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帝制中国的君权合法性信仰

根据文化人类学中拟剧理论和当代文化叙事学的某些视角,帝制中国所有与君权合法性相关的制度、行为、政策、言论、神话、仪式、名号等,都可以理解为一种合法性叙事与表演,透过这种民族集体的或文化整体的连续表演和叙事,就可以发见绵亘于古代思想世界中的君权合法性信仰系统。其中,基于君德的合法性信仰为其核心,而基于君主受命于天的合法性信仰、基于君主显赫功绩的合法性信仰以及基于君主正当名分的合法性信仰则是其重要内容,它们在君权合法性的生成过程中也发挥着不容忽视的功能。     

有关合法性概念及中国古代君权合法性的几点思考

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如今已成为政治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合法性是维持一个政治体系长期存在与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柱。在国外 ,对合法性概念的界定存在争议 ;在中国古代则表现为几个不同的层次 ,其君主合法性的取得与维持也有其政治文化与社会等因素 ,而传统的儒家文化是中国古代君权合法性的基础     

中国古代君权合法性探源

中国古代的君权合法性包括王朝的合法性和君主自身的合法性。早期国家的出现也就意味着王权的诞生,君主制度的建立,君权合法性论证的开始。君权合法性理论随着君主制度的发展而发展并逐步完善,形成了中国独有的王朝"正统"观和以"天命"、"道德"、"民意"为支撑的君权合法性论证体系。     

康有为与清末帝制合法性危机

作为政治行动者的康有为,"保皇"只是他实现社会根本变革的策略。而"思想家康有为"则是一个帝制合法性的颠覆者。他与追随者所宣扬的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和孙中山等革命派思想一起汇成巨流,彻底荡涤了支撑传统帝制的各种观念体系,使得上述现代政治价值观深入人心,促进了以帝制为象征的政治合法性的革命性转型。     

天道观念下中国君权的合法性建构——基于礼的视角

古代中国人就产生对“天”的信仰和依赖,因而中国古代君权“天”授的政治传统正是基于对这种民间合法性信仰的精准回应。但“天”本身是抽象而不可触摸的,于是盛行在古代世界的各种名目繁多的祭天之礼参与了这一合法性的构建：礼仪通过不断把天子是天和臣民中介人的观念灌输给民众,由此建构了一种虚拟的天地君的秩序,并又通过庄严的典礼向世人展示了这种秩序的永恒性与神圣性,从而使君主成为神在人间的代表,他的合法性得到天地等超世俗权威的认可,从而成为上承天命的合法领袖。     

合法性研究中的问题、方法及其在经验事实中的展开——以古代中国的君权合法性研究为例

合法性研究的核心可归结为:合法性如何从规范(信念)转化为事实的问题。中国古代君权合法性研究的基本问题,就是考察在有关君权合法性的信念基础上,如何构建君权合法性的事实。基于社会科学中的理解的方法和拟剧理论,发现古代中国君权合法性背后的信念基础,是一种圣王型合法性信念模式,是小农经济条件下人们对于理想统治者(好皇帝)的一种集体想象。君权合法性由观念变成现实,既是通过统治者的合法化行动直接实现的,也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在这种信念基础上互动的产物。     

对朱熹君权制约论的历史性考察

君权制约问题与君主集权相伴而生。中国封建社会君权制约理论主要有两种:一是道德规劝,一是灾异谴告。朱熹"理欲二分"、"以理制欲"理论的主要目的是制约君权,这是朱熹在宋代君权进一步集中的社会背景下对传统"道德规劝"和"灾异谴告"君权制约理论的继承、综合与升华。     

天命、君权与民心的纠缠——中国古代政治合法性观念研究

政治合法性针对的是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认可问题,它是每个政权都必须面对的永恒问题。虽然中西都有悠久的政治合法性成文史,但政治合法性理论直到近代才兴起,导致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缺乏相应维度。古代世界的政治合法性建构的基本模式是君权神授。这表现在中国古代,则有中国形式及其理想状态,其中有三个要素:天命、君权和民心。天是源动力,民是目的,君是中介。这是一个看起来非常理想的合法性结构,且天与民对君权也能产生有限制约,但实际上,由于君权垄断了天命的解释权,架空了天命,致使古代政治合法性建构无法实现其初衷。     

洪宪帝制失败原因新探

传统史学将洪宪帝制引发的诸如立宪派和革命派的反对、部属的离心、列强的出尔反尔和西南地方实力派发动的护国运动等表面现象视为其失败的全部根源 ,未能揭示出袁世凯政权很快崩溃的内在动因。以对历史潮流的顺应和逆违为依据 ,从权威合法性基础、道义基础和政绩基础三方面推导 ,可见洪宪帝制失败的深层原因。     

论袁世凯部属反对洪宪帝制

袁世凯复辟帝制不仅遭到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全国人民的反对,而且引起袁氏集团内部的分裂,以段祺瑞、冯国璋、徐士昌为代表的袁氏部属,对洪宪帝制或公开反对,或暗中抵制.这是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论法的合法性

法的合法性来源于理性与信仰,是以现实社会为基础的,其中潜含了人们对法治观念的认可度,为此分析了韦伯与哈贝马斯关于法的合法性所进行的思辨中包含了对“亚里士多德法治公式”的共识及理性与信仰的辩证关系,提出了如何构建对法的合法性研究体系。     

论商周君权思想的变化

商以前君权合法性的根源在于“帝” ,但也存在君为民设的观念 ;“帝”与民是通过君来沟通的。至周“帝”的权威性动摇 ,产生了“民之所欲 ,天必从之”的观念 ,以民为基础把天帝、君、民联系起来。在君权的传承上 ,商代早中期虽有嫡庶之分 ,但嫡长子继承制并未确立 ;商代末期嫡庶之分才清晰起来 ;周人严格实行嫡庶之分。随着商周社会的剧烈变动 ,君权统治由外在对天帝的依赖走向内在的道德自律     

论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及维护

在人类社会,政治秩序需要政治权力来塑造,但是政治权力并不一定能持久地维持政治秩序.政治秩序要得以持久,还需要政治合法性."合法性"是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到底什么是"合法性",中国政治合法性基础如何,以及如何维护.笔者就此进行了初步探析.     

明代景泰年间中国帝制之透视

明代土木之变的战争灾难引发了一场帝位之争，这场帝位之争是明代政治生活的折射，深入地剖析与研究这一客观历史现象，不仅可以透切地了解景泰时期的政治概貌，而且必将有助于人们提高对整个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认识与理解。     

论汉代国家宗教中的君权与神权

汉代的国家宗教,是通过对由来已久的宗法性传统宗教进行儒学化改造而建立起来的。所谓儒学化改造,大致包括对儒家经典的吸收、置立五经博士、重建国家祀典等方面。这些改造虽然是儒学化的,但值得注意的则是渗透在其中的君权力量,君权在其中起着支配性的作用。     

论北宋真宗时期君权与相权的关系

北宋真宗朝的君权与相权,在真宗执政的不同时期表现出了不同的君相关系。由于宰相对宋真宗顺利即位有较大帮助,且澶渊之盟中宋真宗需要倚仗宰相进行决策,因此真宗朝前期宰相权力比太祖、太宗时有所加强。但看似强横的相权依然被君权加以诸多限制,君主牢牢把握着朝政最终决策权和官员任免权。因此澶渊之盟后真宗朝的相权实际上更多体现为君权的附庸。     

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论卢梭的政治合法性思想

政治合法性问题主要探讨权力为什么以及如何获得社会成员的忠诚和认同,这个问题的提出目的就在于将暴力因素加以排除从而实现政治的文明化。卢梭为政治设置了"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两个基础。由于卢梭思想中的"逻辑悖反"以及其与后世政治实践中的一些悲剧性后果高度相关,卢梭的政治合法性思想为人诟病不已。但是卢梭政治合法性思想在政治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对后世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具有深刻影响。     

论信仰的社会作用

信仰是最高的意识形态形式,它对于信念和意志等有着统摄作用.信仰不仅给信奉他的人提供了"宇宙图式"和"精神家园",而且为人类的行为提供了社会规范和价值评判标准.受着某种信仰支配的人,不仅在自己的观念领域信以为真,而且必将在现实的活动中表现为对信仰宗旨的践行,主要表现为信仰对信奉者行为的约束和激励作用.信仰不仅对于人的活动有指导意义,同时它也对于社会的伦理道德提供了根据和指导,从而对于社会的伦理关系起到了维系和整合作用.     

论宪法对国家治理合法性基础的支撑方式

在法治中国建设的整体背景下,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基础是国家治理有效展开的前提条件。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最高法和治国理政的总章程,既是对国家治理的总体性安排,同时也是支撑国家治理合法性基础的柱石。宪法对国家治理合法性基础的支撑见于宪法之首尾:宪法序言作为宪法文本的开端,主要是以历史叙事的方式,通过历史规律的建构,支撑了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基础。宪法第四章作为宪法文本的结尾,主要是以符号叙事的方式,通过强化民众的国家认同以及国家对民众的精神感召、心理感召,支撑了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基础。在法学理论中,见于宪法文本的首尾两个部分对于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基础,起着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     

论政府政治合法性的重塑

在人类的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中,特别是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政府始终面临着向其管制范围内的公众证明其执掌政治权力的合法性的压力,在社会变革的历史转轨时期,这一点往往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不同时期应诉求于不同合法性基础.现时的合法性基础已经面临某种程度的危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构制度合法性基础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权力体制民主化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