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国现代化史上的“西化论”

文章从一个新的视角分析评价了中国近现代史上“西化论”的历史渊源、思想本质及其影响。认为其进化论的历史观、科学主义的价值观和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虽然在的封建斗争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全面反传统”的极端文化批判态度，滋生出民族虚无主义的消极思想；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全盘西化”，“西化论”是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误区。     

治理理论对我国治理变革的启示

治理理论是当代有关政府和行政改革的前沿课题，该理论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威体制对当下治理改革的影响，认为治理是由“主体间性”和社会性构成的，要走出当下“中国式”治理的困境与误区，除了公共管理的团体施动者(政府)应当从角色定位、文化属性和组织偏好等方面予以重新建构外，在个体施动者(社会)方面，也应通过构建公民文化，培养公民的参与意识，使公共管理活动获得公民最大限度的认同。     

《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述评——兼论勒菲弗尔“制控论”翻译思想研究现状

安德列·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是文化学派翻译理论奠基人之一,他在代表作《翻译、改写与文学名誉的制控》中提出“制控论”翻译思想,认为改写主要受意识形态、诗学形态和赞助人的限制。本文回顾了勒菲弗尔“制控论”在中国的接受情况．澄清了国内对“制控论”以及文化学派存在的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指明了未来研究的方向。     

论西方中心主义者认识中国文化的误区

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强盛,部分西方知识分子认为西方世界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工具理性等方面大大优于东方民族的古老文明,于是逐渐滋生出西方中心主义文化观,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产生这样的误区:鄙视中国文化的价值、制造中国文化停滞的形象、贬低儒家伦理的作用。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误区,一方面是对文化发展民族性与时代性、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统一规律的违背,另一方面是为西方殖民霸权的“合理性”提供理论支持。     

走出发展的认识误区

发展是当代中国的主旋律。要实现当代中国的发展，首先必须走出发展认识上的误区，确立科学发展观。一是走出“发展就是经济增长”的误区，确立发展是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二是走出“以物为中心”的误区，确立人是发展动力中心，人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最高目的和根本条件的观念。三是走出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至上论”、“难免论”、“对立论”的误区，确立人与自然是有机统一的现代环境意识、可持续发展观念以及地球整体和人类整体观点。     

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会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历史、现实与未来的三重维度分析

文章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理念为分析视角，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三重维度分析中国和合文化的内涵，认为历史上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内敛型国家，现在选择的是和平崛起的发展战略，共建和谐世界是中国实现崛起的终极目标。文章对“中国军事威胁论”进行驳斥，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会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     

"和"文化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及其现实生命力

“和”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梳理了“和”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认为它已经积淀在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之中,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分析了“和”文化对中国外交活动的影响,认为“和”文化构成了古代朝贡体系的文化基础,但在近代外交中表现出明显的消极性,新中国成立后,“和”文化越来越成为重要的智力源泉;指出“和”文化在当今世界的生命力之所在。     

关于古代文论研究误区的几点思考

目前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存在着重复研究、研究重心过于集中等问题，原因之一是研究者在方法和视野上存在误区，其中主要有学术研究的惯性、价值判断替代、概念游戏、走不出的“西方镜像”等。研究者当避免以上误区，在文学、理论、思想、文化、传统等各方面给予最大程度的观照，以展现古代文论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浅论文化建设中的几个认识问题

在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的重要论断中,将“文化”问题作为这一体系的重要方面进行了表述。多年来,我们在文化战线上取得了十分瞩目的成就。但在人们对文化问题的认识中,还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与先进性要求不相适应的种种误区。本文认为,只有明辨这种认识的误区,才可能建构符合人民利益、适应时代要求的新的先进文化。     

创造社的文化传统与中国现代文化

创造社的文化传统与中国现代文化王富仁在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中，“五四”新文化运动当然是个重点，但仅仅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不可能对中国整个新文化作出清晰的描述的。我认为，现在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中的几乎所有问题都与我们所采取的这个文化战...     

论近代中国的文化虚无主义──中国近代文化思潮剖析之三

文化虚无主义是近代中国文化思潮演进过程中的一种以彻底否定民族文化传统、主张全盘西化为特征的文化思潮、它滥觞于“五四”时期，喧腾于二三十年代，余绪不绝于当代。它的误区在于否定了文化的民族性这一根本特性．且以西方文化作为人类文化发展的理想模式，表现出一种完全的西化价值取向，是对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轻视。     

重评胡适的“西化”与“全盘西化”

二、三十年代胡适的文化观经历了从中西调和到西化的转变。他以激进态度反对文化保守主义，一度支持“全盘西化”口号，但很快便放弃了。他不赞成全盘照搬西方文化，他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前途，认为中国新文化是中西调和的现代文化。因此，以“全盘西化”来概括胡适的文化立场是不合适的。     

反思“斗争哲学”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的论断在理论上是违反辩证法的，实践上有很大的危害性。其理论误区是把矛盾的斗争性绝对化，否认矛盾的同一性的作用；认为解决矛盾的方式是一方“吃掉”另一方，以及人为地“设置对立面”。“斗争哲学”在中国有深刻的思想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我们必须扬弃“斗争哲学”，以科学的矛盾观为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我们·功劳·人伦——汉语词语研究三题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记录和反映着文化的发展状态。透过语言，总能看到隐在背后的不同的文化特征、文化价值和文化含义。词汇，作为语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责无旁贷地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社会制度、风俗习惯、思想观念，等等。通过分析“我们”的含义、探寻“工”、“力”、“功”之间的关系和“论”、“轮”、“抡”、“沦”、“伦”隐含的共同意义，得知“我们”之所以有两个意思，是因为中国人有强烈的宗族观念，而“工”、“力”结合即为“功”，是因为中国人认为，要想成功或建立功劳，必须讲究方式、卖大力气，“人伦”最重要的是要有次序。     

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阐明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揭示了“两个结合”的深刻内涵，强调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原则。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本刊特邀5位专家参与专题笔谈，从不同视角对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进行解读和论述。其中，杨须爱教授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中华民族政治传统与实践、中国通用文字、中华典籍等四方面最能体现中华文明的“连续性”；郝亚明教授认为“创新性”是理解中华文明历史延续的密码，是理解中华文明当代复兴的钥匙，是理解中华文明未来走向的指针；严庆教授认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决定了中国人追求团结内聚的信念、捍卫国家统一的气节，也内在地决定了各民族与国家共命运的选择；青觉教授认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突出表现为接纳多元与尊重差异、开放对话与交流互鉴、多元融合与求同存异的核心原则，汇集于“文明以止”的信念；马忠才教授认为中华文明的“和平性”缘于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兼爱非攻”的优良传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化底色。     

“鲁迅与当代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纪要

“鲁迅与当代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纪要肖惟今年１０月１９日，青岛市现代文学研究会在青岛大学举行了鲁迅先生逝世６０周年纪念会暨“鲁迅与当代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与会者一致认为，鲁迅先生是中华民航的精神灯塔，鲁迅精神对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和民族精神重铸具有久远...     

企业文化建设中的理念新取向

当前．企业文化建设存在诸多认识误区．要正确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就必须走出误区。而这必须先明确四个前提条件。其一，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手段和管理思想，其最终的目的是促进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其二，企业文化是企业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可有可无的；其三，企业文化的内容是不断调整和变化的；其四，企业文化建设是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是企业的长期战略任务，“德治”是其最终目标。基于上述四个前提条件，笔者提出以下两个基本取向，以期走出企业文化建设的种种认识误区。     

从批判误区到认同与批判、传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正确对待全球化冲击下的传统文化

“五四”与“文革”在批判传统文化上的误区主要表现为盲目西化与全盘否定。在全球化不断冲击我国以儒家文明为核心的伦理道德与价值体系的今天,借鉴两次文化变革中所出现的批判误区,加强国人尤其是青年人对传统文化的普遍认同,将传承与创新辩证统一起来,创造面向世界的,现代的,大众的,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是我国刻不容缓的大事。     

学校德育要回归学生的生活世界——学校德育的认识误区及对策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学校德育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仍然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把学校德育等同于空洞的说教”，“把学校德育等同于专门的道德课程”，“认为学校德育只是德育工作者的事情”，“把控制与束缚当成德育工作的手段”，“认为学校德育仅仅是学校内的德育”，“急功近利的追求学校德育时效”，这些错误的认识归其原因就是德育工作和现实生活严重脱离造成的。本文针对上述认识误区从德育生活化的角度提出了“关注生活细节”，“丰富生活经验”，“人人都是德育工作者”，“用爱和责任进行德育”，“努力形成德育的合力”，“追求德育的长远功效”的相应对策，希望能为学校德育真正回归学生的生活世界尽微薄之力。     

愤书与尚名

“发愤著书”一向被认为是审美与艺术创造（文化创造）的一种动力，然而，却很少有人再深入一层地追问这种动力的思想或心理背景。本文认为，“发愤著书”的心理渊源为中国古代士人的尚名之风。此风春秋时即已由孔子吹起，中经屈原、司马迁等人的加强，到魏晋时成为遍吹大地的时代劲风。如果从创造主体的社会地位、心理动机出发来考察中国文化，除了象鲁迅所说的“廊庙”（庙堂）与“山林”文化之外（鲁迅讲的是“廊庙文学”与“山林文学”，本文作者认为亦可扩大到对文化的理解），还有一种介乎二者之间的、其性质既不同于“庙堂文化”，也不同子“山林文化”的“求名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