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会诗中的“人”与“我”

北宋文人集会盛行，集会诗数量巨大。北宋中期以前，集会诗歌不以人际关系为表现重点。元拓时期，苏门文人的亲密关系与频繁唱和促使集会诗歌渐以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为观照焦点，普遍形成一种“人我对举”的表达模式；发展到极致，即形成面面俱到、揄扬群公的“八仙体”。北宋集会诗中“人”“我”关系的观照视角、表达模式变化显示了北宋诗人对诗歌交际功能加深认识与自觉运用的渐进过程。     

诗骚渊源又说

"五四"以来楚骚源于楚地民歌之说占了上风,但其实从格式上说,楚地带"兮"民歌仅有两首,且有一首还来自越地,而<诗经>有带兮诗53首,有些格式与楚骚完全相同,有些则提供了基本构架.诗经中许多四言诗疑本是带"兮"的准骚体,是因为硬凑四字而强行点断的.楚地民歌基本没有"幽忧愤悱"的骚义,而<诗经>带"兮"诗中则大部分含有"幽忧愤悱"的骚义,楚骚作者如屈原又熟知<诗经>,因此可能还是<诗经>为楚骚提供了基本的格式与骚义资源,加之楚地文化、民歌的巫神内容与诡奇浪漫,最终形成楚骚总体特征.<诗经>到底还可能是"骚赋之大原".     

论元稹江陵诗中的荆楚地域文化特色

元稹贬谪江陵时期,是他诗歌创作最旺盛的时期,也是他“元和体”诗形成的关键时期。全面考察元稹的诗歌,其贬谪江陵时期的“长篇排律”和“小碎诗章”都和荆楚地区的文化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诗作既包含了诗人自己和中唐诗风转变的若干信息,还反映了当时荆楚地方的风习和中原人对该区的认识。     

闻一多新诗“诗质”论和“诗形”论的矛盾性

闻一多的新诗“时代精神论”和“新诗无边界论”的“诗质”论直指新诗本性,使新诗与旧诗相区别。是至今仍极有价值的论说。闻一多的“三美”论有相当强的“复古”意味,“音乐美”违背了白话内在的韵律特点,“绘画关”重走新诗初创期弱化诗质文白夹杂的老路,“建筑美”背离了新诗自由的天性。闻一多“三美”的“诗形”论是不成熟的理论建构,且与他的“诗质”论相冲突,这种欠缺和冲突,也恰恰反映了闻一多对新诗文体的深刻认知。     

好莱坞电影：美国文化霸权的介质

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电影作为最国际化最活跃的媒介产业在美国全球化战略中扮演着向世界传递美国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重要角色,在全球范围内构筑起新一轮的“文化霸权”景观.通过对好莱坞电影的文化霸权现象、电影背后的深层话语及“他者”文化进行解读,探讨这种文化霸权带来的影响及世界电影的发展走向.     

论龚鼎孳之送别诗

康熙六年(1667),吴江顾有孝、赵沄辑刻龚鼎孳、钱谦益和吴伟业的诗歌合称《江左三大家诗钞》。钱谦益、吴伟业由于诗歌艺术较高,可谓人人皆知,而龚鼎孳及其诗歌创作鲜为人知。龚鼎孳的送别诗至少有838首,占全书四分之一还要多的比例,研究他的送别诗对进一步了解他本人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龚鼎孳的送别诗继承了《文选》中所录取的七题八首祖饯诗,又有所不同:内容丰富,人物众多,朝野之士皆有涉及;往往用和别人诗韵的形式;喜欢运用组诗;抒发了诗人出仕清朝的悔辱、失路,怀念故国之情。     

论龚鼎孳之送别诗

康熙六年（1667）,吴江顾有孝、赵弦辑刻龚鼎孳、钱谦益和吴伟业的诗歌合称《江左三大家诗钞》。钱谦益、吴伟业由于诗歌艺术较高,可谓人人皆知,而龚鼎孳及其诗歌创作鲜为人知。龚鼎孳的送别诗至少有838首,占全书四分之一还要多的比例,研究他的送别诗对进一步了解他本人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龚鼎孽的送别诗继承了《文选》中所录取的七题八首祖饯诗,又有所不同：内容丰富,人物众多,朝野之士皆有涉及;往往用和别人诗韵的形式;喜欢运用组诗;抒发了诗人出仕清朝的悔辱、失路,怀念故国之情。     

诗审美态度与禅的态度──“诗禅相通”说研究之一

“诗禅相通”说是中国诗学的一个重要命题。近年不少学者作了研究。作者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以现代视野与框架对这个命题作了较全面深入的探讨。本文探讨了诗审美态度与禅的态度各自的内在意义，以及两者的同异，指出在西方美学没有引进中国之前冲国诗论家以禅沟通诗，以禅的态度沟通诗审美态度，是一种有理论价值的选择。     

清代“盛世”布衣诗群文化性格论

向为史家艳称的清代康熙后期、雍正一朝、乾隆前期近百年的“盛世”实是一个政治牢笼文学最酷密、士子心灵最痛楚的特殊时空间 ,在揭示“盛世”文治真相的同时 ,布衣诗群荒寒阗寂的内心情状、独立不羁的人格精神和与皇权疏离的心态等文化性格得以凸显     

走向圆融：“以禅喻诗”的演进历程

作为古代重要诗学范畴之一的"以禅喻诗",它所走的是一条批评家的诗禅体验交融之路,历经了佛自佛,诗自诗,诗禅之间终有一层隔阂的初涉期;"尚在形似意想间,犹未显然分明"、"仅见其形质"的交融期及游刃有余地出入禅学和诗学维度的圆融期三个阶段,最终发展成为宋代的一种重要的批评模式。     

论送别诗创作的模式化倾向——以岑参送别诗为个案

我国古代有饯别必赋诗的送别传统。到了唐代,送别诗的交际功能逐渐加强,已不仅仅限于传情言志,而使其充分发挥了可以群的社会交往功能。在集体创作的场合下,为了应酬的需要,文士们必须储存一套可供临时发挥、及时套用的模式。岑参的送别诗正具此特点。他的探题分韵所赋之作,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形成了模式化倾向。在形式上,表现为三部式、两部式。内容上,在语言、意象、描写场景等方面都有一定类型化表现。可见,送别诗的模式化倾向在初盛唐已初露端倪,这为中晚唐送别诗创作走向模式化奠定了基础。     

传统诗美的认同与创造——评林庚20世纪30年代的诗

林庚 2 0世纪 30年代的诗 ,表现的是知识分子寻梦“路上”孤寂与渴求的个人化诗情。它与时代现实的中心情绪若即若离 ,空灵、雅丽 ;但也融入了现实因子与人类群体的深层体验。艺术上传统色彩更为浓郁 ,多得“晚唐的美丽”。它常选择传统意象传达现代情绪 ;为求语言的简隽常采用陌生化手段 ,或故意拷合向度相反、相对的两类意象、情思 ,给人以多元复调感 ,或创造不可重复的比喻 ,将事物化作内世界的暗示联想 ;尝试创作以五字音组为基础的整饬对应的“现代绝句”。林庚的诗是对传统诗美的认同与再造     

《诗》“兴”与先秦断章取义的用《诗》传统

文章着重考察了《诗》中“兴”的含义,及在先秦时代的用法、目的和对后世的影响。     

论唐代祈雨诗的民俗文化内涵

在唐代祈雨文化中,民间信仰、祈雨形式丰富多样,民间多神崇拜风俗很盛行,反映了我国古人万物有灵的文化思想,以及对风调雨顺、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其中对古代先圣良吏及当朝人物的崇拜,更是寄托着人们的善政理想与现实关切。同时,唐代祈雨诗也反映了唐代祈雨方式中的一些特殊文化现象,其中以镜祈雨反映出宗教文化思想对唐代祈雨习俗的影响,而"焚巫""暴巫"以及鼍崇拜等祈雨习俗,则反映了唐代民间信仰及祈雨文化的丰富与多元。因此,唐代大量内容丰富的祈雨诗对唐代祈雨文化与习俗给予了生动表现或深刻反映,让我们对唐代社会风俗与民间信仰有了更为直观的感受,从而使这些诗歌也具有一定的"诗史"价值。     

辨"诗"

诗 ,是一个不断流变的概念。从广义的“文化之诗”演变成狭义的“文学之诗” ,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诗言志”的“诗”与“诗缘情”的“诗 ,本不是同一个意义上的诗。文化之诗借用了古歌的形式 ,传达的是规范和禁忌、法度和礼仪 ;《诗》是古歌与文化之诗的合流 ,它利用弦歌讽谏来履行其政治使命 ;而文学之诗则是个体意识和文学意识觉醒的产物 ,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狭义之“诗”     

论诗学范畴中歌词与诗艺术策略的差异

歌词与诗（徒诗）同属诗学范畴,无本质差异。但它们抒情审美的基点不同,歌词属群体广场呼应式抒情,诗则属自我心灵絮语式抒情。歌词因依附音乐而导致审美机制不自足,诗以其独立性而显出审美机制的自足完形。正是这些决定了它们在结构方式、意象表现、语言策略、节奏类型等艺术表现的策略上也有所不同。     

陶渊明归田诗的“静”

陶渊明在4l岁归田后所作的田园诗，历来备受推崇。而其后古人所崇尚的“静趣”在陶渊明的归田诗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体现，并成为其归田诗的基调。     

李攀龙《古今诗删》删诗标准与其理论主张的偏离

李攀龙编选的《古今诗删》,历来都因其反映了复古派“古体尊汉魏,近体宗盛唐”的诗学主张而受到重视,但在文学上还经常会看到理论与实践之间出现差异的现象。作为复古派以口号相号召的推尊汉魏盛唐,从某种程度上说,就与《古今诗删》的具体选诗情况不完全相符。从他对汉魏六朝诗的选取来看,李攀龙并未以自己的理论主张做预先的价值判断,而是表现出一种比较宽泛的诗学取向。     

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咏转凄凉 ——谈杜甫的“遣”字诗

杜甫“遣”字诗的内容丰富多彩,含义深邃。不少“遣”字诗内容表达了作者的多重思想。杜甫的“遣”字诗艺术形式和手法多样灵活,特色鲜明。其抒情方式特殊,喜欢从眼前景、身边事谈起,情景交融,叙议结合,把个人与国家紧密相连。“戏”体、俳谐体、连章体的“遣”字诗更是诗人所独创,极大地丰富了“遣”字诗内涵,为后代的诗体学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