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语在赋体形成中的作用再探——谈荀卿五赋的历史地位

关于赋体的起源历来说法众多,但均非定论;就其影响因素之隐语来说,它由原始先民娱乐遣兴的形式一变为宫廷里劝谏君王的有效方式,再由荀卿借重,写成已具赋体雏形的《礼》《知》等五赋。荀卿五赋在文体转关中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其创作时间早于宋玉赋作而具开创性,更在于它对后世赋作体制、形式等方面的深刻影响。由此,作者认为,隐语以其独特的文体特征和强大的社会影响对赋体的早期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梅村体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吴伟业是明末清初诗学转变的关键人物，明清诗学的变化从他身上都可以得到解释。他学习前人而不一味地因袭前人，继承的同时又体现创造，其梅村体进一步把唐代元、白所开创的叙事诗传统推向了抒情写意的极致，显示了中国古典叙事诗抒情化的发展方向。同时，他又以明“七子”复古派后继者的身份具体落实了“七子派”在明清之际的影响，开创了清初诗文的局面     

20世纪赋体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兼谈中国特色的文学史理论体系建设

在最近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与其他人文科学的学科一样,学术上的发展是巨大的。如果仅从学科内部来看,目前古代文学学科的发展,甚至可以说是处于繁荣的局面,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很多的。有些是具体的学术方法、学术观点的问题,有些则很有可能是关系到一代学术的格局和一代学人的自身素质的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对古代文学学科的学术传统、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的多方面探讨,正反映了学界对古代文学学科存在问题的积极应对。本栏目所提供的五篇文章,都是作者对自己长期研究领域内的学术问题的前沿性思考。其中赵敏俐先生的论文强调辞赋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指出文学史研究中对辞赋研究的严重不足,由此而探讨了如何突破现代学术语境中所建构的中国文学史叙述体系的缺陷。钱志熙先生的论文提出诗歌史的研究如何与作家、作品研究构成良好的互动关系的问题,指出对于某些时段的诗歌史来讲,后人按照诗歌史主流所建构的诗史及其评价体系,与那个时代诗坛的评价体系常常是有较大的差异,如南朝至初唐的诗史、北宋的诗史,都存在这种情况。刘勇强先生的论文对近期人们关注的关于如何重建文学史坐标系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具体分析造成近期文学史研究坐标系改变的几种因素,强调多元、立体的文学史叙述线索。周裕锴先生的论文,提出诗歌的文本类型与阐述策略之间的互动关系,如“纪事之事”与“象喻之诗”,其阐述的方式就是不同的,由此形成中国古代诗歌阐释史上“知人论世”与“见仁见智”两大传统。吴承学先生与何诗海先生的论文,实际上是指出如何突破习惯的文学史料范围,充分利用更广泛的文献领域中的文学史料,如本文具体如何利用类书、字书研究早期的文学观念与文体理论。总的来说,这些文章,既不过于笼统、宏观,又不是微观的,可以说是一些“中观性”的具体问题。尤其对目前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的思考问题的状态,有一定的代表性,对古代文学学科的思考与实践,不无启发之处。本刊也希望能够继续关注古代文学研究者有关这方面问题的思考与讨论。     

从文体学角度看赋体的完成——兼论唐宋文赋的赋史地位

作为一种文体,赋由最初的一种修辞手段发展为一种创作方法,再演变为一种文学文体,即汉赋。"铺采摛文,体物写志"是汉赋这种文体最基本的特色,但绝不是赋体的全部文学表现手段。从文体学的角度看,任何一种文体都有其产生、发展、变化到完成的过程,文学作品要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铺写仅仅只是一种手段。所以,在西汉大赋迅速崛起而又急遽衰落之后,东汉以后赋体文学在不同时代的语境下,不断被其他显赫当时的文体所影响和改造,同时作家也不断地汲取他种文体优势,开拓、创新出赋体的新形式。由于文学内、外在因素的推动,赋体文学才会有六朝骈赋、唐宋律赋和文赋的新形式,出现一批批优秀作品,并使赋体最终得以完成。因此,赋史上"赋盛于汉,衰于魏,而亡于唐"、"唐无赋"一类言论的谬误是显见的。     

论汉代楚歌的文学史地位

在西汉至东汉中期的两个半多世纪的时间跨度里,称霸当时诗坛的诗歌形式是汉代楚歌。汉代楚歌以自己独特的文学体式和强烈的人文主义文学精神而成为汉代诗歌群体中的重要一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成为中国诗歌由《诗》体、“楚辞”体向五言诗体的过渡与中介,并且以自己的创作回响于当代诗坛。     

宋玉赋中巫山神女的文学史地位与影响

从社会文化、精神心理和文艺美学角度看,宋玉<高唐>、<神女>二赋中的巫山神女这一神话传说,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具有"开人神爱恋之先"、"肇梦恋文学之端"、"曲尽女性美的第一篇"三个方面的开创地位和深远影响,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赋体溯源

《汉书．艺文怎》录载赋包括辞与赋,说明辞赋本属于一体。第一个以赋名篇的是荀卿,贾谊用荀卿“赋”之名,屈原辞之实,创汉初骚体赋,枚乘《七发》定汉赋体式。上溯屈、荀之辞赋,根于《易》,宗于《诗》。     

论隋代诗歌的成就及其文学史地位

从中国诗歌发展史的角度看，隋代是一个过渡的时期，也是一个取得开创性成就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提出了变革浮靡文风的要求，实现了南北诗风在中国统一后的又一次大融合，继承和发展了齐梁诗歌的传统，促进了律诗的成熟和七言歌行的发展。     

论京派文学的边缘写作及其文学史地位

20世纪30年代的大陆文坛，被很多论者冠以“革命”的特征，五四扁蒙的澎湃浪潮在革命的时代自觉地转变成为革命的话语：在这样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以书写底层群众、追求文学艺术美的京派是特别的一道风景。尽管京派在随后的历史浪潮中逐渐隐退，但笔者认为，他们所秉持的独特的创作风格和创作理念是20世纪中国文学精神的一脉相承的延续，他们的文学史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关于《围城》的文学史地位

《围城》属于叶绍钧开创的日常生存状态小说类型 ,其讽刺矛头主要指向知识分子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虚荣心与庸碌无为。《围城》所揭示的人类虚荣心有不同类型和不同程度。虚伪属于个别人的劣迹 ,虚荣则是人类共同的弱点 ,在这部小说中 ,就连西方哲人都不例外 ,平庸者表现得则更为突出。由于所参照的是超越时代、超越普通人的一种带有某种学术乌托邦性质的更高标准 ,作者对于生活中和自己笔下人物的态度 ,均为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 ,作品在轻松幽默的表层下隐含着忧愤之情 ,也表现出一种形而上的悲悯。钱钟书的“忧世伤生”针对的不是具体的“国”与“民” ,而是整个人类及人性本身。就主题的丰富复杂、人物塑造的生动、人性揭示的深刻以及艺术表现的细腻成熟而言 ,它当居中国现代小说一流作品之列     

鲁迅和严复

通过严复对鲁迅的影响以及鲁迅对严复的批评的阐释 ,旨在说明历史人物只有与时俱进 ,其思想才能永葆青春 ,否则就会陷入从“趋时”到“复古”的历史悲剧     

古典文体的现代命运 --以20世纪赋体文学观念及创作为中心的思考

赋是一种极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文体,这一特性使其发展由穷极变化而至丧失自我。20世纪新的文化和文学语境,塑造了新的赋体观念,也影响了赋体创作。有人认为赋是陈腐的帮闲文学,应当遗弃;有人则取其长于歌颂和体物抒情的特性,移植于白话诗歌散文的创作中;也有人试图恢复赋体的文言创作传统。但赋体所面临的文体和语体的尴尬,仍然十分突出,有待解决。     

关于“语体领先”的理论联想

“语体领先”说,最早由澳门学者程祥徽教授提出,该说发表近二十年来,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些学科的发展印证了这一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从程氏的论述中,引发出诸多理论联想:语体领先的哲学阐释；语体视野下的语用学；汉语语言学的语体转向；语体领先与语文教育.     

清人词体发生诸说检讨

清人根据各自对词体特性的认识展开对词体发生问题的探究与解说。从“学”而言,清人大体上将词体发生时间定在盛唐至五代,并认为词体由诗与乐府衍变而来。关于词体生成方式,清人主要有“文体代嬗”与“音律递变”两种观点,其中以“音律递变论”为主流观点。从“术”而言,清人探究词体发生问题的着眼点主要在文体和音乐两个向度。在具体问题的论述上,清人注重文献实证,同时又能对不同视角的观点博观约取、汲异补正,显示出崇尚实证的学术路径与包容通变的学术思想。     

关于"赋"的名称

早在《毛诗序》的“六义”之说以前,荀子就有以赋名篇的作品问世。因此,荀子的赋其名称的命义不是取义于《诗经》的“六义”。从赋体的起源来说,“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赋者,古诗之流也”之类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荀子以赋名篇,取义于“不歌而诵”的含义,以与诗三百的入乐歌唱相区别。由于汉初贾谊作骚体诗却以赋名篇,造成汉代以后辞赋的混淆。     

社会史研究视野中的《溪蛮丛笑》--兼论《溪蛮丛笑》在少数民族社会史研究中的地位

南宋人朱辅所著《溪蛮丛笑》一书,以条目体例形式记述了公元12世纪沅江流域各民族的衣饰发型、食物崇尚、居住婚丧习俗、土产方物、村社组织、等级、阶层、家庭制度、社会交往、节日生活、民众娱乐、民间宗教信仰、文物古迹等社会生活内容,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五溪”地区各民族的具体生存状况及生活理念,展示了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独特性和多样性,提供了“五溪”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生活和社会关系、社会地位方面的大量信息,揭示了各民族生存的特殊社会环境,为中国社会生活史这门学科向少数民族社会生活领域拓展奠定了基础,是构建少数民族社会生活史这一新学科的重要素材。     

论谢庄《月赋》及其对刘宋辞赋的变革意义

刘宋中期文学发生了两大变革,一是从客观描摹向主观抒情的方向发展,二是在体制上更加注重骈化。谢庄《月赋》营造出清雅冲淡的意境,融入了浓厚的抒情意味,骈俪特征明显,声律和谐,音韵流转。《月赋》既标志着咏物赋向抒情赋的转变,又实现了古赋向骈赋的转变,推动了刘宋文学的变革,赋史意义重大。     

鲁迅、周作人的文学史论异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比较

鲁迅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以史涵论,蕴含着＂人＂（真人）的评史标准;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论带史,返观＂五四＂新文化运动,明确了＂志＂（感情）的评史标准。这两篇讲稿,虽各有治学路数,但都着眼于新文学的＂当下＂文坛,从不同方向推进＂人＂的文学史观。     

关于中国早期历史上游侠身份的重新检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提倡的游侠来源于平民（或包括破落武士）的说法,大抵奠定了将游侠身份定位于游民、门客及武士的一般知识,虽然受到过各种质疑,但至今仍在影响着人们对于游侠的认识。此说的误区在于将游侠与“私剑”混为一谈,而钱穆在四十年代、章培恒在九十年代都曾在对游侠与“私剑”作出判别的基础上重新界定游侠,惜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这种一般知识使得中国早期历史上实际存在的游侠在社会上的地位、作用明显地被低估。当然,将游侠与“私剑”混淆或将两者的特质杂糅在一起,有其更为复杂、深远的历史原因。     

制度下的赋学视域——论赋体文学古今演变的一条线索

文学与制度的关系,学界已有关注,以宫廷文学为主体的辞赋文学创作与制度的关系,则尤为深密。就渊源而论,“赋”的源起就与先秦时期的“赋诗”制度相关,而由“赋诗”之“赋”到“赋体”之“赋”,又孕生于宫廷文学制度的形成。就嬗变而论,从汉代的礼乐制度与献赋、唐宋科举制度与考赋、清代的翰林清选与考、献赋,迨至现当代辞赋创作及研究的冷落与复兴,无不维系于制度的变迁。就赋体而论,从汉代文学侍从待诏献赋的散体巨制,到唐宋举子考赋的律体小篇,再到清代馆阁体赋及当代的语体赋,充分体现了古今制度变迁下的赋学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