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原则与司法裁量

比例原则是行政法的一项重要原则。然而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比例原则在具体个案中的适用就涉及到行政手段与行政目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衡量问题,行政机关必须在价值层面进行考量与权衡。这样就授予了法官相应的司法裁量权,引发了司法裁量与行政裁量的冲突。因此,法官对比例原则的适用应遵循一定的制度约束,把司法裁量权限制在适度范围内,以避免因比例原则的滥用而导致人们对它的怀疑。     

论禁止不当联结原则行政法领域之适用性

禁止不当联结原则,作为一项公法原则,在行政法领域具有普遍适用性;行政法领域“正当联结”的存在样态表现为行政目的与行政手段的联结、行政主体的给付与行政相对人的对待给付的联结、行政裁量中考虑相关因素的联结及公共利益考虑联结。禁止不当联结原则适用的具体行政领域包括一般意义的行政裁量行为、附款的行政行为、行政契约中的双务契约。     

论海关自由裁量的行政行为

海关作为国家的行政机关具有进出境监督管理的职能，在其履行职责的过程中，自由裁量的行政行为是行政权力行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中最独特、最容易出现争议的部分。对自由裁量行政行为控制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海关行政执法的效果，本文从自由裁量行政行为对海关行政执法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入手，希望通过对海关行使自由裁量行政行为中常见的问题提出完善措施，达到对海关自由裁量行政行为的有效控制的目的。     

裁量基准的概念限缩与扩容

与比较法上的处理不同,我国现行理论对裁量基准的定义是非规范性的,没有明确指向,这导致我们在实践中无法很好地识别基准文本,一些仅具有"标准"特征但却不具有"规则"属性的"技术标准"、"实施方案",往往也会被混淆为裁量基准。而且,现行概念仅将裁量基准的概念内涵限定在要件裁量和效果裁量两端,与裁量基准在非行政处罚类行政行为中的快速发展情况不符,无法涵摄已有的社会现象。从根本上来说,这一方面与我国复杂的行政立法类型划分有关,以"制定主体级别"为主的归类标准,无法为裁量基准提供清晰的判断准则。同时,这也与我国行政裁量理论过于随意有关,模糊不清的行政裁量体系,既无法提供抽象基准文本的理论工具,同时也易于忽略裁量基准在新型行政裁量类型中的变化与发展。因此,裁量基准的概念内涵既要选择以"规范性文件"为落脚点,全面性加以压缩,同时也要以"程序裁量"为新的技术对象,多元化地予以扩容。     

论给付行政裁量的规制完善

讨论法治思维、法治政府评价的问题,就离不开对行政裁量的考察。考察行政裁量的本质论,就不能绕开对要件裁量说和效果裁量说这种两分法的再认识。探讨自由(便宜)裁量和羁束(法规)裁量的区别问题,不仅有助于把握行政裁量司法统制的界限和基准,而且有助于促进法规范的制定和解释之完善。结合给付行政的增大和裁量权的扩展这种世界性发展趋势,在给付行政领域建构符合该领域特点和规律性的行政责任论,裁量规制和裁量机制本身的完善必不可少。在具有较强裁量性的给付行政领域,宜进行功能性、程序法性的合目的性裁量,而运用和"羁束裁量行为"相对应意义以外的"自由裁量行为"观念,则是不适宜的。在给付行政领域,需要根据每个受给者的具体情形展开具有针对性的、各种各样的灵活应对,这种特点决定了该领域的裁量需要更广阔的空间,同时也需要完善相应的程序和准则,确立基层工作人员状况判断的优位等独具特色的权力运用规则,重视和强调规制手段的活用。     

浅析对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监督和控制

在行政法领域里，由于行政执法情况的具体性、复杂性、多变性，要求行政行为（具体行政行为）应体现灵活性和可执行性，这样才能适应行政管理活动的需要，从而才有利于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为此，行政法为行政主体设定了“自由裁量行为”，但是，行政行为毕竟涉及国家权利的行使，因此，必须加强对自由裁量行为的监督和控制。     

行政规划裁量理论特性研究

行政规划裁量贯穿于规划行为的始终,是行政自主性在规划领域的体现,并且为更好地彰显规划正义而不断发展。从一个行政法概念所体现出来的外在特点来看,行政规划裁量显见基于现在与未来形成的时间轴线以及基于目的与手段形成的逻辑轴线,而公益和私益的博弈关系成为不变的主题,由此进一步观察规划裁量的理论归属和学理结构,得出其属于形成裁量的结论,并会发现不确定法律概念在其中的特殊作用。     

比例原则在行政裁量行为司法审查中的适用

我国现行法律条款对行政裁量行为的司法审查存在难以把握、不易操作的缺陷。行政法基本原则是行政法的精髓所在,是行政法规范的核心、灵魂,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之一的比例原则,在行政审判中可以直接作为判案依据。运用比例原则中的适当性、必要性、比例性三个子原则来对行政裁量行为进行司法审查较为直观、可行。     

公共利益问题读解--基于行政法的视角

“公共利益”是一个典型的不确定性概念,但其在行政法中运用得相当广泛,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行政法内涵做一探讨。为避免行政机关盗用公共利益之名而谋非公共利益之实,应在立法、执法及司法等环节中对公共利益予以界定和审查,把行政机关的权力限制在合理范围之内,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许可法中的体现与运用

信赖保护原则适用于撤销、撤回或变更授益行政行为的情形中,以解决依法行政原则与行政行为效力安定性之间存在的冲突。它发挥作用的方式是在具体个案中衡量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并以维持原授益行政行为为原则,以撤回补偿、变更补偿或撤销赔偿为例外;其根本目的在于保护强权下的弱者,维护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信赖保护原则的确立对于推进诚信政府建设、依法规范行政许可行为和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正当信赖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行政合理性原则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

行政合理性原则主要审查行政自由裁量权在法定幅度范围之内行使得是否合理适当,为法定权限范围内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提供了依据。本文着重论述了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功能、对行政自由裁量权控制的具体要求及主要形式构成,特别论述了行政合理性原则在实现权力对权力的合理控制中的重要作用。     

行政法解释中的利益衡量——以乌坎事件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为契机

随着乌坎事件这类以公共利益之名侵害个人利益的情况不断在民众面前上演,利益的次序被不断模糊,行政法的解释面临正当性的挑战。实践的理性要求行政执法和司法机关更多考虑社会效果,将各方面因素综合考量后对法律作出合乎中道的解释和运用,即须进行利益衡量。它对行政法解释中的价值补充、法律漏洞和狭义的法解释方法不可或缺,需要在法解释实践中得到具体应用。     

行政垄断之国家赔偿责任探析

行政垄断由反垄断法规制似乎将成为定局。但我们所见到的反垄断法的建议稿,对行政垄断的国家赔偿责任予以回避。本文认为,行政垄断是一种行政违法侵权行为,必须依法由国家承担由此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害。     

诚信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之证成

作为民法的帝王条款,诚信原则包括主观善意、权利不得滥用、利益均衡三层含义。在公法私法化与私法公法化的背景下,各国行政法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诚信原则。由于既对行政法主体具有指导功能,也符合行政法基本原则之标准,因此应将诚信提升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诚信将“法律人”提升为“道德人”,促进行政法主体地位的平等,优化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结构,使行政相对人成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规范对象。     

论行政奖励的立法规制

由于传统法学理论忽视奖励对社会的调整作用、立法机关对奖励机制存在偏见等原因,我国立法对行政奖励的规制很不完善,有必要对行政奖励进行规制以制约行政主体滥用权力,依据其他规范性文件和自由裁量权实施某些行政奖励.行政奖励客体应当包括政府认可的非义务行为、仅通过强制手段无法实现行政目标的义务性行为和对行为结果无法控制的义务性行为.在行政奖励立法时应当充分考虑行政奖励的功能,分析影响行政奖励方式的因素,如受激励群体的偏好,成本与效益的分析,是否违反法律、社会公德和其他更重要的利益等.     

对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冷思考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对当下中国的行政诉讼法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消极作用,它将行政诉讼的目的定位为解决纠纷,淡化了行政诉讼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目的,妨碍了行政诉讼独特的宪政功能的发挥,并导致了行政法规则在诉讼中的模糊化,使行政诉讼所承担的对行政法的告示、指引、预测、教育等作用无从发挥,行政违法的责任也随之淡化。而学界肯定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理由如行政裁量权的存在、中国无讼厌讼传统、外国存在相关制度等,均无法成立。由此,中国在当下不应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我国警察裁量基准发展探析

警察权力的控制是行政法学界关注的焦点,警察裁量基准是解决警察裁量内部控制的关键因素,是连接合理行政与合法行政之间的桥梁和纽带。警察权的膨胀使得包括立法控制和司法控制在内的传统外部控制手段面临巨大的挑战,警察裁量基准制度是行政机关面对这一挑战所应用的一种自我控制制度。警察裁量权的控制研究应当从以往关注程序研究的范式转为关注实体研究的范式,将警察裁量的基准作为研究重点之一。大量警察裁量基准投入应用的同时,制定主体不明确、评估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也阻碍着警察裁量基准制度的发展。完善警察裁量基准、规范警察裁量权,对于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与个案正义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界说——以公民权之司法保护为基点

在行政公益诉讼中,由于受损的是公共利益,因而在诉讼中由谁来提起诉讼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而言,考虑到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价值取向和司法实践,在公民权之司法保护的语境下,结合域外行政公益诉讼的发展趋势．应赋予我国公民个人、社会组织和检察机关以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使的案例化

为使行政自由裁量权得到有效规范，可借鉴西方国家的判例制度，赋予我国一定级别的行政机关发布具有典型意义的行政指导案例，对法无明文规定、规定不明，或规定了较大裁量幅度，或具体行政行为易产生差异的案件，省级或以上的行政机关有权发布具有指导性质的行政案例，并赋予行政指导案例相应的法律效力，其他行政机关在处理类似情形时，应比照行政指导案例进行执法。这有利于统一执法标准，规范裁量权的行使．提高行政执法效率和水平．做到同案同处理．以实现法律的公平公正。     

行政处分的法律救济

行政处分是指行政主体对违反内部行政法律规范但尚未构成犯罪的内部相对人(主要是公务员),追究行政法律责任的一种内部具体行政行为。作为一种制裁手段和惩戒措施,它必然会对当事公务员的权益造成一定的损害,产生多方面的不利影响。为了防止行政处分权的滥用和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建立完善的行政处分救济制度是必要的。基于在检视行政处分救济理论变迁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对完善我国的行政处分救济制度提出若干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