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和画谱·人物门》史料探微

本文主要阐述了《宣和画谱》所品评人物画家们绘画艺术成就,客观上反映了画史的发展概貌,以及各个时代绘画的流传过程、绘画方法,绘画史料、绘画思想史料。《宣和画谱对研究北宋和以前画家创作情况和绘画收藏情况,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     

以“达”为尊，既“信”且“雅”

严复并未对自己提出的“信、达、雅”进行严谨、明确的界定和阐释,实际上,“信、达、雅”只是三个笼统而抽象的概念,具体到如何理解、运用,往概念中填充什么内容,如何将这些内容（或准则）应用于翻译实践,则见仁见智;而对严复译论的各家争鸣,便缘出于此,其中不乏无意（或有意）的误读与曲解。欲探严复心中的“信、达、雅”究竟是何种境界,须辨析其“译例言”,兼顾其翻译实操,以免望文生义。严复认为,翻译应该既“信”且“达”,但是,求“达”弃“信”,固不可取。其言下之逻辑乃是：1.既“信”且“达”,而“达”至重;2.“信”未必“达”,“达”则必“信”;3.“雅”有助于“信”、“达”,使译作“行远”。若以一言蔽之,即：以“达”为尊,既“信”且“雅”。     

“兴”与“象”：从《诗经》到《周易》

“兴”是《诗经》的灵魂,“象”是《周易》的内核。“兴”反映的是上古先民认识世界、跟世界打交道的根本方式,“象”标志着主体自觉的意义生成机制。从《诗经》到《周易》体现的是“兴”思维到“象”思维的发展。“兴”思维中现象和意义的生起是无性的,而“象”思维中现象和意义的生起是有性的。“兴”与“象”有着“体感”与“观思”的不同。“兴”并非凌驾于“象”之上。“兴”有其缺陷,即主体蒙昧性;“象”有其优点,即主体自觉性。中国哲学中的“功夫论”是对“兴”的超越性复归。     

《尚书》《诗经》的美学语汇及中国美学在上古演进之特色

《尚书》中的美学,“休”是其核心语汇。《诗经》中的美学,在《颂》里,以“皇皇”为核心语汇;在《雅》里,以“威仪”为核心语汇;在《风》里,“美”才丰富地展现开来。美从《尚书》到《诗经》以及《诗经》里《颂》《雅》《风》的演进,呈出了中国上古美学的特色。     

“《诗》亡然后《春秋》作”与战国“处士横议”

孟子说“《诗》亡然后《春秋》作”,自汉代以后人们多理解成《诗》和《春秋》两个文本的依次出现,无论怎么界定“亡”与“作”的时间,都纠结难通。究其原因,是后人把“《春秋》作”的“作”误解成孔子对《春秋》文本的撰作或编次。从《孟子》及先秦语境考察,“《春秋》作”之“作”是开创、兴起的意思,指孔子以评论《春秋》的方式开启战国“处士横议”的新时代。他以《春秋》“正名”的历史担当和革新精神为战国诸子所继承、发扬,其“见之于行事”直接影响了诸子散文的论辩方式。      

黑水城出土宋刻《初学记》残页版本考——兼论宋元时期江南至塞外的“书籍之路”

出土刻本主要发现于丝绸之路沿线,特别是集中在敦煌、吐鲁番、黑水城三地。大量出土刻本残页的存在,说明伴随“丝绸之路”的发展,曾产生过一条以传播刻本为主的“书籍之路”。黑水城出土的一组宋刻《初学记》残页便是“书籍之路”上保存下来的具体而微的文化遗存。黑水城出土《初学记》与日藏南宋本《初学记》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的版本关系,前者的刊刻地点应为福建建阳,刊刻时间的上下限在南宋绍兴四年至十七年（1134-1147）。宋元时期由江南通往塞外的西北线“书籍之路”的形成过程是中原文明向西域地区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书籍之路”在西域华化的进程中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     

从《诗经》比兴循环解释现象探究“兴”的起源——以《关雎》《汉广》《樛木》三诗为例

对《诗经》的解释存在比兴循环解释的现象. 《关雎》一诗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出现了对其道德主题的三个不同解释,存在由色到礼的戏剧性叙事以及将自然物与人事并置的两种解释模型.《毛诗》《郑笺》对《汉广》的解释发生了道德主题和婚嫁主题的冲突,道德主题的强化导致了主题先行.《毛诗》解《樛木》反转葛藟攀缘樛木“比”之古义,将诗篇主题倒转为樛木主动荫蔽葛藟,完成“兴”义,成为比兴循环解释的典型. 陈奂举了《毛传》解诗用“若”、“如”、“喻”、“犹”诸字的很多例子,以证“兴而比”的关系,意在通过比兴循环解释重返自然物与人事并置的平衡关系.     

文学接受视角下的词意画研究——以《诗余画谱》为例

作为晚明徽派版画的代表作,《诗余画谱》集词、画、书于一体,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词意画集。同时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来看,《诗余画谱》所选词作在词人、题材和风格上都表现出与当时宋词选集不尽相同的选择标准和审美旨趣,体现了刊印者从绘画角度对宋词的独特接受方式,同时也折射出晚明以新安文化为代表的徽派文化的深刻影响。《诗余画谱》不仅是“诗画一律”艺术思想的又一现实蓝本,而且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宋词接受的新维度。     

《诗品》作者考之二

《诗品》“纤秾”包含“纤”、“秾”两端,但《纤秾》一品行文并未明确这两端的意义。杨廷芝《二十四诗品浅解》、无名氏《唐司空图诗品详注》对“纤秾”的解释并不到位,而日本学者太田兵三郎则注意到了“纤”、“秾”的分别。     

石涛《画谱》的美学意义

石涛《画谱》在绘画起源问题上截断众源,首倡一画说,为画学找到了坚实基础,其作受直觉体验的禅思影响,避免了传统画论经验主义的局限性,不斤斤计较于已有的画法规则,而处处强调循法不拘于法、了法能贯通法的辩证思想,其美学思想逸出于绘画而昭示出艺术的共性。     

明代西湖全景图的谱系

南宋以降,方志中开始出现表现西湖风光的全景地图。明代志书中的西湖全景图数量增加,无论是方志还是专志都保留了多个版本的全景图。南宋西湖全景图对明代的全景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宋到明,记述西湖的志书在流传中互相借鉴,形成西湖全景图的诸多相似特征。与此同时,西湖全景图在流传过程中不断演变,因文字记述不同,侧重点不同,开始出现示意图与胜景图的分途。     

文人话本的衰微过程与原因

文人话本在明代天启、崇祯和清代顺治大约四十年间出现繁荣局面,到清代康熙年间已经衰微。其主要原因是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严厉禁毁“小说淫词”,对话本创作以致命打击。清中叶以后的话本作家,热衷于宣传封建礼教,其作品为读者所唾弃。作家缺乏创新精神与才能,一味地“效颦剽窃”,使话本失去了独创性与生命力。清代中叶以后的话本,只在文人生活圈子里打转转,对市民读者缺乏吸引力。     

关于明代的“京报”问题

明代是否存在＂京报＂以及＂京报＂的性质问题,一直是新闻史学界长期关注的话题。此前,作为文献史料,仅限于清人俞正燮《癸巳存稿》中的一则材料。当代新闻史学者对史料的发掘又有了一些新的进展,如方汉奇、姚福申等先生的考察,但也多限于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的描述。根据元明时期文献中关于＂京报＂的若干材料,从词源学的角度分析,认为＂京报＂一词最早产生于元代;作为报纸的形态,明代的＂京报＂已经存在,而且包括两种不同性质的类型：一类是封建政府的官报——邸报,一类是民间报房的私报——小报。明代＂京报＂具有的双重称谓,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阅读者的＂误读＂造成的。     

关于明代的“京报”问题

明代是否存在＂京报＂以及＂京报＂的性质问题,一直是新闻史学界长期关注的话题。此前,作为文献史料,仅限于清人俞正燮《癸巳存稿》中的一则材料。当代新闻史学者对史料的发掘又有了一些新的进展,如方汉奇、姚福申等先生的考察,但也多限于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的描述。根据元明时期文献中关于＂京报＂的若干材料,从词源学的角度分析,认为＂...     

明清关中士人作品的刊刻与传播

明代中后期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消费能力的提高为图书的刊刻和流布提供了相应的物质基础和市场空间,士人的著述通过刊刻、传抄、互借、赠送、散发、交换等方式被广泛流传,为文化的传播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促使了明清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关中地区和江南地区相较,图书的刊刻和流布不具有典型性,但从纵向来看,明清关中图书刊刻的种类和数量较前代有很大的发展,士人的著述也经过各种途径得以刊刻和流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关中本土文化和外界的交流和互动。     

徽州刻书与徽派版画艺术探议

徽州刻书约起于唐末至五代时期,盛于明中叶,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为徽州刻书最为辉煌时期,至清中期渐渐衰微。徽派版画是源于徽州刻书中的插图艺术和墨谱,它由刻书和制墨的兴起、鼎盛、创新,逐渐形成独立的版画体系。徽派版画在我国版画艺术中,是一株引人注目的奇葩,无论其镌刻之精、遗存数量之多、艺术价值之高,皆精于其它派别版画。     

红尘中的出世者——试论“三言”中的两类僧人

冯梦龙的“三言”堪称晚明社会的百科全书。在这部百科全书中，好利、好色这两类僧人颇受关注。这两类僧人的形象之所以经常出现，既与晚明的时代风气有关，也与“三言”的创作动机相涉。     

明遗民与清初明史学

明遗民在民族思想和忠义思想激励下 ,不仕清朝 ,为了保留故国之史 ,他们积极研治明史 ,主要采取两种形式 ,一是私家撰修 ,一是襄助官修。前者重在探讨明亡原因 ,对明季史进行了深刻反思 ,后者从提供史料、审核史稿、提出建议、亲自与修等几个方面 ,帮助官方撰修《明史》 ,使之体例完善 ,质量提高     

明末清初几本火器著作的初步比较

明末清初出现了两本全面介绍西方的军事技术的专著:《西法神机》、《火攻挈要》,也出现了部分介绍西方火器知识的兵书《兵录》。通过比较不同背景、成书时间相近的三本兵书,从“西方传入火器知识”、“中国传统知识的痕迹”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与对比,从而对当时火器技术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得出三者在内容与结构上的一些结论,提出三者相关版本流传的可能情况,并同西方相关资料进行对照,以期对西方火器知识在明末这段特定历史时期的传播有所了解。     

紫柏大师"三大负"述论

紫柏大师是晚明佛教界的著名高僧,他在明代佛教衰微之际,力振佛教,在晚明社会动荡之时热心济世,他所提出的“三大负”就是其热心济世的表现。紫柏大师“三大负”的经世主张当时都没有实现,但它反映了紫柏大师和晚明思想界思想的一些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