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消费需求与收入分配

本文认为,保持旺盛的消费需求是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根本保证,而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严重制约了消费需求的增长,从而成为经济增速减缓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刺漱消费需求,是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必然要求。     

我国收入分配现状对消费需求的制约

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运动中出现了新困扰：物价持续回落，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尽管银行利息一降再降，但民间储蓄居高不下，消费迟迟不能启动。为什么会陷入这种困境？许多专家、学对此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和对策，本着重从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状况入手，探讨城乡收入差距尤其是农村收入偏低对社会消费需求的制约，从而找到相应的对策。     

收入分配制度变迁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

中国的经济转型是一个增长导向型的制度变迁过程。其中收入分配制度的变迁是核心。它对居民消费行为产生了一系列影响,诸如消费需求的急剧增长,消费结构的迅速调整,消费自主性的增强等,同时也使消费分化加剧,消费预期不确定增大,消费需求呈现不足。因此,调节消费要从收入分配入手,进一步完善分配制度,调节收入差距,建立收入补偿机制,以保证消费需求稳定增长。     

收入分配与社会公正

近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个人收入差距也迅速拉开,尽管党和政府对这一问题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措施,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并未得到根本性扭转,收入分配不公现象和与此相关的社会公正与公平问题,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在正确认识了收入分配差距和社会公正的基础上,分析了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中等收入陷阱与收入分配改革

[主持人语]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改革的呼声一直很高,问题在于改革推进的速度较慢。应该看到,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相当复杂,解决的难度较大。"制度内"收入分配差距较小,而"制度外"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一直是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特点。就国家制定的政府及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等级表而言,差距并不显著。问题是,从地区来看,行政机关及事业单位的收入分配严重依赖各级各地财政状况,财政"分灶吃饭"导致补贴水平差距很大;从行业     

收入分配理论与中国收入分配现实

无论是从西方经济理论自身的演变来看 ,还是从经济学与其它学科的合理回归与相互融合来看 ,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都愈来愈受到关注。而在收入分配研究中又表现出两大鲜明的特点 :一个是对非收入因素的关注 ,另一个是对社会最底层成员的关注。作者对此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并提出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收入分配政策因素分析

伴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收入水平地显著提高,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却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这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产生诸多不利的影响,这一问题也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和学术研究的热点。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很多,本文着重从我国的收入分配政策入手,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研究影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收入分配政策方面的原因。     

企业家异质性人力资本、收入分配与企业成长研究

针对企业家的收入分配,提出将企业家人力资本价值分为内在性人力资本、产出性、社会性三类价值形态,以企业家人力资本价值为收入分配的核心基础,构建企业家人力资本、收入分配和企业成长的作用机理模型。并实证分析企业家人力资本价值对薪酬分配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家产出性人力资本对企业家薪酬分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内在性人力资本对薪酬的影响呈现较大差异性;社会性人力资本与企业家薪酬不相关或负相关。企业家薪酬分配应以人力资本价值作为核心依据,并注重体现企业家人力资本不同价值形态的互动效应,实现企业家长期性的人力资本价值,最终促进企业持续稳定成长。     

收入分配与社会公正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普遍提高,同时,收入差距也在进一步地扩大,收入分配中的不平等现象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对公平分配应如何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就我国目前收入分配状况以及如何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提出一些看法。     

合理调整收入分配与和谐社会

我国的收入差距幅度太大,必须合理调整分配格局,因为它事关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积极性的发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改革破除了平均主义“大锅饭”,却出现收入的贫富差距,并引发出一系列社会矛盾与问题。文章分析了我国分配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化解收入分配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路及政策建议。     

产权理论的误区与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古典产权制度与现代产权制度

产权是一个历史范畴,产权制度经历了从古典产权制度向现代产权制度的演进.目前,产权理论研究存在若干误区.这些误区在一些方面误导了我国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国有企业需要通过对产权中各项经济权利的合理配置,建立有效的产权制度;民营企业则需要从古典产权制度向现代产权制度转变.这种产权制度的改革既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也有利于宏观经济均衡、稳定和持续发展.     

混合所有制改革、产权性质与企业风险变化

加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风险管控是实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保障之一。选取2000—2015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对不同分类特征下的混合和非混合所有制企业风险水平进行非平衡面板实证比较研究。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系统性风险（Beta系数）和财务风险（Z指数）确实低于非混合所有制企业,但资本市场的回归结果显示,其中混合所有制国有控股企业的风险水平表现相对较低,而混合所有制民营控股企业的风险水平则要高,这说明当企业从非混合向混合国有控股转变,或是在国有企业中引入非国有资本时能够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而当企业从非混合向混合民营控股转变,或是在民营企业中引入国有资本时反而会增加企业的经营风险,但无论是从非混合向混合国有控股转变,还是向混合民营控股转变,企业的收益波动风险都会显著提升。     

我国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资源产权制度解释

资源产权制度对收入分配有重要影响,传统的国有国营资源产权制度形成了我国城乡、行业、地区收入差距大的基本格局。改革开放中,预算软约束造成资源垄断行业非正常的高收入和高福利;国有产权代理人行为治理失效使体制内外的寻租者获得大量非法收入,并造成财富分配差距扩大。解决我国收入分配问题,关键是改革现行资源产权制度。     

个人所得税改革与私有财产权的保护

尽管<个人所得税法>颁布以来进行了四次修正,但"国家基于强制力而获得的征税权"的传统个人所得税法理论,疏于对政府权力的限制,缺乏保护纳税人权利的意识.我国应逐渐改革个人所得税的法理基础性理念,以"契约精神"作为构建个人所得税法理论的基础,以尊重公民私有财产为逻辑起点,来改革现行个人所得税立法和征收方式.应在宪法中确立个人所得税税收限制条款,在个人所得税法中应设计科学合理的税前费用扣除标准,实行宽税基、低税率、少档次税收法律制度.     

企业数据财产权与用户个人信息权益之冲突与协调

数据保密性与知情权的冲突、数据控制权与被遗忘权的冲突以及数据泄露与敏感信息非公开性的冲突,是我国企业数据财产权与用户个人信息权益冲突的主要类型。协调企业数据保密性与用户知情权的冲突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将去识别化后的个人信息确定为企业所有,另一方面由于用户对信息享有知情权,企业需履行告知义务,考虑告知平台的运行成本,可采分级告知的形式。协调数据控制权与被遗忘权的冲突,一是限制企业数据交易的对象为非敏感信息,二是引入被遗忘权,即给予信息主体请求数据控制者删除尚未被去识别化个人信息的权利。协调数据泄露与敏感信息非公开性的冲突,就企业而言,需细化隐私协议,规范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及存储,约定个人信息交易范围;就立法而言,应尽快建立个人信息侵权赔偿机制,明晰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标准,可将社会地位是否降低、工作生活是否受到影响等列为参考因素。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县域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 2010—2019年全国 1486个县域的面板数据,以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这一外生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同时,对县域城乡收入差距也具有显著的收敛作用;在考虑模型适用性、遗漏变量、样本自选择等问题后,基于 PSM-DID模型等多种方法的稳健性检验均支持上述结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效应在东部、融资环境较好以及财力水平较高的县域更为明显;机制分析发现,推动农村经济增长与加快城镇化进程,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缩小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作用渠道。     

收入分配、产权保护与社会冲突: 现代经济学视角下的冲突管理与和谐社会构建

以群体性事件为代表的社会冲突现象越来越成为当下社会聚焦的问题。在现代经济学的视角下详解冲突的发生机制和化解方法,通过将精英和社会大众这两个阶层之间的冲突行为纳入到以博弈论为基础的分析框架内构建模型分析,进而发现,产权保护的加强和收入分配的改善都会减少群体性冲突行为的发生,反之,两者同时恶化往往是冲突爆发的重要潜在原因。在一定范围内,精英通过改善收入分配可以同时改善双方的收入情况,以达到帕累托改进,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政府打开了施政的空间。从长远看,产权保护的加强和收入分配的改善不仅是构建完善的社会稳定机制的微观基础,也是社会大众实现中国梦的保障。     

农户分化、乡土依赖与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

基于3个农村改革试验区716个农户的微观数据,实证分析农户分化、乡土依赖对农户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的不断分化并未提高其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分化程度较高的农户更倾向于继续持有集体收益分配权,土地、宅基地的退出对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未产生显著影响,但对所在村的心理依赖水平有着显著的反向影响,即在集体收益分配权的退出中,对其退出意愿产生影响的更多是农户对乡土的心理依赖,而非现实依赖。这要求在进一步探索中,既要有改革的紧迫感,完善退出机制,引导符合条件的农户理性退出集体收益分配权,也要有历史的耐心,充分尊重农户的乡土情结。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保障低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

保障低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有助于改善城市低收入群体生活贫困的状况,扩宽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就业途径和方式,调整城市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结构和消费模式。当前我国低收入群体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不均衡性日益凸显,财产性收入比重依然较低,收入结构性矛盾突出,低收入群体的理财知识缺乏,投资风险意识薄弱。鉴于此,要加大风险教育,提高低收入群体才投资的风险意识;进一步完善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创造条件增加低收入群体的财产存量;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创造条件保护低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积极拓展低收入群体财产性收入渠道,创造条件增加低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     

农地确权、粮食作物与收入不平等

采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基于Kakwani相对剥夺指数测度农户层面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检验农地确权对农户粮食作物收入和农户间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农地确权后,农户收入提高了21.3%,农户间收入不平等程度缩小了0.041,并且这一结果具有稳健性。从机制来看,农地确权促进农户购置农机、提高农户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进而推动农户增收与共同富裕。基于此,应大力推行农地确权,明晰农地权属,并且通过农机补贴等措施鼓励农户实施机械化生产,切实提高农户粮食作物收入,助力农户摆脱收入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