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泸属羁縻州部族及其社会文化再探

本文在刘复生《宋代“泸夷”非乌蛮集团的民族成分》等文基础上,对宋代泸州所领羁縻州的州数、州名、獠人群落分布,以及獠人、乌蛮、羿子等族的社会、经济、文化面貌进行了进一步探讨,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和补充论证。     

宋代“泸夷”非乌蛮集团的民族成分

一、宋代“泸夷”非乌蛮集团 宋代“泸夷”即宋代“泸州夷人”之简称,它不是单一的民族称谓,而是指在宋代泸州及羁縻州活动的少数民族的总称。其地域大致相当于今泸州市(包括属县)及部分宜宾地区、滇东北角部分地区、黔西北部分地区。北宋政和年间,原隶属泸州的淯井监升建为长宁军(治今长宁县境内),辖区即原属泸州的很大部分羁縻州地。在宋代“泸夷”中,除乌蛮     

宋代“泸夷”地区民族关系的演进

宋代“泸夷”地区民族关系的演进刘复生今四川泸州至宜宾以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宋代主要包括在泸州羁糜州的范围之内，《宋史纪事本末》称之为“泸夷”，即“泸州夷人”或“泸南夷人”之省。除北边与内地州县接壤外，“泸夷”的其它三面均与...     

泸夷与宋代泸州多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策略及其争论

泸夷的存在，是宋代泸州地方社会治理特殊性的关键。在南宋中后期，以御戎为急，偏重边疆军事安全的地方治理策略成为官样文章中称颂泸州地方长官的一种政治文化传统。加强边境地区的兵备和镇抚边外的蛮夷，通常是宋代士大夫提到泸州时最容易联想到的政治文化意象。宋代泸州地位的上升，实质上依靠的是泸夷对川南社会影响力的强化。因此，其时泸州的地方治理就渐渐形成了不得不以“御戎为急”的大政方略。但部分士大夫则认为，泸州当局地方治理的方针策略偏离了儒家“阜民之政”的理想。从历史经验看，较之军事实力对川南少数民族各部的威慑作用，社会经济的发展亦是宋朝稳定西南不可或缺的要素。     

昆明族源流考释

昆明族是我国汉晋时期西南地区较大的一个民族,到唐时发展为乌蛮,是我国彝族的先民之一。本文从昆明族源流切入,以现代考古学材料及其文化为据,并结合有关史料,论证了昆明族应源于西北甘青地区南下的氐羌系民族,南北朝后成为乌蛮的一部分;同时还从昆明族、乌蛮的分布地望与现代彝族的分布地区比较,认为绝大多数的昆明族最终都发展为现代彝语支民族。     

彝族和土家族同源于虎伏羲

<正>彝族的晚近分布,通过乌蒙山似乎就止于黔西北毕节,但从历史上考察却不止于黔西北.黔西北习水、赤水两县,与川南跨长江两岸的沪州毗邻,据《宋史·泸州蛮》记载,在宋代尚有“乌蛮罗氏鬼主”.此乌蛮据《通考·四裔五》引《桂海虞衡志》记载,“其人多深目长身,黑面白牙,以锦缠椎髻,短褐徒跣,戴笠荷毡”,这全是今凉山彝族的体形和装束.宋代以后,这里的“乌蛮”或融合于汉族中,或已它徙.现几乎     

大理国的乌蛮

从人口数量和分布区域看,乌蛮是大理国的主体民族,在大理国时正经历着以氏族(姓)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向更高阶段的社会组织"部"发展,研究大理国境内的乌蛮和乌蛮到底有多少个"部",以及乌蛮在大理国境内静态和动态的地理分布及其变化,可以达到拓展乌蛮源流史研究的目的,进而丰富民族史学的学科内涵。     

鄂西土家族族源考略

土家族是历史悠久的民族。其族源,众说不一。主要有:一说是古代巴人的后裔;二说是古代由贵州迁入湘西的乌蛮一部,三说是唐末至五代初年(公元910年前后)由彭瑊率领的从江西迁居湘西的百艺工匠的后裔。 笔者认为,“南入”、“东来”都不能成其为土家族族源。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任何民族不可能不与其他民族交往和互相影响,甚至有一部分融合于别的民族,成为另一个民族的成员。“南入”、“东来”的因素不能说没有,但研究某个民族的族源,把加入的部分作为主要成份是不适合的。特别象自称“毕兹卡”(本地人)的土家族族源,应该从这个民族     

论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西部民族关系的调适

和谐的民族关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随着对外开放与国际反华势力的渗透，以及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西部地区民族关系的格局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本文从调适西部民族关系的角度出发，探讨如何促进西部地区民族关系协调发展，发挥“和谐民族观”在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     

论爨文化时期南中地区的夷汉民族融合

爨文化时期南中汉族移民的"夷化"和随之出现的"西爨白蛮"、"东爨乌蛮",是由夷汉民族融合形成的新型民族群体.探讨这一时期夷汉民族融合的历史背景、融合途径及其演变发展规律,对于认识我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民族关系和民族构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宋代书目中的宋赋研究

赋是一种兼有韵文和骈文特色的文体,宋代赋的创作很兴盛。此外,古代的书目里赋不是单收在集部中的。以宋代书目中著录的赋为研究案例,讨论宋代赋的创作和古代书目赋著录的情况。发现宋赋的题材扩大体现了宋代各类学科各种知识的交叉影响,为我们展示了宋人文学创作的一幅画卷。     

昭德晁氏家族文学创作风貌述论

昭德晁氏家族是宋代中原文化高门中的一个极具代表性大家族,以科举晋身,以仕宦立家,以文化扬名。在学术文化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由于其深厚的文化积累、辞学传家的家族传统,他们在文学创作上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从晁氏家族文学创作的师友渊源以及家族文学创作中的家族情结两个方面可以看出晁氏家族文学创作的主要风貌。     

“格物致知”与宋代绘画

文人社会的“格物精神”使宋代绘画艺术登峰造极。宋人尚理,绘画亦重理。其中,宋之理学“格物致知”对宋代写实绘画风格的影响尤大。本文拟从“格物致知”的内涵演变论述其对宋代写实绘画的具体影响。     

宋代的家塾

家塾，也称馆塾、家馆或馆，是两宋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的家塾，主要在中上层家庭或家族中设置。依据家世和经济背景，有三类家庭或家族常设置家塾。家塾的具体位置，一般是在家族居所及附近，或与之有隶属关系的僧寺。家塾日常运营的经费，绝大部分由本家族自己提供。家族经商、田租的收入，建家塾者的俸禄，本族兄弟的赞助等，都是家墪惯常的经济来源。根据家塾规模和所属家庭、家族的特色，其管理各不相同。作为家庭和家族的私学，宋代家塾的所有权特色明显。     

宋代诗话中的诗韵论

宋代诗话中的诗韵论主要从两个维面展开:一是作为诗法层面的诗韵论,着重探讨“韵”作为韵律、韵格之义与诗歌创作的关系;二是作为诗歌批评与理论层面的诗韵论,着重从“韵”作为风致、韵味的基础上生发,它体现出宋人对诗歌审美的本质要求及对韵作为诗歌审美范畴的认识与提升。     

《宋代登科总录》与宋代状元研究

《宋代登科总录》收录了大量宋代状元文献,通过统计分析可以确定,除118 位文科状元外,宋代还诞生了72位武科状元、12位贡士及第状元. 宋代文状元有近八成来自于低层官员与平民家庭,与唐代形成极大反差,折射出科举考试对整个社会政治的深刻影响. 宋代武科状元仕途不显,而文科状元中近六成曾在政府机构中担任宰执与侍从官等重要职务,这既是国家“右文”政策导向的结果,也验证了科举取士在人才流动方面的推动作用.     

宋代女性的拒巫活动

宋代巫风盛行,女性中既有巫术的笃信者、信疑参半者,也有对巫术持否定态度者,本文通过对女性柜巫态度及行为表现的考察以展现其特有的精神风貌.     

宋代宫词刍论

宋代是宫词演变的一个重要阶段。在特定时代背景和诗学氛围中,宋人形成了颂美与讽谏的宫词观;宋代宫词的内容有明显的翻新,突出表现在对宫中文化活动、边疆战事、自然景物等的描写上,同时其内容重心呈现出向宫廷政事性活动的偏移。艺术上,宋代宫词取得了诸多拓展,在字句锤炼、诉诸视觉效果的描写技巧、"清"的风味等方面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对宋代宫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北宋三陈先祖考

据陈氏几种宗谱相互印证,相传北宋阆中三陈的远祖经历过河南淮阳—河南颍川—浙江长兴—江西太和—湖南新化的迁徙。其直系先祖为定居湖南新化的陈万。其高祖陈翔授博州刺史未随祖父入湘,遂有其先为博州人之说;陈翔随王建护熹宗入蜀,遂为三陈直系入川始祖。     

宋代寺院生活的世俗转型

佛教在宋代的社会化进程加快,实现了从注重智慧解脱到全面融入国情民俗的气质转型,其直接原因是佛教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自身在修行等寺院佛事活动方面所作的社会调整。因此,寺院生活特征是探讨佛教转型及民俗佛教形成的契入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