在于调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 ,遏制国家权力的专横和腐败 ,从而维护社会的民主自由和正当利益。依法治国是社会对国家的诉求 ,它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某种均衡 ,其实现的基本途径是通过有效的政治监督机制对国家权力进行监督。而政治监督的实质是权力的较量 ,没有高度的民主 ,社会就缺乏足够的力量来制衡国家权力。政治监督的有效性还建立在健全和完善的法制体系之上 ,依法办事并不一定就是依法治国 ,但依法治国必然要求依法办事。     

历史的伟大律动--《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阅读札记

一、引子：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权力是社会建立和维持秩序所不可缺少的。然而作为一种可以支配、控制他人和社会资源甚至可以使人屈从的力量，权力，尤其是产生自管理社会之需要的国家权力，本质上具有专横性、扩张性以及潜在或显在的强暴性。但恰恰也因为权力的这种本性，它历来就是那些权欲旺盛的人激烈角逐的对象。无论权力角逐者以多么崇高的目的———譬如说“行善”———为自己的权欲辩解，可事实真相正如《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一书的作者斯科特·戈登所揭露的，对权力的渴望并非渴望有行善…     

乡村共同体建构的国家视角：基于“政党入户”的观察

乡村共同体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中,乡村共同体经历了从自我建设到国家建设的转变。中国式现代国家建设需要一个既能与国家权力互动又横向联系紧密的乡村共同体社会,再建乡村共同体内化于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之中。“政党入户”以党员联系户机制为基础,将政党组织体系延伸至乡村社会基础单元(户)的过程中,以政党联户实现了政党对乡村社会的纵向政治整合,将乡村社会重构为与国家紧密联系的高度组织化和政治化的社会;同时,在党员服务人民的机制下,纵向的“以户联户”转换为横向的“以家联家”,增进了乡村内部横向社会联结,实现了乡村共同体的国家再建。国家是乡村共同体建构的主体力量,为乡村共同体建构创造基础和条件。整合式联结是乡村共同体再建的国家逻辑。从国家视角认识乡村共同体建构可以将乡村共同体置于国家建设体系之中进行整体和历史地分析,从而在更加宏大的现代国家建设视野中理解乡村社会建设。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分析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其基本特征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人治论占主导地位,倡导“天赋王权”,法律地位卑下,成为权力的附属品和权势的工具;人性论中最具代表性的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殊途同归,以道德与政治的互渗为手段,为权力绝对化提供了理论支撑;权力泛化为整个社会体系的主导运行规则,权力是谋取个体利益和社会资源的基本手段,是衡量个体地位和人生价值的基本尺度;中央高度集权和泛政治化是全能政府模式下国家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全面控制社会的两个方面,它们相伴而生、相辅相成。     

公私观念与中国农民的双层认同--试论中国传统社会农民的行动逻辑

传统中国社会,国家权力无法直达乡村社会。为解决与农民生产、生活和娱乐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乡村社会创造了在家庭以上的功能性组织,从而形成了一个双重的认同与行动单位,其中的第一重是家庭,第二重是超出家庭的宗族或者以宗族为基础的村庄认同。维护功能性组织运转的基础是克服内部的分离力量,办法有二个,一是对搭便车的人进行惩罚,二是将组织力量内化到村民心中。一旦村庄或宗族变成“我们”的村庄或宗族,变成一个“私”的单位,这种认同就会极大地降低内部运作和组织成本,有效地满足村庄超出家庭层面的公共事务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