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启生平二考

高启(1336—1374)是“明朝最伟大的诗人”。他一生虽然短暂,且《明史》、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均有传,乡人李志光有《凫藻集本传》,学生吕勉有《槎轩集本传》,清金檀有《高青丘年谱》;但由于明初统治者对吴中地区采取的特殊政策,使得这些传记的记载有不确实之处,掩盖了高启生平中的有关事实真相。这使我们难以看清其生平思想和作品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拟对高启生平的两个问题重新进行探讨。一、高启与张士诚政权的关系张士诚据吴称王期间,高启有否出仕张士诚政权呢?高启的诗文没有明确记载,有关高启的志传均说没有出仕张士诚政权。近人大都亦持此论。吴晗在(朱元璋传》中说:“明初的著名诗人吴中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都曾和张士诚来往,杨基和徐贲还作过张士诚的官。”②钱伯城说,高启“没有在张士诚手下做官,宁愿伏处田野,做一个安居守分的诗人。”③尤振中在《高启诗简论》中说:“在元朝与张     

物微意不浅——解析杜甫诗歌中的燕子意象

在杜甫诗歌中,燕子是一种用得比较多的动物意象,可以把它描述为政治理想状态下的燕子、审美意义状态下的燕子和道德理想状态下的燕子。杜甫在诗歌中对燕子的吟诵,勾画出了他在个人政治理想追求和士人道德理想追求过程中的内心变化和心路历程。     

评东晋的风流宰相——谢安

对于东晋的一代名相——谢安,过去多只限于对他作历史事实的考评,这是不够的。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谢安的魅力在于他建立了一种中国古代士人的理想人格范式。这种人格范式有两个基本的特征:一是“内圣”与“外王”相统一的政治理想,二是“和靖”、“和任”为特点的名士人格风采。谢安的“风流”人格范式实是一种玄学儒道合一的人生设计。     

高启与明代诗风

高启是身跨元明两代的诗人,习惯上将他列入明代诗歌。这决不仅仅因为他曾经出仕新朝,而是于明代诗风实有开启之功。高启对明代诗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兼师众长、随事摹拟的创作途径;复归风雅、稳健沉着的创作旨趣;格调与灵性并重的诗学追求。     

盛唐"兴寄""兴象"范畴中的诗歌体制实践和诗歌功能观念

“兴寄”“兴象”范畴在初盛唐革新齐梁诗风的诗史背景下产生、发展,体现出盛唐诗人对诗歌体制的实践以及对诗歌功能的具体认识。从体制上看,“兴寄”说呼应的是发扬汉魏比兴艺术的唐人古体创作。“兴象”之确立则受到近体诗演进过程的实际推助,与盛唐律诗创作存在紧密联系。从时人对诗歌功能的认识来看,“兴寄”说强调诗歌抒情言志,针对的是南朝后期诗歌逐渐演变为娱乐性的工具的弊端;“兴象”突出的是诗歌审美功能,盛唐人延续了南朝诗歌重视艺术美的传统,并结合晋宋以来的山水审美意识加以改造,以当时士人清新壮大的审美理想革清了六朝余弊中的低级趣味。盛唐“兴寄”“兴象”范畴相互补充,体现出初盛唐以来诗歌发展的时代要求,在唐诗史上有其独特价值。     

高启的心态变化与诗学思想变迁

高启一生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出仕张吴时期、明初为官时期、退隐时期。出仕张吴时期,高启的心态以闲适为主,其诗歌创作带有明显的山林气息。明初为官时期,高启的心态以畏祸为主,他一方面向文坛的主旋律靠拢,写作了不少台阁之作,另一方面又用大量私人化作品表达自己的压抑与哀怨。退隐以后,高启的心态以颓废为主,既无法写出较好的台阁作品,也无法像元末那样写出较好的山林之作,最终导致了山林与台阁的双重失落。     

浅谈曹植前后期诗歌的不同风格

曹植是建安时代杰出的有代表性的作家。他在散文、辞赋、诗歌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尤其是他的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钟嵘《诗品序》说:“陈思为建安之杰。”唐朝诗僧皎然《诗式》说:“邺中诸子、陈王最高。”都给曹植的诗歌作了很高评价。曹植现存诗八十多首,五言体是最主要的形式。他的诗作抒写了追求建功立业的理想,记录了自己的生活经历,反映了时代的风貌,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曹植的一生以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主要生活在邺城,     

道家与审美

构成中华文化大厦的儒、道、佛三家中,唯有道家以达到审美境界为其最高的追求。庄子的“心游”说最能表达道家审美境界中审美主体的精神状态。“心游”的意思是指一种对有限性的超越和对无限虚空的冥想。本文从两个方面说明了道家这种审美境界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一、“心游”是中国古典诗歌中占突出地位的山水诗的灵魂;二、“心游”是中国一般读书人的安身立命之所。儒道两家代表中华文化中的虚实两个方面,作者认为,儒道结合、虚实结合,应是中华文化的精义和理想的人格,而针对当前人们过分热衷于功利追求的情势,则应着重在“虚”字上多下点功夫。     

论青丘子其人其诗

高启(1336—1374)字季迪,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号青丘子。他是一位早逝的天才,一位承先启后的人物。其诗在有明三百年间堪称第一流。惜乎生不逢辰,人到中年即被酷刑腰斩,诗亦就此终止而未能更臻极致。于今,我们读其诗,不可不知其人;论其诗、亦不可不先论其人。1 他只活到39岁,作诗2000余首。其人极爱诗,《青丘子歌》自述其行迹:“青丘子,臞而清,本是五云阁下之仙卿。”颇有“我本天上谪仙人”的狂味儿,其自恃甚高可知。接着说:“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此所谓“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又写道:“当其苦吟时,兀兀如被酲。头发不暇栉,家事不及营。”     

论"心学"思想在刘辰翁诗歌创作理论中的体现

在“心学”的影响下,南宋中后期的大批士人开始以一种“自作主宰”的美学观点来审视处于独立状态下的诗歌创作。在诗歌创作理论和诗歌评点领域,刘辰翁大胆引入了“直致心辞”、“尤贵情真”等诗歌点评标准,并在对杜甫、李贺、王安石等著名诗人的诗歌评点过程中创立了自己独特的诗歌审美方式,为元、明、清及近代的诗歌评点奠定了基本范式。     

孟子的士人理想与人格精神

孟子的政治理想是实现“圣王”政治 ,“为王者师”就是他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对士人身份的最好设计。他认为“道尊于势” ,君师人格平等。其实质是向王权争回士人做人的平等权力和人格独立。孟子“道”不行 ,开创了德性论的自然主义思想 ,追求以仁义化天下而“不知为之者”、“功成而不有”的人格自由与伟大。高扬士人人格的独立性与自由性 ,是他对中国古代人学思想作出的突出贡献     

从《北山恋》组诗看刘章诗歌的审美取向

刘章的组诗《北山恋》是刘章诗歌中极有代表性的作品，标示着作者诗歌独有的审美个性。他的诗迥别于现代诗的某些病态意识和奇特的表现手法，充满着和谐，清新与热爱乡土生活的真情。刘章诗歌的文化底蕴是古典的，浪漫的。体现着民族文化的历史积淀。这表现为诗中对大自然迷恋的情结，温柔敦厚的气韵及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技巧，他诗歌的形式与其内容相濡相补，共同构成其诗歌特别是乡情诗的内蕴，构成主体的“内在图式”，承载着主体的审美理想。     

论李白诗中的太阳意象

在李白的诗歌作品中,太阳意象的出现超过了180次。这些意象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有逍遥仙游,有以日像君,有依依惜别,还有对明亮光辉事物强烈憧憬和追求。太阳意象与李白的生命精神息息相关,他用自己的生命写就了一位封建士人的逐日神话。他的“宇宙境界”使他对政治理想的现实追求升华为对人生理想的终极追求。     

高启诗简论

盘空俊鹘谁能似?季迪才情本自天。说与张徐须缓步,绝尘还欲驾青田。——姚莹《论诗绝句》高启是元末明初著名诗人,生于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死于明洪武七年(1374),一生仅三十九岁。他的经历比较简单:自小生长在苏州,青少年时代,正值元末农民大起义,“天下崩离,征伐四出”。张士诚在吴中称王割据的十二年,高启二十一岁到三十二岁,他先到杭州、绍兴等地避乱,回到苏州,与张士诚属官饶介有往来,不久,便隐居到吴淞江的青丘,生活在农夫渔父中间,歌咏终日。在元朝和张士诚统治年代,高启始终没有出仕。明洪武二年(1369),他应召到南京编纂《元史》,为翰林院国史编修。次年,朱元璋     

论“—李九杜”与“—杜九李”的审美差异

李白、杜甫是我国诗歌发展史上最光辉的“双子星座”。他们一个是“诗仙”,一个是“诗圣”,一个是浪漫主义的大师,一个是现实主义的哲匠。对我国诗歌的发展,都作出了极其辉煌的贡献。然而生活在一定时代、一定环境和一定阶级的人,他们的审美趣味,往往受到审美理想和功利主义的制约,往往带有情感的因素,特别是那些渗透着理性的高级情感,往往对于审美情趣起着规范和指导的作用。这就是“李杜优劣论”和“李杜并驾论”,“一李九杜”与“一杜九李”的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在学术界,自从元稹提出杜甫“尽得古     

杜诗"句中有眼"论析

“句中有眼”是杜甫诗歌鲜明的艺术特色之一,但一直未见深入的研究。杜诗“句中有眼”的形成,有三个方面的原因或条件:一是南朝以下诗歌的语言格局,为“句眼”的炼制提供了形式上的准备;二是诗到盛唐,诗歌意象的大量积累、沿袭、老化,严重阻碍了诗歌艺术的发展,“句中有眼”是诗歌艺术破旧创新的必然选择;三是杜甫个人的主观努力。杜诗“句中有眼”具有多方面的审美价值。     

以梦为马－－海子抒情诗的诗性解读

海子是一个天才诗人 ,也是一个纯粹的诗人。海子始终不肯放弃他的诗歌理想 ,为此不惜放弃世俗的幸福 ,甚至放弃了自己的生命。海子抒情诗中的孤独、痛苦、死亡意象源于其生命情绪的“悲剧意识”。他生活和成长的那段历史 ,使每个追求思想出路的人 ,都陷于希望与失望、呐喊与彷徨、悲观与乐观之中 ,有着太多的困惑与不适应     

高启死因考辩

关于明初诗人高启的死因,辞官得罪说是广为流行的说法.事实上,高启将朱元璋定鼎中原认为"乱极将冶",积极勉励友人出仕明朝,处处流露出对明朝的忠爱思想.朱元璋在他统治前期对士人辞官归隐这类事件的处理颇为大度.辞官得罪说既不符合高启思想实际,也不符合洪武前期政治现状.从考察此事件关键人物魏观及高启与当时朝廷政治人物的关系入手,结合朝廷势力派别斗争,可得出如下结论他们是明初文官与武将、淮西集团与浙东集团争权夺利的政治大背景下的牺牲品.     

评高启的诗论

近来有些论著把高启的诗论误解为摹拟之论。这大约受明清两代诗论家的影响。明人李志光在《凫藻集本传》中评高启的诗:“拟鲍、谢则似之,法李、杜则似之。庖丁解牛,肯綮迎刃,干汇万类,规模同一轨。”清人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吴乔。他在《围炉诗话》中总结唐、宋、明三朝诗时说:     

论刘禹锡诗歌的艺术个性——在中唐诗歌新变背景中考察

在中唐诗歌新变背景中,刘禹锡诗歌的创变特色并非特别显著,其诗歌的艺术个性体现为继承唐诗传统的典雅、宛畅、优美、蕴藉的审美特征,在保留传统唐诗诗性特质的基础上,用审美的形式来表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个体生命的独特感受。他对唐诗传统审美特征的继承有创作主张、审美趣味、思维方式等多方面的原因。他的许多优秀作品正是思想和艺术完美结合的产物:独特的精神气质使他的诗歌独具内在气骨,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使其诗和其他标举“雅正”的诗歌有了显著的区别,理性沉思和感性思维的结合使他的诗歌具有了独特的艺术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