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纪事本末·东林党议》与《东林始末》关系考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六《东林党议》部分与蒋平阶《东林始末》一书几乎雷同,学界多持谷应泰抄袭蒋氏之说。事实并非如此,蒋平阶应是谷应泰编纂《明史纪事本末》的作者群之一,在遵循《明史纪事本末》全书布局的情况下具体负责撰写"东林党议"这一部分的初稿。后来,蒋氏这一史稿被独立析出印行,改题目为《东林始末》,却未及进行必要的补充。于是,造成了蒋平阶《东林始末》与《明史纪事本末·东林党议》并行流传而内容又几乎雷同这一状况。     

《明史纪事本末·太祖平滇》校点拾零

读中华书局点校本《明史纪事本末》卷12《太祖平滇》,觉得在点校方面间有疑问之处,今录之如下: 一、把匝刺瓦尔密挈妻子与左丞达的驴儿俱入普宁州忽纳砦(第167页) 按:“达的驴儿”是两个人,这里把他们当作一个人,误。他们指的是左丞达的、右丞驴儿(见《明史》卷124《把匝瓦尔密传》)。《洪武实录》卷140:“把匝刺瓦尔密挈妻子与左丞达的及驴儿俱入普宁州忽纳砦。”疑《明史纪事本末》于此处脱一“及”字。     

试论《明史纪事本末》的编撰特点和文献价值

《明史纪事本末》是清初一部重要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它取材广泛,体例成熟,对此后《明史》的修撰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书中大量的史论,重视表达总结历史经验、经世致用的撰述宗旨,也颇具特色。系统考察此书的编撰特点和文献价值,既有助于准确评定其历史地位,对于研究明代历史也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续资治通鉴长编》辨误两则

１．卷２４８熙宁六年十二月壬申，“三司言：新法所增吏禄，除旧请外，岁支钱一十七万一千五百五十三缗有奇（原注：《旧录》止云三十万，今从沈括《笔谈》详书之。）”（中华书局点校本，第１８册，页６０５２）按：此条增支吏禄钱数有误，其中既有点校本失于校勘之处，又有李焘本人之失误。《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７５《增吏禄》（《宋史萃编》本，页２４１６）、《宋会要辑稿·职官》５７之９３误入之《九朝纪事本末》（按：即《长编纪事本末》）所载熙宁六年此数均为“三十七万一千五百五十三缗有奇”，据此可证，“一十七万一千五…     

从《涑水记闻》看北宋的封建专制

北宋司马光撰写的《涑水记闻》(以下简称《记闻》),是一部缀录北宋时期出现的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历史笔记,是研究北宋历史的重要文献之一。《宋史》、《宋史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都引用了《记闻》中的史实作为论述历史的重要依据。《记闻》之所以如此被人重视,除了它具有史料真实、文字简朴的优点而外,还由于它是当朝人记当朝事的作品,其中反映了好些关于封建统治集团中的重要情况,暴露了封建王朝的一些本质性的问题。研究这些情况和问题,对于我们认识     

《左传》学与纪事本末体之源起

与编年体、纪传体并列为我国古代三大史书体裁的纪事本末体,有一个历史性的生发源头,即《左传》学中的纪事类编学。由于《左传》叙事存在"隔断",在六朝至宋代极为流行的《左传》学中,出现了类编《左传》纪事的系列著作。在南宋前期治史为鉴的思潮下,这一《左传》纪事类编学与逐渐兴起的《资治通鉴》学相结合,产生出被清四库馆臣称为纪事本末体典范和创例之作的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徐梦莘撰著《三朝北盟会编》,亦受其影响。此后,纪事本末体史书编纂续成传统。鉴于《左传》纪事类编学形成更早,四库馆臣所谓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创纪事本末之例",当是误说,但在史学著作范畴内,袁枢此书可视为史书纪事本末体的创始之作。     

刘勰“《书》标七观”说考源

《文心雕龙》有"《书》标七观"一说,其相关内容最早见于传世文献《尚书大传》、《孔丛子》两书。两书载记稍有差异,但就此并不能认为"七观"说属于秦汉或魏晋时期儒者所臆造,恰更能证成其为战国流传下来的一些有关孔子论《书》的"传"文或传说。"七观"说不仅概述了《书》之核心要义,亦对汉魏时期不同《尚书》学派诠释《尚书》之向度产生过重要影响。     

朱国祯《皇明史概》考析

朱国祯的《皇明史概》是一部兼采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体的明史著作 ,在史书体裁上有所创新。它对明代政经大事、典章制度、边疆外国有较完备的载录 ,其中“大事记”符合明中后期社会政治特征的史事选择 ,使这部史书的史料价值不容忽略。史书中体现了朱国祯正国史、去隐讳 ,资借鉴、彰忠义的史学思想 ,反映了重时势、重事实历史观与天命史观的矛盾。     

宋刻本《通鉴纪事本末》

<正>《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宋)袁枢撰;南宋宝祐五年(1257)赵与刻元明递修本。4函,42册。匡高26.3厘米,广19.2厘米。半页11行,白口,左右双边,单黑鱼尾。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编号:03159,现藏吉林省图书馆。袁枢(1131—1205),南宋史学家,字机仲。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瓯)人。袁枢撰《通鉴纪事本末》,以事件为中心详记其始末,开创了史书的一种新体裁。在此之前,史书的编纂,通行的是纪传体和编年体,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订误三则

一、据《提要》卷一一《书类一》载: 《尚书讲义》二十卷。宋史浩撰,浩字直翁,鄞县人,绍兴十四年进士。 今案:《宋史·史浩传》于浩登科年代不系年。 考《宋会要辑稿·选举》、《文献通考·选举》、《宋史·高宗纪》等书所载,并无绍兴十四年榜,此必误。 考《宋史》卷四○○《汪大猷传》称:“(大猷)登(绍兴)十五年进士……。大猷与丞相史浩同里,又同年进士,未尝附丽以于进。”又《南宋馆阁录》卷七称:“史浩字直翁,四明人,刘章榜进士出身。”案刘章为绍兴十五年状元(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十五年四月纪事),是史浩实十五年进士。     

《洋务纪事本末》编纂考

方濬师受命编纂《洋务纪事本末》,其书未成.学术界对此缺少研究,论文利用直接和间接材料,详细考察了此书大致面貌,将此书置于当时社会外交史料编纂的大环境中考察,着重揭示出此书编纂特色,及其与《筹办夷务始末》之间优劣比较,从而凸现其在史学史上的独特价值.     

纪事本末体创始说辨正

关于纪事本末体之创始,传统观点多归于南宋袁枢撰著《通鉴纪事本末》,但史学界还存在着几种未经深入辨正的说法。不可忽略的是,"纪事本末"被确立为独立史书体例的标志,是清修《四库全书》"纪事本末"类目的设立。据四库馆臣所认知的"纪事本末"类史书之基本特征辨正诸说,其中属纪事本末体者只有《通鉴纪事本末》和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后者实先于前者而撰作,故虽然主要靠《通鉴纪事本末》及其效仿者而确立起纪事本末体,但其创始之作,当归于《三朝北盟会编》。     

谈《明史》所载郑和宝船尺寸的可靠性

<正> 关于《明史》所载郑和下西洋宝船尺寸的可靠性问题,至今仍然存在着不同意见。有的专家根据现代造船原理,认为《明史·郑和传》中“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的记载是不可信的。他们提出,这一记载出自并仅见于明人“说集”的《瀛涯胜览序》,因此不能说这个尺寸有充分的根据。对此笔者想谈一点粗浅的看     

青苗法利率纠误

王安石制定的青苗法,年利率是40%,一定时空范围内,还超过二分之息,并未有低于40%的记载。最近,有人依据《文献通考》、《续资治通鉴长编》、《长编纪事本末》和《宋会要辑稿》有关史料,推算出“除元丰四年不仅无息而且亏本外,元丰三年和元丰六年的利率为13.7—26.5%”(见《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4期《关于王安石变法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其实,《文献通考》等史书所载,原文是这样的:元丰     

唐令复原所据史料检证——以《大唐开元礼》为中心

《大唐开元礼》是复原唐令所依据的最基本的文献之一。当它的记载与其他文献存在差异时,首先应当综核《开元礼》的不同版本,由此确定这一记载本身是否存在讹误或缺省;其次则需考虑《开元礼》所载制度并非仅限于开元七年的立法,还融入了开元二十年成书之前的新制,而且《开元礼》的《序例》与五礼仪注对于新制的吸收并不同步,同书的两个部分之间存在矛盾性的记载。此外,开元七年至二十年间颁布的新制也没有全部体现在《开元礼》中,即使是标有"永为常式"等字样的新制也可能随时被废止。这些都为此前的唐令复原成果带来了若干不确定性。     

关于田见秀之“死”

田见秀,陕西绥德人,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主要将领之一,跟随李自成转战南北,在明末农民起义中有过一番贡献。 关于田见秀之死,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说,一六四五年二月(清顺治二年正月),清兵逼潼关,李自成率     

《西夏纪事本末》考略

清人张鉴撰著的《西夏纪事本末》,是传世的清人著汉文西夏史籍中编写较精的一部,本文试从著者、著录与收藏、版本、内容和体裁特点等方面略作考证。     

《梁书·元帝纪》勘误一则

中华书局点校本《梁书》卷五《元帝纪》中有一处明显史实错误,原文录之如下:(承圣)二年……九月……是月,魏遣郭元建治舟师于合肥,又遣大将邢杲远、步大汗萨、东方老率众会之。这一记载与同书卷四十五《王僧辩传》的记载前后相抵龉。《王僧辩传》云:“齐主高洋遣郭元建率众二万     

刘子翚与《汴京纪事》考论

感慨靖康之难是南宋诗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刘子翚以一组《汴京纪事》汇入时代的大合唱,慷慨悲歌,颇具影响。本文从刘子翚的人生际遇、家族荣辱、政治理想三方契入,将文本与史实二者结合,来探求《汴京纪事》的情感底蕴和思想内质;并联系乱世背景,感受其沉郁豪健的艺术风格,解读其时代的意义。     

左懋第生母姓氏考辨

宁死不辱使命的南明爱国使臣左懋第的母亲于明崇祯帝自缢后，也绝食殉国而死，关于这位忠烈女性的姓氏，史籍记载有所歧异。已故著名明史专家依据王士祯《池北偶谈》的记述，认为左懋第的母亲姓徐，并认为《明史》与《明史稿》谓其为陈氏是错误的。本文依据有关行状、墓志铭及其他有关文献资料，对左母的姓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认为黄氏失考，而《明史》与《明史稿》所载不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