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良知”“破我执”和唯意志论——梁启超和章太炎伦理思想比较之三

:梁启超将“性善论”与阳明“心学”结合 ,提出了“致良知”的道德修养论。他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观点进行了新的解释。章太炎则将“性恶论”、进化论和佛教法相唯识宗的有关理论揉合成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道德修养论。他把道德修养视为“破我执” ,并提出了“依自不依他”的道德原则。两者的道德修养论都具有“唯意志论”的倾向 ,而章太炎则表现得更加明显     

视角主义下唯意志论刍议

视角主义是一种哲学思辨方式,它从批判形而上学的实在论而来,既没有走向万事皆非的相对主义,也没有堕入毫无意义的虚无主义,而是当下科学世界观的一种阐释性解释方法。唯意志论本质上是一种不完全以人的意愿为主导的唯心主义。研究者对此一定要有着清醒的认识和警惕。在视角主义下观察这个唯意志论的本体世界,所能得到的理论必然是一种悬隔空中,没有同一性的乌托邦知识大厦。     

试析“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的危害

大跃进时期盛行的浮夸风是造成三年严重困难的重要原因,其危害是巨大的。它导致了随之而来的全国性的大饥荒,致使党和政府一系列重大决策失误,严重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损害了党的形象,影响了我国的国际声誉,是必须深刻吸取的历史教训。     

略论“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的学习思想和实践,是毛泽东为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进行的有益尝试与努力,不能因为大跃进运动而忽视或否定它。它告诉我们:90年来,中国共产党能战胜种种困难,保持自己的先进性,最基本的途径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     

论“大跃进”运动的国际背景

大跃进之所以会在50年代末期发动起来．是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的：在东西方的冷战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很自然地生出一种与市国主义争时间、枪速度的紧迫感;在改除了对斯大林模式的迷信之后自主意识不断增强,特别是通过中苏之间的龃龉,迫于苏联的压力,加速发展的意识被强化,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对撞中终于激起了大跃进的浪潮。     

“大跃进”时期扫除文盲运动述论

1 95 8 - 1 960年 ,是新中国历史上的“大跃进”时期。在各行各业“大跃进”的历史条件下 ,也掀起了扫除文盲的“大跃进”运动。这一运动随形势发展 ,由兴到衰 ,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在扫除文盲运动中 ,存在着严重的浮夸现象 ,但一些具体的做法也不无借鉴意义     

不断革命论:“大跃进”运动的指导思想

“不断革命”论阐述了“大跃进”运动的历史背景、前提、根本原因、赶超目标和主要努力方向、途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工作方法等问题,因而成为“大跃进”的指导思想。同时,“大跃进”运动年代里的一些言论也指出“不断革命”论是这一运动的指导思想。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史学界对此认识不清。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纠正农村工作中“左倾”错误的努力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为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作了艰辛努力。他走在纠左前列,提出不少纠左思想和措施。他围绕农村工作中一系列重要问题,深入调查研究、从郑州会议起开始纠左,继而写了六篇《党内通信》深入纠左,庐山会议后的1960年3月起又再度纠左,国民经济调整时进一步继续纠左。既要看到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犯严重左倾错误的一面,也要看到他努力纠左的一面,力求进行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     

论谭嗣同的“心力”说

谭嗣同的心力范畴指的是主体的精神意志,他把心力看作自主选择的道德主体的意志力量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唯意志论倾向.此说具有反天命论的积极意义,但也有其历史局限性.     

"大跃进"运动中的技术革命评析

在1958-1960年中国"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对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概念作出的界定.在实施工业"鞍钢宪法"、农业"八字宪法"以及全国"双革四化"运动中,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其一,技术革命离开必要的投资和技术的培训,片面强调群众运动,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其二,把专家排斥在"群众"之外,造成技术开发主体与技术实践主体之间的矛盾,其三,大跃进中的所谓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无非是设计的简单化、小型化以及工艺的省略,并没有增加多少技术含量.     

刘少奇与大跃进

刘少奇积极参与了“大跃进”运动的决策与推动 ,除了在当时发明“公社”这一用词外 ,他还曾大力提倡大炼钢铁与供给制。随着“大跃进”危害日益明显 ,从 196 1年开始 ,刘少奇对“大跃进”的错误有所纠正。与当时的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一样 ,他对“大跃进”的错误也有一个认识过程     

基于“大跃进”运动中从众行为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作为一种群体效应,从众行为对大跃进运动有着重要的影响。大跃进运动中的从众行为较多于各地刮浮夸风、共产风和办公共食堂的过程中。导致人们从众行为的主要因素有,传统的文化心理、群体压力和群体凝聚力以及新闻传播的影响等。大跃进运动中的从众行为具有场景性、互动性、无序性和爆发性等特点。它的意义和作用是正反两方面的: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广大干部和民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整合了群体行为,为现代化建设准备了充分的人力资源,弥补了其它资源的不足;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和中央领导集体的决策,使大跃进期间出现的左的错误在比较长的时期内得不到根本纠正。     

"大跃进"时期国家技术观特点分析

"大跃进"时期的国家技术观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片面夸大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将意识形态狭隘地归结为政治思想与政治意识;力图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进行技术革命,忽视知识分子在技术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不考虑客观的物质技术条件,片面强调高速度和数量;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在重工业中又片面发展钢铁工业,造成技术结构的畸形化。     

大跃进运动的社会心理成因研究述评

探讨“大跃进”运动的社会心理成因,对了解“大跃进”运动的全貌和历史启示尤其重要。学术界对此问题的探索成果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以后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深化:首先,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入;其次,研究的内容和问题意识可以进一步深厚些;再次,要在充分、合理地利用和挖掘已有的资料的同时挖掘新的资料;最后,研究手段和方法应该进一步由单一走向多元,特别是要运用心态史学进行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心理分析。     

论政治传播与大跃进运动高潮的形成

大跃进运动是社会主义建设中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一次错误实践。撇开其荒谬性和危害性,本文试从传播学的角度,通过思想政治教育、领袖传播、组织传播、媒介传播等几个方面的合力作用,对在极短的时间内,能使大跃进运动成为全国普遍性的高潮加以分析,以期对现在的政治传播机制构建有所借鉴。     

农业“大跃进”运动的政治运作

农业“大跃进”运动的兴起离不开当时的政治运作。在动员方式上,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打掉农民的自卑心理,提高其自信心,运用大众传媒进行舆论灌输,使整个社会步调一致,统一到对运动的支持上;在运动模式上,循序渐进,开展鸣放辩论;在运动伦理上,实现价值观的重构;在组织保障上,建立严密的基层权力网络结构体系,经过上下互动,使运动顺利地开展起来。     

毛泽东与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

毛泽东对于当时盛行的浮夸风现象,尽管没有提倡,但其一系列的决策和主张,实际上对浮夸风的产生和蔓延起了鼓舞、推动的作用,从客观行为效果的角度来看,他实际上是相信、认可了浮夸风,并且被卷入其中,成为浮夸风不自觉的提倡与鼓吹者。随着运动的发展,毛泽东对浮夸风的认识开始转变,由相信、认可的角色逐渐转向对其作出怀疑、否定的判断,并由此开始了局部的纠偏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效。由于根本指导思想的"左"倾错误,其纠偏的成效是有限的,未能从根本上纠正、终止浮夸风的破坏。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反思与实践

"大跃进"时期,由于毛泽东在调查研究中更加偏重于听取汇报和定点视察,加上某些干部不敢讲真话的负面影响,使他难以了解真实情况,造成了工作中的被动局面.发现这一失误后,毛泽东深刻反思,通过深入基层的系统的调查,先后解决了社队规模过大问题、与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的公共食堂和供给制问题,比较好地调整了农村的生产关系,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迅速恢复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