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节选)批注

【原文】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②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赌,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中庸》第一章)【注释】①《中庸》:出自《礼记》,相传是老孔二的孙子子思所作。中庸是孔孟宣扬的一种“最高的美德”。它要人们采取不偏不倚的     

《中庸》对“中”、“大”的融合

山东大学2005级文艺学博士生孟庆雷在《儒家的尚“中”与道家的崇“大”———论儒道两家和谐观的差异与融合》的来稿中指出:如果说在《易传》中尚“中”与崇“大”两种思想还处在并行阶段,尚未完全融合,那么到《中庸》则完成了这一融合。作为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中庸》其主要思想自然是儒家方面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对于《中庸》的这一主题思想,朱熹认为,“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中庸…     

《易传》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易传》是阐发《易经》哲理的一部论著,古称“十翼”,即《易经》的十篇辅助资料。它是《易经》这部古代的“卜筮之书”问世后,经过春秋、战国之际数百年间的研究,积累起来的第一批学术思想成果。《易传》非一时一人所作,这是当前学术界所公认的结论。这十篇阐述易理的文章,显然观点比较一致,而且在先秦思想典籍中又自成思想体系,大体上反映了战国中后期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它在我国古代理性思惟发展中,起了积极的作用。《易传》名义上是解释《易经》思想的,实际上,两者反映的是不同历史时代,不同阶级的世界观。《易传》赋予《易经》以许多非固有的思想,如所谓河图洛书之说,太极观念,大衍之数等;但它却借用《易经》的占筮思想构架,营造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阐述了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道器理论,“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的“絪緼化生”学说,“雷风相薄,     

《中和统战文化研究》序

朱熹将《论语·雍也》的“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注为：“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中庸与仁义道德连在一起。儒家鼓吹的中庸之道，就是要求人们处理事情中正、公平、合情合理、不偏不倚。《礼记·中庸》又云：“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佛教《中道》亦言：“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无，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此即指     

《易传》“性命”思想论

《易传》继承和发扬了孔孟和《中庸》的性命思想,构建起了一套较为完备的道德形而上学理论体系.一方面,《易传》把乾道上升到宇宙本体论的高度,以阴阳论的方式来说明乾道如何下贯于人的生命中,成为人生命主体之本性;另一方面,《易传》又强调人要凭借此本性积极努力地做道德修养工夫,以把人之德性生命向上提升,进而参赞天地之化育,并使人与天地三才鼎立,达到“天人合德”的理想境界.     

论《礼运》与《中庸》在治政之道上的分野

德化与礼治通常是作为与“法治”、“刑治”相对举的概念在同一层域或相近意义上被论述的,然而,《礼运》所倡导的“以礼治人”与《中庸》所崇尚的“以德化民”却有着很大的悬隔。本文试从《礼运》之“礼治”与《中庸》之“德化”在哲学根据、现实根源与实践基点上的明显分别来管窥二者的差异,并力图通过更深层的抉发来揭示《礼运》与《中庸》在治政之道上的分野。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中庸》与《易传》不同致思向度略论

在心性学领域里,《中庸》与《易传》俱为其原始圣典,它们各自彰显了不同的致思向度。前者以向内求索为其致思取向,后者以向外求索为其致思途径。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历史上,这两种不同致思向度一直产生着非常重大的影响,长期占有主导地位。通过对中国传统心性学思想进行点评,将《中庸》与《易传》所彰显的不同致思向度及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进行一番梳理,以揭示其深厚的思想魅力。     

“慎独”小识

“慎独”,语出《礼记·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为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天生人之质性,循性修养为“道”,君子不可须臾离道,故而不能在隐、微处妄为。如此之说,君子亦不可在“显”、“大”处主观武断,独断专行,     

《中庸》与郭店简《性自命出》篇的人性论

将《中庸》所谓“率性之谓道”之“率”,训为“帅”还是训为“循”,其分歧之实质在于对《中庸》人性论之理解不同。《中庸》讲“自诚明,谓之性”和“尽性”、“成己”,实际都是性善论的观点。郭店简《性自命出》篇以源自人性的正确“心术”为“人道”,以“性爱为近仁”,讲“未教而民恒,性善者也”,实皆性善论的观点。故其所谓“长性者道也”,是指循人性固有之善而长之、教之,与《中庸》“率性之谓道”的说法并无矛盾。所以,汉宋学者训“率”为“循”,乃为确诂。     

《易传》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易传》是阐发《易经》哲理的一部论著,古称“十翼”,即《易经》十篇辅助资料。它是《易经》这部古代的“卜筮之书”问世后,经过春秋、战国之际数百年间的研究,积累起来的第一批学术思想成果。《易传》非一时一人所作,这是当前学术界所公认的结论。这十篇阐述易理的文章,显然观点比较一致,而且在先秦思想典籍中又自成思想体系,大体上反映了战国中后期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它在我国古代理性思惟发展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论《周易》的思想体系

<正> 在论述正文之先,提出几点作为讨论《周易》内容的前提:首先,庞杂的“易学”与《周易》本身的内容必须分清。清《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一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此语颇中肯綮,揭示了后人由《周易》文字与卦象而敷衍出各种各样的学说,又回过头来论证种种学说原本就在《周易》义蕴之中,如此形成的“易学”实与《周易》本身的内容了不相干。其次,至于《易传》,从思想史上看,也应该与《周易》截然划开。《周易》作于西周末年(见后述),而《易传》成书于战国中晚期①。从公元前九世纪到公元前四世纪,其间五百年正是诸子兴起,中国思想史上群星璀灿辉煌的时代。所以,以讨论《易传》思想代替对《周易》本经的研究,不仅会因研究对象的替换而产生研究方法上的错误,掩盖了     

略论道家对《易传》哲学思想的影响──兼论《易传》归属于儒家著作

略论道家对《易传》哲学思想的影响──兼论《易传》归属于儒家著作王文清，李跃柱《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一般认为，《易经》成书于殷周之际，是一部占筮之书，但也蕴藏着一些朴素的哲理思想。而《易传》十篇，一般认为非一人一时之作，它大致成书于战国...     

《易传》“一到一切”论

《易传》是独立于《易经》之外的古典文献,它依据了《易经》别具一格的结构,按照自我的思想方法对《易经》作了不尽符合原意的解说。由此而产生出如我们通常所归纳的“发展变化”、“辩证运动”、“一分为二”等观念。虽然这些观念是《易传》思想的重要     

《中庸》地位提升的主因:宋初儒士推崇

学界对《中庸》在宋代的地位提升并最终成为四书之一的成因有较大的争论。事实上,在释僧智圆之前,儒士田锡、邢昺等已尽力推崇《中庸》。田锡助推《中庸》入科考;邢昺宣扬《中庸》心性之学,告诫君主和士人注重修身,由“内圣”而“外王”;陈充跟随朝廷崇儒风尚而释《中庸》;赵湘自觉阐发《中庸》,以斥杨墨、申韩之异端。正是儒士的推崇加速了《中庸》的传播,扩大了《中庸》的影响,推动了《中庸》学在宋代的兴起。并且,田锡、邢昺等对《中庸》所固有的“内圣外王”思想的自觉阐发及推崇,并非源自智圆或其他僧徒的影响,相反,智圆僧徒之所以热衷《中庸》,并以之作为调和三教关系的文献依据,还是宋初儒者及朝廷影响的结果。     

论中庸

中庸一词为孔子所首创,《论语·雍也》篇讲:“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何晏《<论语>集解》曰:“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见《十三经注疏》),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云:“中即训正”。程颐解:“不偏之谓之,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四书集注》中概括为:“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综上各家所注,对中庸概括三句话解释,即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执两用     

朱熹《中庸章句》“诚”论——与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之比较

［摘要］《中庸》讲“诚”,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中庸》把“诚”释为“信”;宋朱熹《中庸章句》则把“诚”界定为“真实无妄”,并对“诚”与“信”作了区分,尤其是从天道与人道合一的层面讲“诚”,而与《礼记正义·中庸》不尽相同。然而,它们都把“诚”看作“成己”“成物”的必要基础,而为后世所阐发。对朱熹《中庸章句》与《礼记正义·中庸》在“诚”论上的异同做出比较和分析,不仅可以看出前者对于后者的思想变化和发展,而且对于深入发掘“诚”的内涵,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通书》文本的历史真相

对于许多儒家经典文本来说,需要在一个恰当的整体性解释体系中,其文本结构的深层义理才能够得以揭示。《通书》、《中庸》就是这样的经典文本。《通书》与《中庸》在编排次序、义理逻辑结构上存在着严密的对应关系,可以认为《通书》文本完全是依照《中庸》而作。宋儒及后世学者通常认为,《通书》是为了解释《太极图说》或《易传》的思想而作,这种观点并没有完全揭示出周敦颐作《通书》的本意。《通书》在义理上兼有《易》和《中庸》的思想,而文本上的直接依据则是《中庸》,不仅是为了诠释《易》之性理大义,也是为了诠释《中庸》的成德之道,即通过严谨的文本结构隐含地表达儒家成德之道的为学境界次第,再现《中庸》的内在义理。周敦颐首先依据"太极图"发明儒家的性道微言大义,贯通《易》及《中庸》义理,作《太极图说》以诠释《中庸》首章"天命之性",重新建立儒学的本体论及生成论基础;进而作《通书》,以严谨的文本结构诠释《中庸》全部文本,重新建立儒家的成德之教。     

《易传》与孔学

一《易传》又称“十翼”,即《象》、《彖》、《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从汉代开始大部分学者认为《易传》为孔子所作。如司马迁日:“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史     

文质彬彬 经之羽翼——论《易传》的文章修辞之美

通过对《易传》七种十篇(又称《十翼》)的用韵、骈偶、排比、顶针等多种修辞手法的探讨与分析,展示出被称为“经之羽翼”的《易传》的文章修辞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