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强对辛亥首义的态度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爆发,立即引起列强驻汉口领事馆的高度关注.外报及其新闻记者的反应见仁见智,褒贬各异.而列强政府采取"友清敌民"的态度,都站在清王朝一边,防范、敌视革命党人.因列强在华利益各异,所以它们对待武昌起义的态度也不完全一样.列强之间相互博弈和妥协的结果,是共取"不介入"的中立态度.这与湖北军政府意图示好列强的外交政策也颇有关系:鉴于近代太平天国与义和团被列强绞杀的严重历史教训,革命党人始终避免得罪外国,承诺保护各国在华既得权利和外国人在华生命财产安全.湖北军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外交策略,得到驻汉领事团的理解认可.袁世凯出山后,列强则全部转向"拥袁抑孙",将袁世凯视作"秩序"的代表.辛亥首义后,列强面对中国政局的急剧变化,不断调整其对华政策,固然与清王朝、民国政府、袁世凯诸方的外交策略不无关系,但归根结蒂,是列强自身谋求在华利益最大化的产物.     

近代中比关系初论

近代中比关系以比利时在华势力的消长可分为三个阶段:对华索权时期;在华势力膨胀时期;在华特权丧失时期。比利时在华获得的特权主要以经济权益为主兼及其它方面的特权,其获得特权的方式主要是依靠列强支持及条约中的片面最惠国条款,它没有单独的对华政策,其对华政策随其他列强转移而转移。     

法权会议期间美国的法界认知与对华外交

法权会议是美国主导的近代国际联合对华立法、 司法调查。 美国在法权会议期间的对华外交呈现出尊重中国 _“ 主权完整_” 与维持 _“ 必要之恶_” 并行的特点。 在制定与践行该外交政策的过程中, 美国法界认知与政府决策密切互动。 20 世纪 20 年代前期, 对于在华治外法权问题, 美国法界主流舆论与政府认知相互影响。 在法权会议筹备阶段, 美国政府迎合法界共识并任用以法界代表司注恩为核心的代表团筹划组织架构与会议流程。 法权会议开幕后, 按照凯洛格对司注恩的训令, 美国对华外交在内部张力凸显后得以重新调适。 在报告书起草阶段, 美国政府继续宏观把控进程。 为保障和协调列强在华利益, 司注恩主导完成 《调查法权委员会报告书》。 最终维持 _“ 必要之恶_” 的现实需要压倒尊重 _“ 主权完整_” 的政策表达。     

论威尔逊政府的海洋自由构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威尔逊政府在维护自身中立权利和调解欧洲争端的过程中,提出了"海洋自由"计划。美国参战后,威尔逊进一步拓展提升海洋自由的意义和地位,形成了国联框架内的海洋自由构想,寄托了丰富的经济、政治和战略意义和期望。威尔逊政府的海洋自由构想具有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双重性,但抽象空洞、难以操作以及英国的抵制导致了它的失败。     

试论肯尼迪政府"裂变"中苏与联印制华政策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分歧和中印边界争端日益激化.始于50年代的美国对印政策反思和对苏联、中国外交政策的认识,促成了肯尼迪政府"裂变"中苏与联印制华政策的出台,美国希望借中印边界冲突之机加速"裂变"中苏,并将印度拉入对华遏制轨道,此政策在中印边界战争期间得到充分贯彻实施.由于决策很大程度立足于主观的地缘战略假设和对印并不贴切的评估分析,肯尼迪政府上述政策最终未能达到预期设想.     

“门户开放”政策“软权力”要素初探

本文根据约瑟夫.奈对"软权力"的定义,将"软权力"的要素归纳为: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的投射性,倡导和建立国际制度安排的能力,以及对价值和体制的认同性三个层面。认为"门户开放"政策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它表达了美国欲均沾列强在华"势力范围"权益的意图,而且该政策诉求的外延与范围亦不乏美国在华倡建国际商贸开放制度的要素。"门户开放"原则的内涵更蕴涵着美国在帝国主义扩张初期传播其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投射性,列强在华对最惠国待遇原则的国际认同性,则是这项政策在当时能够顺利推出的国际环境。"门户开放"政策既没有军事实力作后盾,也没有诉诸武力去实施的意愿,其在华最初的有限作用,主要取决于该政策所蕴涵的各种"软权力"要素对列强的感召与吸引。     

1949—1950年美国对华石油出口政策解析

作为"贫油国"的近代中国,其城市经济极其依赖西方的石油供应。当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已成定局之时,如何处理对华石油出口的问题被美国政府提上了议事日程。在美国看来,石油作为典型的军民两用型物资,既可以增强解放军对西方的威胁,又可以被美国当做筹码以操纵新中国的外交方向。最初,美国政府将分化中苏关系作为对华政策的主要方向,因此允许在一定限制条件内继续对华出口石油,此后伴随着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和朝鲜战争的爆发,限制共产主义在远东的"扩张"成为美国远东政策的主要关注点,美国逐步加强了对华石油出口的限制,并最终对华全面禁运石油。通过这一时期美国对华石油出口管理的操作可发现,本国企业和盟国政府的配合是美国能否成功实施对华石油出口管制的前提条件,这也为当前中国如何反制美国对华技术出口和贸易歧视提供了借鉴材料。     

抗战时期美国对华经济援助评析

抗战时期美国对华经济援助是美国援华体系的重要环节,它在援助力度与援助性质上随着远东战局的发展和美日矛盾的激化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与美国对华政策日趋积极和国民政府外交重点转向美国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对战时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北伐初期英日在华关系（1926.12～1927.5）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吹响了北伐的号角,掀起统一中国的高潮,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走向一个新阶段。英国、日本等列强的在华殖民利益同时受到猛烈冲击。面对此种形势,英国和日本不得不各自采取措施保护殖民权益,英国出台＂圣诞节备忘录＂,做出向中国＂妥协＂的姿态,日本也发表对华＂新政策＂,以示＂友好＂。同时,英国也在不同场合向日本发出求助信号,日本的反应则是：积极磋商、含糊应付,是典型的外热内冷型。究其原因,首先在于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对两国冲击力度不同,其次则是两国基本利益发生矛盾无法协调。     

赫尔利使华时期美国对华政策评析

美国特使赫尔利赴华调处国共关系时期是美国对华外交史上备受争议的阶段,综观赫尔利使华的全貌可以说没有脱离罗斯福总统所确定的对华政策轨道。赫尔利与驻华外交官和国务院中国问题专家之间在建立"国共联合政府"上是一致的,他们争论的实质是采取"压蒋"还是"压共"的方式实现联合政府。由于赫尔利本人对中国政治形势的错误认识,走上了无条件支持蒋介石的道路,这使美国的对华政策失去了灵活性而更加僵化。以致走上了片面扶持蒋介石政权的道路,这就为不久后美国在华政策的彻底失败预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