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航空碳排放权交易机制评析及中国的应对

2012年1月1日起欧盟通过征收航空碳税的形式将民用航空领域纳入其碳排放交易体系之中,这一做法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欧盟这一单边、强制性、未经其他国家同意的做法违反了规制气候变化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也违反了规制民用航空的《芝加哥公约》,不仅损害了国际气候谈判取得的成果,也侵犯了非欧盟国家的合法利益。面对其产生的国际影响,国际社会已开始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应对,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亦应当在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前提下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     

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作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有力措施之一,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从碳排放交易的过程来看,碳排放权具有稀缺性、排他性、可交易性、可分割性等产权特征。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以其成熟的运作模式成为全球减排温室气体的典范,并有其独特的特点、方式及其制度保障措施。建立我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必须提高对碳排放权交易价值的认识,加强碳排放权交易相关人才的培养,完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基本制度建设。     

碳排放权交易的微观效果及机制研究

自2013年6月起,我国先后在深圳等七个省市实施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利用这一政策的准自然实验性质,以及基于2012—2015年上市公司平衡面板数据的双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碳减排效果及减排机制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能有效促使企业碳减排,但企业主要是通过减少产量这种短期行为来减少碳排放,而非通过投入减排技术以达到清洁生产来实现长期减排。相关部门可通过将市场碳价维持在有效区间,为企业提供减排技术补贴等措施引导企业减排行为,以促进节能减排的技术投入,实现长期减排效果。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试点的减排效果及其微观机制

采用2003—2019年我国30个省份(港澳台地区及西藏除外)的面板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对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试点的减排效果及其微观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相比于未进行试点的区域,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显著促进了试点区域的碳减排,降低了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和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主要通过挤出效应、激励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等3种微观机制达到碳减排的效果。基于此,提出完善环境规制体系,扩大政策试点范围;培育企业环保和绿色创新新业态,为企业提供技术补助和绿色创新的资金支持;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促进企业节能减排等建议。     

欧盟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发展对清洁发展机制的挑战及启示

作为国际碳交易的两种主要模式,欧盟排放权交易制度与清洁发展机制各有特色,在推动国际碳市场的统一化趋势上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就其实践而言,前者更富有成效。处于不断创新变革中的欧盟排放权交易制度在其前两个阶段的成功基础之上,已经开始了第三阶段的规划。而根据《京都议定书》建立的清洁发展机制尚处于第一阶段,受到了内部和外部的诸多挑战,尤其是来自欧盟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强劲冲击。后哥本哈根时代,必须以欧盟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发展为鉴,完善清洁发展机制的制度设计和运行实践,保持后京都机制的活力,进一步扩大全球碳减排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企业实施碳排放交易机制的成本负担分析——以欧盟企业为例

碳排放交易机制在促进碳减排的同时,也给不同类型的企业带来了成本负担。欧盟是全球区域碳排放交易机制的先行者,通过实证研究欧盟企业实施碳排放交易机制的成本负担影响,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认识碳排放交易机制的积极作用和负面影响,为我国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碳排放交易机制和交易市场提供借鉴和启示。     

碳排放交易机制下减排技术投资的生产库存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成为国际共识。为此推出的减排机制——碳排放交易机制必将对企业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为探讨碳排放交易机制以及减排技术投资对制造型企业的生产库存决策的影响, 基于Arrow-Carlin模型建立碳排放交易机制下的动态生产库存模型, 分析减排技术投资可变时制造型企业的最优生产率、库存水平、成本、碳交易量与碳排放量, 并与不存在碳排放交易机制的情况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在碳排放交易机制下, 制造商倾向于减少碳排放, 出售部分碳排放配额, 生产计划波动性减少, 生产库存成本增加, 总成本下降;增加减排技术投资, 制造商会出售更多的碳排放配额, 生产计划波动性增加, 库存下降, 总成本进一步下降。     

构建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法律政策思考

虽然2009年12月19日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达成了《哥本哈根协议》,但该协议不具法律约束力,且未解决2013年后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实质性问题。2013年后温室气体减排的走势也因此变得扑朔迷离。为了避免中国企业利益在国际贸易中受到损害,中国企业除了在国际贸易谈判中要谨慎之外,中国政府应参考、借鉴欧盟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从法律和政策的角度深入研究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设立目的、碳减排目标、交易的对象、交易的配额、机制运行时间、交易所的设置等问题,为中国日后顺利进入全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做好充分的法律政策准备。     

构建中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建议

我国目前是一个高能耗和高碳排放国家，减少碳排放可以通过制定法律和建立起有效的碳排放交易体系来实现，本文通过借鉴发达国家在建立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方面的成功经验，结合国情对我国碳排放交易体系模式的建立进行了探讨。     

碳排放权交易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

本文基于2006—2019年中国28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启动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PSM-DID方法评估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对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这一影响的动态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对所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交互项系数在0.05左右,该结论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动态效应分析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在短期内会明显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实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会逐步增强。机制检验结果发现,碳排放权交易会通过倒逼企业减少污染排放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但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时无法抑制能源消耗的增加。     

碳排放权交易的产权分析

温室效应是目前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二氧化碳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最重要的温室气体,碳减排是缓解温室效应的一项重要措施,因而成为全球变化研究中的热点。文章运用产权理论对CO2排污权交易进行分析和考察,并提出了相关发展对策。     

碳排放交易市场机制的比较与借鉴

碳排放交易作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有力措施之一,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国际两大碳排放交易市场(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以其各自独特的运作模式成为全球减排温室气体的典范。我国的节能减排工作应在碳排放交易模式、节能配额制度以及惩罚措施等方面予以完善。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第三期改革研究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自2013年起进入第三期,根据2009年通过的修改指令,第三期的制度经过了重大改革,从而显著区别于第一、二期。第三期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取消各成员国自行制定"国家分配方案"的模式,转而直接设定欧盟层面单一的总量目标,并大幅提高拍卖在配额分配中的比例。改革的内容还包括:扩大和优化覆盖范围;调整抵消机制;加强欧盟层面相关职能,等等。总体而言,第三期改革使得EU ETS更加统一,对中国碳交易体系建设试点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完善与促进地区污染减排效应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双重差分分析

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将污染防治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本文以2013年启动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为切入点,探讨环境权益交易市场在中国的减排有效性,运用双重差分法对2000—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试点地区的二氧化碳和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工业固体废物等三种工业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和人均指标都显著低于非试点地区,其中碳排放权交易对二氧化碳和工业固体废物的减排效果是逐年增加的,对不同工业污染物影响的动态效应存在差异。机制分析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以降低企业交易成本,通过能源结构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两种渠道影响地区污染物排放。本文的发现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利用市场交易治理生态环境的突出成效,为新阶段环境治理领域进一步推行市场型环境政策工具提供重要的启示。     

论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模式选择

根据总量控制的方式不同,碳排放权交易可以分为总量控制型交易与“基线和信用型”交易.依据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所涵盖的部门范围或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主体的范围,可以分为上游排放权交易和下游排放权交易.现阶段,我国应当采取下游的基线和信用型交易.     

论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

碳排放权具有保护环境公共利益和控排企业私人财产利益的双重法律意义,因市场机制必须经过政府管控才能发挥减排效用,所以碳排放权受到行政规制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政府没有干预碳排放权中财产利益的目的,碳排放权本身也没有对抗政府规制之意,因此,以权利受到行政规制为由认定碳排放权具有公法属性不符合公权利的定义。初始分配和清缴配额环节的公法属性或源于政府对配额的管理,或源于行政法律义务,但都无关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除了可交易性特征,碳排放权对控排企业支配配额财产的保护,碳排放权法律关系的自愿性和平等性都表明了碳排放权是私法权利。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基本问题探讨

碳排放权交易将市场机制引入到碳减排工作中,以较低的成本达到减排目标,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我国于今年开展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发布了一系列政策并更新了技术条件,但是却存在较为严重的法律规范缺位现象.因此,我国亟须通过立法来确认和规范碳排放权及相关许可证、交易主体、交易规则等基本问题,明示其合法性与正当性以保护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长期、稳定、健康运行.     

欧盟碳排放交易制度:最新动向及对中国之镜鉴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是现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也是唯一一个运行中的国家间、多行业排放交易体系。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自2005年建立至今,已经历了两个阶段。为配合气候能源包裹政策确立的20-20-20目标,在第三阶段,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对目标、涵盖行业、管制范围、配额分配模式、配额分配方法、信用抵消限制、"储备"的使用、拍卖收入的分配等进行改革。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改革体现了自由政府间主义、多层次治理、外部协调性的特征。借鉴欧盟碳排放交易改革,中国碳排放交易体系的设计应以环境有效性、成本效益、经济灵活性为原则,基本因素包括法定管理机构、总量控制目标、实施数据、遵守期间、可流通的配额、碳"银行"、注册平台、监测和报告制度、遵守与罚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