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革时期潜在写作者对时代资源的超越

我流着现在还看不见的眼泪喊出若干年后才能听到的声音———哑默谈到文革时期的潜在写作者,一般都认为它们一定与当时的主流话语势不两立,表现出强烈的对立情绪和反叛意识。接触到当时一些具体材料之后,就会发现这种想象是不如实的。实际情况比我们的想象更加复杂一些。其中,当然也有与政治权力和主流写作尖锐对立的,也有与主流写作完全一致的(比如那些反特破案故事);同时,我特别注意到,还有明显超越当时的主流话语的。这种超越的写作,往往因为写作者拥有了某种新资源,而显得特别有底蕴、有确信、有力量。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最有价值的潜在…     

新时期文学中道家话语的发生机制及言说途径

新时期文学与“文革潜在写作”具有某种特殊的关系。在新时期文学道家话语发生的过程中,文革时代的精神状况起到了反向的催生作用,道家文化传统则起到了正向的催生作用,它们与当时国人对政治运动产生的疲倦、迷茫、冷漠心理和反思行为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了道家话语的发生机制。在对文革潜在写作进行分析后发现,这些作品与道家思想精神确实具有某种相同或相通之处,它们正是道家话语发生的言说途径和具体表现。     

梅卓:民族立场与民族想象

梅卓的写作因其独特的民族立场和民族想象在藏文化热潮中卓然不群。她对藏文化的再现,有自己独特的想象路径,即:其一是在生死爱欲中反思历史,表现出鲜明的民族集体主体性和对狭隘民族主义的超越;其二是通过话语转换,使藏文化传统融入城市写作、女性写作,在拯救失落的现代爱情的同时,也深刻揭示了爱情的悲剧性。此外,梅卓小说渲染藏文化的神奇魅力,富有象征意象。     

"和谐""盛世"说"山寨"

"山寨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2008年逐渐流行,它保留了"山寨"古义中与正统、主流、中心相对的非正统、非主流、边缘的内涵.山寨与朝廷之间既有对抗也有妥协、合作,"山寨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同样也潜在着谈判与妥协的可能,市场的加入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山寨文化"的兴起与主流文化对盛世想象的建构之间,形成了颇具反讽意味的张力结构,然而二者能够在当下中国并行不悖,遮蔽着的是主流话语通过对传统与现代盛世概念的置换,造成了盛世想象与现代民族国家内在精神的错位."山寨文化"采取滑稽模仿的艺术手段,目的并不在于学习,而在于颠覆与消解,这是一种既不同于对抗也不同于屈从的抵抗方式,本质上是弱者的艺术.     

新诗的历史构想与20世纪中国诗歌的关系

新诗的历史构想,是新诗的写作者和理论家们对新诗在文体特征、具体技术规范等方面的设想、期待和想象.这些构想描绘了新诗的理想形态.尽管关于新诗的构想已经成为历史,而且自身也是千差万别甚至相互对立,但它们对后来的诗歌写作和批评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却至关重要.它们引导和制约着20世纪中国诗歌的发展方向,同时又作为诗歌批评的重要理论依据和逻辑起点,反过来影响着人们对新诗的评价.     

1950年代诗歌中“新中国”的想象与抒写

<正>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此之后,中国的方方面面都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革,"新中国"不但是一种社会实践,也是一种文化想象,形成了一个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文化共同体"。1950年代的诗歌集中体现了当时人们关于"新中国"的国家想象与文化认同,而今,半个多世纪过去,对当时的这种诗歌写作进行重新观照,可以发现一些有意味的话题。     

"国家的想象"与中国新诗的理想追求

"国家的想象"作为中国新诗写作的理想追求,无疑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现实密切相关.近代中国社会与"西方"遭遇的事实,不但使这种"想象"成为"政治的共同体",而且,也在政治道德伦理承担的过程中,对中国新诗的价值观念、话语实践以及历史建构方式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农村题材小说中的城市想象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普遍存在着城市和农村的潜在对立,虽然小说都是以农村作为描写的场景,但却表现出对缺席的城市的文学想象,其结果是城市在不同阶级的人眼里幻化成充满矛盾的景象。这种不同的文学景象其实反映的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对城市的矛盾态度和困惑心理。而这种矛盾同时也是中国当代现代性追求中尴尬处境的折射。     

南洋本土的汉语书写: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族性言说

东南亚华文文学具有显著的民族寓言的性质。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变迁当中,作为华族历史想象和族性言说方式的文学写作,始终是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主要历史变量,也是贯穿近半个世纪以来东南亚华文文学当代转型的基本线索。它是在三种强势话语(东南亚民族政治话语、西方话语和中国话语)于东南亚本土交错搭建而出的网络化语境中进行的,是试图通过主要他者形象的想象、华族与他者关系的建构,从本土化和差异性的两面来达成新的有关族性的当代言说。     

写作语境论

从写作发生学的视点看,写作语境由三大要素构成:时代精神、主流意识和民间话语;决定写作表达空间的三对矛盾是“时代精神”与“主流意识”的矛盾,“主流思想”与“民间话语”的矛盾,“前卫思想”或曰“先知思想”与“世俗观念”的矛盾。语境作用于写作的基本功能。     

20世纪我国文学理论教材的主流话语论析

本文从 2 0世纪出版的近百部文学理论教材的主流话语视角 ,论述了我国现代文学理论学科发展过程中的“西化”、“本土化”和“失语症”问题 ;认为 ,主流话语既是建构文学理论教材的轴心支点 ,也是一个时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兴趣点。因此 ,把握住主流话语的历史演变特点 ,也就把握住了我国现代文论教学和研究的基本规律。主流话语总体上有欧美文论、日本文论和苏联文论三个来源 ,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国现代文论的基本乐章 ,因而它们对我国文论话语现代化过程的影响应当充分予以肯定     

多元文化问题的三个层面与内在张力

多元文化问题不同于多元文化主义,它关注的是差异中的相同性是如何被想象和建构的问题。它具体体现在社区、国家和全球三个层面上,并具有差异性与相同性的内在张力。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必然会有不止一个群体之间的交流和争议,因而,必须有一些共同框架,可以在其中协调不同的观点、信仰和利益的尖锐冲突。这种框架也不能是简单地由一个群体代表大多数和全体的框架———这是过去欧洲中心主义同化作用的框架。一个群体或共同体特定的和特殊的差异性,不能在无视所有其他人所确认的特殊价值观念的背景下得以确认。这需要我们超越现存的政治话语的传统界限,在它们现存的备好的答案之外去思考。     

民族精神彰显与正能量传递——“《闯关东》精神”现实意义研究

主流意识形态召唤下的《闯关东》,在影像叙事过程中实现家园想象和英雄演绎的表达,使民族精神的彰显成为可能。"主旋律"和"开年大戏"是主流话语对《闯关东》深层叙事逻辑的内在召唤,而表层的影像叙事则是描绘大众文化语境中的多元话语色彩。主流话语在建构自我主体形象——民族精神过程中,不断与民间话语进行博弈、阐释,最终将其归化。剧中人物从传统家园背离到新家园重建,完成了整个民族集体的"家园想象"。《闯关东》传达的是一种民族的正能量。这种正能量鼓舞着受众,使受众心悦诚服地认同中华民族的"仁"文化内涵。     

主流文学的话语空间与文化生态的合理构建--以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文本《时代英雄》为例

鉴于目前大众文学事实上的强势地位,茅盾文学奖在遴选作品时适当考虑文学的社会功用,有其殷切的现实要求和深远的理论背景。因为不同形态的文学有不同的目标诉求及存在价值,提供合适的条件让它们共生竞长,是文学的需求也是社会的要求。但主流文学要获得足够的话语空间以促使文化生态的平衡,关键在于提高作品的艺术品位、让意识形态话语与审美话语相互渗透。而这既需要创作主体自身的修炼,也离不开评论界客观公正的品评与引导。     

当代中国时代主流话语的演进与政治和社会转型

时代主流话语是时代主题的集中反映 ,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而变化 ,反过来又促进时代主题的转换 ,在大的社会转型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主流话语对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社会话语系统和实体构筑具有话语核心和话语指导作用。集中反映新世纪中国政治社会生活主题 ,以“群众利益”为核心的“三个代表”话语是当代中国新的时代主流话语 ,具有一些新的特点 ,对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社会实体构筑和转型具有话语先导和话语工具的意义     

论新历史小说的哲学精神

新历史小说 ,就其存在的形态而言 ,包括先锋派和新写实派两类作家的超历史写作。它反映了作家思想观念的一种先锋性 ,企图制作一种超越历史的历史文本。本文要讨论的哲学精神 ,其一就是这种新的历史哲学观念 ,它源于当代西方怀疑一切既定精神的后现代主义哲学 ,是在解构和重新叙述世界的话语欲望下生成的新历史主义。其二是小说中体现的解构主义哲学 ,它张扬被历史掩遮或忽视的一面 ,从而以一种断续的、颓败的历史颠覆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其三 ,在文本的深层 ,还渗透一些现代非理性主义哲学———存在主义的人本气息 ,新历史小说要编织一种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 ,以表现人的荒诞、孤独与隔膜的历史境遇     

论莫言艺术想象的民间资源及其表现

民间文化资源是莫言艺术想象的动力源之一,它在莫言的艺术想象中主要呈现为两个层面:民间故事、民间传说、民间艺术、民间习俗、民间寓言是最基本来源和存在,它们构成了莫言艺术想象的基本层面;民间历史、民间形象、民间观念、民间情绪、民间历史态度,它们构成了莫言的民间写作立场及其另类存在艺术想象的高级层面。莫言虽然坚持民间写作立场,却始终没有驱逐道德的在场。相反,因为民间文化形态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其创作的道德评判和价值言说也更加丰富和鲜活。     

十七年革命战争小说情爱叙事的文化政治学考察

在十七年革命战争小说中,国家民族解放的战争伦理叙事和个体人性解放的情爱伦理叙事有主有次地共同服务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性想象与新社会情爱想象的欲望阐释,蕴含着现代民族国家生成过程中个人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及传统儒家文化思潮的抵牾与磨合,以特殊的方式参与书写了现代中国革命"新人"主体、现代民族国家意义共同体的历史生成和话语修辞,形成了革命伴侣式、男性战斗英雄与民间女子式与阶级/民族超越式、悖伦淫乱式等四种具有主导性的战争/情爱叙事模式。这几种主导型战争/情爱叙事模式表达了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可的战争情境下个体所应有的情爱选择、进行方式、最终结局,以及这些因素会对战争局势产生的影响方式及程度。但它们不仅只是政党政治意识形态对社会体系的全面渗透与组织规训的话语证明,还涵盖着更为深刻的民族文化内核和复杂的话语生成机制。     

流亡与建构:申采浩的中国体验与近代想象

申采浩的中国流亡体验对于其思想发展和时代认识、知识话语与近代想象的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纪初,作者在英雄传记和幻想小说《梦天》中以英雄话语、国民话语来建构想象的民族共同体和民族国家想象,并表现了他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到了20世纪20年代,申采浩从民族主义转向无政府主义,在一系列散文和小说《龙和龙的大激战》中以民众话语、阶级话语展现了他的东亚想象乃至世界想象.申采浩的小说表现出主体"欲望"的隐喻与象征、变形与超越,并以此获得对于现实世界的象征和想象,从而具有对传统叙事的解构意义.申采浩文学的近代想象研究对于深入探讨韩国近现代文学中的中国体验叙事的特征有着重要意义.     

当代中国时代主流话语的演进与政治和社会转型

时代主流话语是时代主题的集中反映，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而变化，反过来又促进时代主题的转换，在大的社会转型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主流话语对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社会话语系统和实体构筑具有话语核心和话语指导作用。集中反映新世纪中国政治社会生活主题，以“群众利益”为核心的“三个代表”话语是当代中国新的时代主流话语，具有一些新的特点，对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社会实体构筑和转型具有话语先导和话语工具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