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型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观念的嬗变

自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创立以来,有代表性的教材型现代文学史编写的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显著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秉承的是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20世纪80年代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一种启蒙现代性文学史观。进入21世纪,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体现了民国文学史观的初步影响。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新文学”本位观质疑——以学衡派的定位为例

为了在1930年代证明五四“新文学”的合法性,《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在编纂《文学论争集》时,通过否定“旧文学”来强化其“新文学”立场,但将学衡派这样的现代性矛盾统一体贬为“复古派”,暴露了这种二元对立模式的排他性和策略性,《大系》也因此割裂了自己和传统的联系,窄化了“现代文学”观念,这种遮蔽和重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也谈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与严家炎先生商榷

近年来,以“五四”文学革命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的传统观念备受质疑.著名学者严家炎先生在其主编的文学史著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一书中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推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严先生试图从文学主张、对外交流、文学创作三个方面新发掘的史料来证明他的观点,但是与“五四”文学革命时期相比,这些史料还是存有先天的局限性的.文学的转折应该是新的文学与旧的文学之间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转变.这种“转变”意味着从文学观念到文学形式与文学内容都表现出质的变化,而不是量的变化.只有那些显示出文学真正发生了质变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事件,才能作为新的文学诞生的标志或起点.包括“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内的晚清近代文学只能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诞生的历史背景与前提条件.“五四”文学革命及“五四”新文学以其自身异质于古代文学的现代化的文学观念、现代化的文学语言、现代化的各种文体以及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队伍,理应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     

在困惑中突围在探索中求新——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三十载有感

三十载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走过了"在困惑中突围,在探索中求新"的道路.五四文学研究是起点也是重镇;由此为基地拓展开去,纵横求索,以新文学史观与新框架在80年代致力于多种形态文学史的书写与重构;进入90年代重在建构文学流派理论、文学研究思维学和现代中国文学史学,试图把现代文学研究纳入新的学科体系和理论规范.探索有得有失、有喜有忧,丰富并延续了我的学术人生.     

论新文学史观的发展之路

文革之后，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学科的恢复与重建成就卓著。这与对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论进行有效的改铸大有关系。这包括“指导思想”层的史实性考察，也包括现代文学多元格局的认定，更是指现代文学主题面的思想性提炼。有些研究者带着新时代思想启蒙者的自信与勇毅，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贯通主题提炼成“改造民族的灵魂”，这是对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所进行的大胆的改铸及修正，但似乎不能在现代文学史现象研究中得到流利的贯彻、后来迅速流行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观念与此正相呼应。这一概念最为引人注目也最容易引起非议的，不单是它对“五四”的意义强调不够，而是对中国新文学的“新”的传统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确认、匡定中国新文学学科基本格局当然有许多角度，但其主脉应是寻索贯穿其整个历史的新文学传统的确立、定型及基本完成的过程。新的文学传统的形成自当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这一传统面临巨大的历史冲击和变更便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综结。     

理论开拓与现象研究的深度契合——简评朱德发教授新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

有人把文学系统比作一棵大树,树叶代表单个作家,而文学流派就是这棵大树上的枝枝节节。这一比喻尽管失之简单,但却形象地说明了文学流派在文学史研究出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如果说八十年代初对中国新文学流派的研究还滞留在对个别流派的分析、评价阶段,那么近几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已步入到一个崭新的台阶,尤其是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和殷国明的《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发展史》等都上升到“史”的高度进行宏观的审视和把握。但对新文学流派的系统研究仍是一个薄弱环节,究其原因,一方面,“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流派发展史有主潮也有分支,有急流也有沙滩,时     

“大系”与中国“新文学”本位观的确立

《中国新文学大系》首先是中国的“新文学”大系,是确立“新文学”本位观的一次集体行为.“大系”作为后启蒙时代的代表性书系,其意义就在于它坚持并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义文化立场,以对新文学成就进行资料性、文献性总结的方式,对那些试图从不同方面否定“五四”新文学、否定启蒙主义文化思想者予以回应.“大系”以“新文学”为主体,站在新文学的立场上对文学史进行分期,从时间观念上对中国文学的秩序进行了新的梳理,并确立了1917年开始的新文学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中国新文学史书写理念的变迁及其成因——以1950年代的四部文学史著作为例

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张毕来的《中国新文学史纲》、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四部最有代表性的中国新文学史著作.这四部新文学史著作的书写理念可以概括为总体性历史元叙事.总体性历史元叙事作为一种本质主义的理论范式,将文学存在视作政治元叙事的表述工具,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推广到文学史的阐释之中.这种文学史观念对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四部新文学史著作的作者怀着真诚的政治热情,试图运用当时的主流文学观念去研究新文学史,但是理解未必很透彻、运用未必很圆熟,而且受流行的教条主义的影响以及现实政治规范的制约,因而留下了一些经验教训.今天回顾这一段文学史书写的历史现象,人们可以从得失成败中获得现代文学学科的反思与启示.     

在沉思中拓进——读《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一、《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初版本简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撰出现过三次高潮。第一次是在５０年代初,适应于高校中文系“中国新文学史”学科建设的需要,出现了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影响...     

《讲话》推动了解放区文学的发展

50年前,毛泽东同志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总结了“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我党领导革命文艺的理论、方针和政策,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讲话》的指引下,中国现代革命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延安及各解放区的文艺运动得到了蓬勃健康的发展,面貌焕然一新。《讲话》所论述的根本问题,是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这是“五四”以来新文学渴望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五四”时期提出过“国民文学”,“平民文学”的口号,“左     

“器”的改变与“道”的确立——谈现代文学史的起点

现代文学史是文学现代化的历史,是中国文学汇入世界文学的历史.作为与旧文学相抗衡的新文学,它的出现至少应当具备三个方面的历史条件现代意识(包括文学观念的现代性)的获得和广泛传播并在社会占居主导地位;与世界现代文学同步的文学文体形式的确立;适当的物质条件的准备.近代印刷工业的兴起,新闻出版业的形成,报刊、杂志的大量出现和文学社团以及作家职业化(稿费制)的形成等物质条件为后来现代文学的产生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前提,但"器"的改变是浅层次的,"道"的确立则是十分艰难的.经过近代以来现代意识的积累,量变转化为质变,新文学才得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中真正诞生.现代文学的新文体(新诗、现代小说、散文、话剧)及其各种不同的分类体裁都是在"五四"文学革命之后才真正得以确立和发展起来的.故现代文学史的起点就是"五四"文学革命时期.     

对《雷雨》中血缘关系的探索

《雷雨》是三十年代出现的一部现实主义文学杰作,它是我国“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重大成就之一。 自从这部作品问世以来,经过四十多年的考验,庶几已成为定评,是一部影响较大优秀的剧作。但对它的不足之处的批评,大都是指责作者过于强调了伦理道德,纠缠了血缘关系,削弱甚至掩盖了尖锐的阶级斗争,冲淡了主题思想云云:如王瑶所著《中国新文学史稿》批评作者说:“他以性爱与血缘的各种巧合的伦常纠葛来冲淡了这个悲剧的社会性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上册272页);吉林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小组所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指出它的缺点是:“作者过分强调了     

中国新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里程碑

“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是在中外文化交汇的背景下产生与发展的。本土文学现代化和外来文学民族化构成新文学现代化进程的基本矛盾。新文学三十年历史正是这矛盾在对立统一中发展的历史。从宏观看前二十年的主要倾向是现代化,着重于外来文学的介绍吸收;后十年的主要倾向则是民族化,着重于民族形式的继承创造。民族化的实施使新文学走出新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樊笼跨入独立创造的成熟期,其理论上的标志便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确立。发表于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称《讲话》)正以此而成为推进新文学现代化进程的划时代的里程碑。《讲话》以马克思主义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

<正> 山西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现有教师六名,其中教授两名、副教授两名、讲师两名,均为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中国新文学学会等学术团体成员,并担任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一职。其主要研究方向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的个性与风格研究、现代文学流派研究等。九十年代以来,他们主持、参与撰写了《中国新文学发展史》、《鲁迅作品赏析     

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反思与重构--评王泽龙教授的《反思与重构》

自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出版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已有50余年，其间编写的各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不计其数。有什么样的文学史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学史。文学史的书写历史与学科的发展就是在不断的反思中重构的历史过程。华中师范大学王泽龙教授的著作《反思与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综论》（以下简称《综论》，新华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对近十年来现代文学研究中体现的文学史观作了自己的阐释。     

新文学史研究中的整体观

一、整体观的提出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长河,至本世纪初发生了一次影响深远的变故。不仅时代的河床改变了它的流向和流速,而且,由于外来文学新源流的汇入使水质也有所改变。“五四”以后,中国文学传统的生命力以崭新的面貌开始了新的发展历程。到今天,又有了近七十年的历史。五四以来,中国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习惯以政治的标准对待文学,因此把新文学史拦腰截断,形成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概念。这实际上是一种人为的划分,它使两个阶段的文学都不能形成一个各自完整的整体,妨碍了人们对新文学史的进一步研究。     

民国通俗小说：“俗”的壁垒与现代性的困扰

一民国通俗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科书中长时间以来没有地位,很重要的原因便是以“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为代表的通俗小说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便处于被遮蔽、被排斥甚至被否定的境遇。但是不容忽视的现象是“五四”新文学家们口诛笔伐的“鸳鸯蝴蝶派”在20世纪20年代却并     

陈子展的近代文学研究

陈子展先生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与《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两书,构成了近代文学史的首次框架.他从文学与社会思潮的关系、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及文学内部诸因素的发展动向出发,把近代文学的起点定在1898年,并从古典文学如何通过近代文学过渡为"五四"新文学这一角度着眼,在近代文学中剖分出"旧文学"与"新文学"两种因素,通过它们在诸文体领域内的消长蜕变,而构架起了一部动态的、发展的、开放的文学史.而他把学术史与翻译文学纳入文学史,又开创了文学史写作的新格局.     

关于“重写文学史”问题的若干思考

自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上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 “重写文学史”这一说法第一次被明确提出，遂成为20世纪80年代文学活动的核心面向之一。但笔者认为，如果仅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重写文学史”是远远不够的，它不只是80年代产生轰动效应的文学事件，更是自现代文学产生以来就贯穿整个文学史而无法抗拒的历史思想潮流。广义而言，“重写文学史”一直是文学建设者们或隐或显的文学思想诉求，或被动或自觉的文学参与姿态。它在80年代被正式赋予了学术的内涵，但却上可追溯至现代文学的源头，下可延伸至不断发展的当今文坛，既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学的孕育下新生，也从世界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中汲取力量而发展。只有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认识“重写文学史”这一问题，才能以更积极的态度面对文学发展的挑战，以更客观的立场审视文学发展的调整，也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发生发展的理解。     

正名之痛:传统叙事与现代审美——白采小说《病狂者》的叙述策略

新文学不能走进民间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以前一直困扰着中国的新文学作家,这种现象也一直吸引着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眼球,其中重要的观点认为五四新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导致新文学审美与传统审美习惯的断裂,这种逻辑引发20世纪90年代在文学史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意义的质疑.其实五四新文学难以走进民间的尴尬,原因不仅仅如此,还在于现代审美与中国传统文学表达手段之间的矛盾.本文将通过对五四新文学作家白采小说《病狂者》叙述策略的分析,具体分析作家为新文化正名的主观意图在传统叙事方式中消解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