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代前期科举回避制度

清代前期有空前严密的科举回避制度。其中 ,地区回避主要是 :某省籍贯官员回避该省乡试 ;官员籍贯在邻省三百里以内区域者要回避邻省乡试。江苏 (或安徽 )知府等以上官员籍隶安徽 (或江苏 )者 ,如下属主持江南乡试或阅卷 ,其子弟、亲族回避江南乡试。陕西与甘肃亦照此办理。顺天乡试同考官 ,南方人一律回避南方考生的试卷 ,以此类推。亲族回避规定 :和考官有某些血缘关系和姻亲关系的人回避乡试。在工作回避中 ,内、外帘官之间互相回避 ;关于考官子弟是否回避该次考试 ,在雍乾之际制度出现了一些变化。清前期科举回避制度极大地减少了科场积弊 ,这是封建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但仍然有着难以避免的漏洞和不可逾越的历史局限性     

《清代朱卷集成》中的魏源档案文献

在整理<魏源全集>的辑佚过程中,我们有幸从<清代朱卷集成>中找到有关魏源的两份档案文献,一份是魏源于道光二年(1822)在北京应试,中顺天乡试举人第二名时的"道光壬午科"履历(附科份页),一份是魏源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在北京参加会试时的"甲辰科"朱卷文章①.     

太平天国开“女科”事探讨

一个多年争论的问题太平天国曾否开过“女科”事,是太平天国史上一个多年争论的问题。一九六一年出版的商衍鎏《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一九六三年出版的郦纯《太平天国制度初探》(增订本)两书,对该问题都着重研究。最近徐川一、周也夫撰文《太平天国‘曾开过女科’吗? 》,又提出与新版《辞海》编者商榷。我回顾对这问题四十年探索的经过。最初误信汪堃《盾鼻随闻录》和沈懋良《江南春梦庵笔记》两书,把他们捏加的部份,写在《太平天国史稿》上。到一九五一年,我考出这两部书的问题,在《太平天国史料里的第一部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考伪》一文里提出看法: “《盾鼻随闻录》所记太平天国开女科举及女状元榜眼探花姓名一事,是十分可疑的,大概就是汪堃捏造的”,《江南春梦庵笔记》更是“进一步虚上加虚,假中更假”。商衍鎏先生自述他的论证是从我这一个看法“再作进一步的分析”得来的。我读郦纯先生的论证,知他也是从我这个看法来的。但是,我本人在两年后,因看到新史料对这个看法已有改变。     

《广东贡士录》稿本简介

<正> 《广东贡士录》稿本,是张小迂所辑录.先由张小迂之孙张晋卿取之赠送东莞图书馆,后来又经过辗转传藏,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才得之以入馆藏,而保存下来.《广东贡士录》稿本辑录了清代九朝广东各科乡试举人和副贡,考中外省乡试举人,及广东举人应考历科会试、殿试之登进士者.书中详载广东各科乡试之科分、中额(录取人数)、中式者姓名、名次、籍贯、考官和考试题目等.计有顺治朝4科,康熙朝21     

薛福成论

薛福成(一八三八——一八九四)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夏,曾国藩北上剿捻时,福成在宝应船中上条陈万余言,颇得曾的赏识,遂被延入幕府。两年后,中江南乡试副榜。光绪元年(一八七五)福成应诏上治平六策、海防十议,要旨为图强御侮。此后,以直隶知州入李鸿章幕。一八七九年,著《筹洋刍议》,提出变法主张,但其说并未摆脱洋务派“中体西用”论的窠臼。一八八四年,授浙江宁绍     

《诗经》与元代科举

《诗经》与元代科举张祝平元代科试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在行省一级举行，会试于次年二月在大都中书堂举行，殿试紧接会试在三月举行。乡试、会试考试内容和方式基本相同，殿试仅试以策论。《诗经》考试是在乡试、会试中进行。我们将元代科举的规定与唐、宋两代比...     

明洪武三年乡试解额献疑

洪武三年五月,明廷为开科取士事颁诏天下,具体规定了科举考试的相关事宜.然而诏令对当时全国12直省乡试录取名额的规定,在现存明清史籍中至少有5种说法,分歧主要集中在两广解额上.明初两广曾有合行乡试的经历,但这一事实并不广为人知,这或许正是引发洪武三年乡试解额出现诸多说法的原因.依据相关文献,大体可以推知:洪武三年开科诏计划在全国乡试中录取举人500名,其中应天府百人,河南、山东、山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广、陕西、北平9省各40人,广东、广西各20人.这与学界目前普遍采用的<明太祖实录>中的说法有所不同.     

吕志伊

吕志伊字天民,别号金马及侠少,生于公元1881年5月17日,原籍云南省石屏县人,后随他父亲吕金山到思茅落籍。吕志伊“幼敏慧好学”,到普洱入宏远书院,勤学苦读,肄业后,为求进一步深造,到省城昆明入经正书院学习,他“究心经世学,兼能诗古文”,成为经正书院的高材生。在清朝末年,府、州、县学的学生——生员,要求功名,就要参加科举考试。当年,恰逢庚子辛丑科并科乡试,吕志伊参加乡试,乡试合格,所谓弱冠中举。到1904年,吕志伊被派往日本留学,入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班学习。     

唐代明算科

<正> 明算科是唐科举常科之一。关于明算科的史料相当零碎,现仅就以下三方面进行汇综整理,以填补科举制度研究中的一项小的空白。至于考试的具体过程,笔者已在《唐科举研究》(载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研究生论文选集·中国历史分册》)中有所论述,这里不再重复。 1.创设时间唐代明算科创设于哪一年,史无明确记载。高祖武德四年颁发的敕文云:“请州学士及白丁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唐摭言》卷一)在唐朝廷颁发的这道关于常科首次开科的敕     

色科寺属寺考释

本文根据文献与口述资料,对地处青海省大通县的色科寺所属寺院(以"九寺"为主)作了较详尽的考释。     

吴獬其人其联

吴獬(1841——1918年),字凤笙,亦作凤孙。湖南临湘人。清光绪丙子科(1876年)亚元,即乡试第二名。己丑科(1889年)第十一名进士。著有《不易心堂集》。是清代著名学者、联家和诗人,载誉文坛,人称“奇才子”。至今湘北及鄂南民间,尚流传吴獬先生联话。借吴獬诞生一百五十周年之机,我重读了《不易心堂集》中联语,愿以所得,以飨同好。并作为纪念。     

试论清代福建乡试对台湾士子的向心力作用

清政府为安抚孤悬海外的台湾士子,在福建乡试的中举名额中特为台湾士子设立了保障名额.并给予赴福建参加乡试的台湾士子以"官送"的待遇,而且在福州设立台湾试馆、会馆安置士子.福建乡试的对台优待办法促进了台湾士子更加热衷于渡海到福建参加乡试,增强了台湾士子对科举考试的向心力,从而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凝聚力的加强.     

唐代明书科考述

<正> 唐代科举常科之一的明书科,简称“书科”,如《通典·选举三》云:“其常贡之科,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明法,有书,有算”;或称“明字科”,如《新唐书·选举志上》云:“其科之目……有明字”。今存有关明书科的史料相当零碎,现予汇总考述。唐代明书科首次开科时间,史无明确记载。据《旧唐书·职官志一》所载:“有唐以来,出身入仕者,著令有秀才、明经、进土、明法、书、算。”这是大略言之,并不是说明书科与秀才科、明经科、进士科同时首次开科。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颁发的敕文曰:“诸州学士及白丁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唐摭言》卷一)在这道关于常科开科的敕文中没有明书科,可见这一科目     

杭世骏佚文《查莲坡墓志铭》与查为仁乡试科场案

康熙五十年辛卯科顺天乡试解元查为仁科场案,历来众说纷纭.新出土的杭世骏佚文《查莲坡墓志铭》则揭示出了此案的真相.查为仁乡试科场案系由其父查日乾的冒险和投机的性格所造成.查日乾约请举人邵坡代作文章,贿买书办,传递文章进入考场.查为仁因作弊心虚误书卷面籍贯而被查出.     

深圳建科院“十二五”提升四个

自2000年起,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隶属于市投资控股公司)率先在国内开展绿色节能研究及工程实践,12年如一日坚持不辍,现已从深圳本土建筑科研机构一跃成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全国绿色城市建设技术服务的领军企业。深圳市建科院站在历史高点,提出在"十二五"期间,立足绿色建筑领域,紧密围绕绿色城市建设技术服务     

新发现的徐昆生平家世资料

徐昆是清中叶文言小说集《柳崖外编》及传奇《雨花台》、《碧天霞》的作者.其生平家世,占骁勇《〈柳崖外编〉作者徐昆生平考》(《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2期)、康建鑫《清传奇作家徐昆生平行事考略》(山西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皆有发覆.余近检乾隆三十五年恩科《顺天乡试同年齿录》(乾隆间刻本),得见其生平家世新资料,现披露于此.     

明代乡试录取额数的变化及举人总数考述

在明朝举行的90科乡试中,20科为不拘额数录取,70科为定额录取。各省、直是举行乡试的基本单位,但该规定至嘉靖十四年才完全实现。宣德元年全国定额录取550名;此后,除个别省直增加录取额数外,全国普遍增额凡四次:正统五年增至760名、景泰四年增至1145名、万历四十三年增至1287名、崇祯十五年增至1415名。其中,以景泰四年增幅最高,达50.7%;此后则增长缓慢;这是由官缺资源的有限性决定的。各省直增幅也呈现出不平衡的特点,增幅最大的是云南和贵州,两省合计从最初的15名,最终增至89名,增额近五倍;北直和广西的增额在二倍以上;而南直和其它十布政司的增额仅在一倍以上。明代举人总数至少达102389人。     

关于科域(Kog yul)地望的补充材料

本文依据奇特拉尔当地学者的著述及其他材料,对古藏文历史文书<大事记年>中的地名Kog yul(或作Gog)的渊源作了进一步的探讨,认为该地名源于当地科瓦尔语(Knowar)中Kho一词,Kho是一条主要河流的名称,也是地域的名称和当地主体民族--科人的名称,Kog yul即"科人之地".本文还对该地区的地理、居民及该地同中国的关系作了介绍.     

"五四"前后江浙地区的"杜威热"及其与江南文化的关联

1919年至1921年美国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应邀来华讲学,足迹遍及奉天(今辽宁)、直隶(今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等11个省和北京、上海、天津3个城市,做了120次以上的演讲.以往研究杜威在中国的论著,很忽略区域性问题.事实上杜威的讲演有近乎一半是在江浙地区进行的,且大部分关于教育的讲演都在江浙地区.从杜威在江浙地区的讲演所形成的"杜威热"和这一地区所创办的"杜威学校"切入,从江南学术传统与杜威实验主义哲学传播的关系、江南求真务实的学风与杜威教育理论的影响、江南书院传统与杜威"平民教育"及"杜威学校"的关联等方面,可以看出江浙地区的"杜威热"与江南文化的内在联系.     

道光前期广东新进生员及其中举年龄(1826—1828)

清道光六年(1826)至道光八年，广东新进生员2686人，其中有107人先后在广东乡试折桂，进学与中举的平均年龄分别为28.9岁(实年)、35.3岁(实年)。值得注意的是，统计生员考取举人的平均所需时间是以结果为导向，即计算士子在不同层级科考成功的平均递进时间，应该以中式考生而非全体考生为统计对象。这107人由生员成为举人的平均时间为12年。此外，清代士子报考科举时普遍存在减岁行为。具体而言，无论童试抑或乡试，清中期广东士子的官年比实年大致都会少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