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契约文明--兼论契约文明与法治文明的关系

在法治文明的建设过程中,契约文明起着至关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讲,契约文明构成了法治文明的观念基础,决定着法治文明建设的最终成败。契约文明以契约精神为核心,在内容上,契约文明主要由信用意识、敬业意识和公民意识构成。     

契约文明论纲

契约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理性阶段,是现代历史进程的产物、货币经济发展的结果。契约文明在特征上表现为社会关系的契约化,亦即契约原则开始成为一种社会关系和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契约文明产生的经济基础是货币经济;相互主体性的个人权利认同是契约文明的伦理内涵;契约文明的正义原则为交换正义,它以个人权利为本位,强调以互利的方式实现自利;法治秩序是契约文明的制度支撑和保障机制。     

刍议生态文明视野下的政府管理创新

传统政府管理架构中,生态管理职能居于弱势地位,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政府管理创新活动中,生态管理职能应被置于核心地位。受生态文明进程的影响,政府管理创新的内涵、动力及其实现的路径均不同于以往。     

善治视野下的有限政府塑造

现代各民主国家纷纷通过实施依法行政、监督和制约政府的行为及防止行政权滥用来重塑 政府形象,打造取信于民的信用政府。与此相应,实施善治,构建政府与公民、市场和社会之间良性互动 的关系便成了当代政府治理的必然选择。其核心在于有限政府的塑造。对此本文略作分析。     

从行政法视角看法治政府的理论

法治政府的思想滥觞于古希腊的理想主义和自然法观念,历经古代、近代和现代的发展而日臻完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是现代文明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不断追寻的目标。建设怎样的法治政府,如何建设法治政府,需要我们深入地探讨研究。     

交易契约、关系契约与心理契约持续期

心理契约是组织绩效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尝试对心理契约的持续期进行量化,并进而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心理契约持续期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交易契约、关系契约的情况都显著影响到心理契约持续期的长度。员工个体特点和组织特点也会对心理契约带来影响。     

生态文明视野的政府责任:体系建构与制度设计

科学认识、合理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生态文明,既是人类文明发展演变的重要规律,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主要理念,又是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与弥补,更是落实以人为本原则、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在这项多主体长时段的系统工程中,应强化和突出生态文明的政府责任,在科学定位的基础上转变政府职能,全方位构建政府责任体系,创新政府责任制度构架。     

走向有限政府:洛克政府理论及其启示

洛克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在他的政治著作《政府论》一书中,洛克以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理论为基础,系统地论证了人类社会从自然状态发展到政治社会状态的根本动因在于人类为了更好的维护和发展自身的利益,政府的根本任务是维护好和发展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提出了政府治理法治化以及政府权力的分权与制衡等建构有限政府的基本原则。以保护人民基本权利和社会治理法治化为核心内涵的洛克政府理论对推动世界政治文明、发展民主政治、建构有限政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我国政府管理体制创新探析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对西方工业文明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反思后,在新时期所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生态环境系统性、整体性和相互联系的特征,我国非政府组织的不发达状况,政府所具有的特殊权威性和强制力,决定了我国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必须发挥主导作用。我国现行的政府管理体制在职能定位、组织体系设置、社会公众参与机制和地方政府间合作机制等方面都存在着偏差与不足,妨碍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开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从建立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价机制、优化生态环保组织体系、健全多主体参与的政府决策机制、完善区域生态环保治理合作机制等方面进行政府管理体制创新。     

论当代我国"有限政府"的建构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臻完善以及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是最紧迫的问题之一。而建构和完善我国的"有限政府"无疑是转变政府职能的一次有益的探索,有着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法治建设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对民主法治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科学发展观的内容主要体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法治文明是一个关涉立法、执法、司法、普法、法律服务等多方面的理念,也可以说是一种文明范式,其中核心应当是立法文明、执法文明和司法文明。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探索法治建设的新方法、新途径,不断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明建设。法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立法、司法、执法、普法和法律服务必须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关怀人的全面发展。因此,要加大地方立法力度,增强法律保障措施,加快行政执法和司法体制改革,积极培育行政执法及司法人员的法治理念,强化和完善行政执法及司法工作的监督机制,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市场经济与政府规范--略论法治之下的"有限政府"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如何规范政府行为 ,提高行政效率 ?本文认为最根本的就是要建立法治之下的“有限政府”。特别要指出的是 ,本文指出“有限政府”并不是主张无限制地削弱政府权力 ,而是要正确发挥其作用。一方面政府首要职能是提供公共物品的供给 ;另一方面政府又不能不计成本 ,将有限的行政资源投入到普遍的社会领域和通行的私人领域之中。这不只是市场经济的要求 ,也不仅仅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更重要的在于行政权力在这些领域中的扩张 ,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权力的滥用 ,最终从根本上侵蚀行政权威的基础———法治。而失去法治的行政行为的产生和增加反过来则会使政府能力从根本上得到削弱。一个“有限的政府”才能成为“有效的政府” ,从而成为有权威的政府 ,因为它的基础在于法治 ,效率和权威是靠法治来保障的。这是本文所要论述的基本观点。     

契约主义国家观与有为政府

契约主义视角为认识国家的性质以及确定政府的基本职能提供了一个基本分析框架,不仅可以从起源学上挖掘国家和政府的本质,而且可以通过演化过程揭示国体和政体多样化的现实形态,进而可以系统剖析在不同时空下政府应该和实际承担的功能。显然,以公共选择学派为代表的流行契约主义国家观采用了个体主义分析思维和理性经济人分析框架,从而得出了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致的政府失败论,并由此规定了政府的“守夜人”地位。但从本体论而言,契约主义并不否定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功能,只是强调政府对契约规则的遵守;相应地,如何确保政府做该做并且做好该做的事需要建立一整套相对完善的宪法政治体系。因此,基于本体论的契约主义,我们发现政府其实是一种宪法政治意义的有限政府或曰信托论的有为政府,而决非自由放任的最小政府。在不同社会环境下,政府应承担的职能的内容以及职能的实现方式都存在显著不同,政府需要因地制宜地承担起应有的职能,由此便导向了真正的“有为政府”。     

公法视野下的政府垂直管理改革研究

政府垂直管理是我国目前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一项重要制度.现行的政府垂直管理制度尽管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因其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尚存在诸多问题而有进一步改革的需要.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公法原理和大部制改革的理论视角对政府垂直管理改革问题予以研究,可以得出结论:通过立法严格控制政府垂直管理的设定与扩大将是我国政府垂直管理改革的未来发展方向.     

委托代理视野中的地方政府信用问题

政府信用的实质是政府如何履行与公众达成的潜在政治契约。政府信用既涉及政府追求公共效用目标的诚意,也涉及政府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它体现了政府作为政治代理人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政治委托人的意愿。建立信用政府的重要前提是通过建立现代民主政府、法治政府和有限政府,落实政治代理的选择机制,控制政治代理的“道德风险”,保障政府信用责任与信用能力的相对平衡。     

论当代政府建构的四个转变

改革开放开启了政府变革的历程。当代中国政府建构在最核心的政治理念层面,必须实现四个根本转变：在政府职能上,从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在政府模式上,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在政府权力上,从高度集权向适度分权转变;在政府治理上,从人治向法治转变。     

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政府绿色采购研究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着人民的福祉和民族的未来,是中国经济实现从“快”到“好”以及从“好”到“美”的重要转折.政府采购作为公共财政支出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可以发挥促进节能环保、激励技术创新等政策功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政府绿色采购由于具备解决环境保护领域的“市场失灵”问题、对倡导绿色消费具有示范效应以及可以降低绿色产品的成本和价格等特点,因而必将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扮演“领头羊”和“示范器”的重要角色.     

政府改革论纲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政府模型经历了专制政府、放任政府、全能政府、有限政府的转换。现时代的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复杂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决定了政府必须实行改革。对政府改革的研究 ,已提出新公共行政学、公共选择理论、重塑政府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英国、美国和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开展了政府改革。中国政府在机构改革取得成效的基础上 ,应深化政府改革 ,建立共产党主政的社会主义市场政府。     

不完全契约下的中小企业关系型民间融资研究

文章对现有关于中小企业融资文献梳理的基础上,从不完伞契约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实质,从契约关系和投资激励的视角指出关系型契约的共同信息、共同治理、软约束可以弥补不完全契约的不足.随着交易复杂性和契约不完全性的增加,企业的融资策略应该是古典契约逐步向关系型契约过渡.     

德治为先:中西文明视野下的德、法二元结构

"德治"不同于"儒家德治",二者需要加以区分;通过考察东、西方不同文明系统下的"德治"可知,德治与法治并存于系统内,二者之间是上下位的关系,"德治"处于文明系统的上位,统摄着法治的构建,这种关系揭示了"德治为先"的实质;道德系统试图为现代文明系统的创造勾勒出上层结构,使法治系统具有自我修复、有效反馈、缩减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