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小说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再创作——以《列国志传》为中心

20世纪初期,通过改编《列国志传》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进行再创作的翻案小说在朝鲜半岛盛极一时。将这些翻案小说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分类整理之后可以发现:遵循原著、注重史实的传记类小说目的在于通过历史警示后人、批判社会,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反映了人民群众渴望英雄的迫切呼声;而以商业化目的为主、追求趣味性要素的演绎类小说则单纯为满足大众审美需求,降低了小说的艺术价值,体现通俗性导向。翻案小说的出现,使《列国志传》等中国小说在朝鲜半岛的传播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原著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得到解构和再创作,从而更好地被国外读者所接受。     

孙膑故事及形象在白话小说中的演变

在中国古代白话小说领域,孙膑故事经久流传。元代《乐毅图齐平话》开孙膑故事创编的先河,带有鲜明的民间叙事特征。明代《列国志传》、《新列国志》中孙膑故事逐步向正史靠拢并回归于正史,《孙庞斗志演义》则崇信"传奇贵幻"的原则,更注重艺术方面的改造。清代《东周列国志》、《东周列国志辑要》、《鬼谷四友志》中孙膑故事执"信实"一端,《走马春秋》、《锋剑春秋》则执"奇幻"一端。几经递嬗,孙膑形象所蕴涵的内容愈加丰富,演变过程中亦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论冯梦龙的文学观

冯梦龙编撰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言”(有些属于冯的搜集,有些是冯梦龙本人的创作,即使是搜集,也包含着冯的某种加工、制作),所以能以较好的思想、艺术成就,成为明代短篇白话的高峰,开拓了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个新的天地,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不可忽视的是作为编撰基础的冯梦龙的文学观。 如果从中国小说理论史的角度考察问题,先于冯梦龙的李贽,在评点《水浒传》的过程中比较充分地提到了中国小说的理论问题。李贽的理论给予后代以很大的影响,不仅小说评点的形式影响了金圣叹评点《水浒传》、脂砚斋评点《红楼梦》,而且许多重大小说理论见解影响了冯梦龙,例如对小说产生的社会原因的论述,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叙》中指出,《水浒》的作者“虽生元日,实愤宋事”。由于“宗室不竞,冠屦倒施”,遂成就了《水浒》这样的“发愤”之作。这样论述小说的社     

西南联大时期冯至的小说创作及其外来影响——以《伍子胥》为例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身处昆明的冯至在教学之余创作了历史小说《伍子胥》。冯至在小说中赋予主人公伍子胥以各种体验和感受,同时调动哲理与诗歌的叙事技巧,让历史小说充分发挥了古为今用的效果。从中不难看出,《伍子胥》的创作明显受到歌德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蜕变论”思想、小说结构的借鉴和“女性形象”的塑造上。     

革命历史小说与新历史小说的比较

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都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小说流派。革命历史小说产生于新中国建国之初艰苦创业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主要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讲述“革命”的起源的故事,讲述革命在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之后,如何最终走向胜利。[1]《苦菜花》(冯德英)、《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保卫延安》(杜鹏程)、《林海雪原》(曲波)、《风云初记》(孙犁)等一批红色经典小说就是这一创作模式中比较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新历史小说产生于中国改革开放后…     

冯梦龙辑演《新列国志》的思想艺术成就

冯梦龙辑演《新列国志》的思想艺术成就曾良冯梦龙（１５７４～１６４６）字犹龙，又字公鱼、子犹，别号龙子尤、墨憨斋主人、吴下词奴、姑苏词奴、前周柱史，又曾以顾曲散人、香月居主人、绿天馆主人、詹詹外史、茂苑野史、无碍居士、可一居士等为笔名或化名，长洲（今江...     

从《三言》看冯梦龙的儒释道思想

冯梦龙(1574—1646),苏州府长洲县(今苏州)人。是我国著名的通俗文学作家、诗人、戏曲家、历史家、民间文学收集和研究家。他著述甚丰,共有五十多种,其中以他编著的《古今小说》(《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统称《三言》最为有名。过去有人认为《三言》只是冯梦龙编集宋元明话本成书,并不确切。准确地说,《三言》是由冯梦龙编著而成,其中的作品都经过了冯梦龙的整理、加工和再创造。这里有以下几种不同情况。一种情况是由冯梦龙独立创作而成,如《老门生三世报恩》。一种情况是冯梦龙在原作的基础上作了彻底改写,如《众名姬春风吊柳七》,对《柳耆     

长篇历史小说：90年代的两个极端

长篇历史小说创作在90年代既有其极端虚构化的一面,也有其极端信史化的一面。前者以《故乡相处流传》为代表。它抛弃了历史小说通常采用的“再现”型叙述,以人物生死轮回,古今时空杂糅的“油滑”方式表现了变化的历史的不变性因素;后者以《心灵史》为代表。它以对虚构的决然拒斥,退出了传统意义的小说,但又在抒情化上回归了文学。长篇历史小说的这两个极端,标画出90年代长篇历史小说创作所拥有的广阔空间。     

英雄末路的悲叹——试论《故事新编》的“虚妄感”

《故事新编》的创作历时“足足有十三年”,对于鲁迅这位独特的精神个体来说是一个很奇特的创作现象。因为鲁迅的创作历程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追求“自我超越”的过程,小说——散文——杂文,随着现实的急剧变化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侧重点。而历史小说这种体裁一直引起鲁迅的创作兴趣,早年“决计不再写这样的小说”的誓言也不能阻止他去“预备足成八则《故事新编》”,这一点恰恰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如果说《呐喊》诸篇是鲁迅意为先驱者摇旗呐喊而对生活中切身感受过种种苦于不能忘怀的东西描写和再现的话,那么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在某种意义上则是基于创作主体英     

从《许三观卖血记》看新历史小说的文本特征

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是余华创作转型后的代表性作品,它的发表在当代文坛上产生了强烈的轰动。《许三观卖血记》作为“新历史小说”的优秀之作,与新历史小说在题材、内在精神本质与创作目的上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呈现出崭新的文本特征。     

论中国古代历史小说的虚实观

“虚”和“实”是历史小说创作中必然面临的两个问题,而正是“文”与“史”的结合造成了古代历史小说在创作中的矛盾,由此出发,古代历史小说分化为了“信史”和“贵幻”两种发展方向,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创作理论和小说文本,它们都是历史小说创作者本身历史观念的具体呈现。通俗性、娱乐性和道德教化是两个流派的共同点。     

"真实"的缠绕——先锋历史小说历史观的内在矛盾论

先锋作家的历史小说创作真正体现了新的叙事手法和历史观念。先锋历史小说的内在精神更多地与海登·怀特的“元历史”理论相通,而且“元历史”理论的弊端——认为历史是文本,否认历史客观真实的存在,同样是先锋历史小说的不足所在。先锋历史小说创作存在着自身的矛盾:在解构历史的同时质疑着历史真实的存在,却又企图在自己的叙述中重新结构历史的真实。可以说,先锋历史小说的创作仍然没有摆脱“真实”的缠绕。     

中国当代历史小说发展概观

不同时期的历史小说,反映着不同时期的社会现实需求。建国以来,随着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各种文化思想的碰撞,作家们的创作理念和历史观不断改变,中国当代各时期的历史小说的创作,出现了革命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文化历史小说以及架空历史小说等各种不同的具体形态,在题材选择、创作方法和美学风貌上各有不同。通过对这几种历史小说形态进行了梳理与分析,能够清晰地看出在不同文化碰撞和融合的背景下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的发展脉络。     

当代家族小说的历史书写

在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家族小说以其独特的思想深度与艺术力度而独领风骚,它们常常将一个家族兴衰的描写与整个民族历史的书写结合起来,追求文学的史诗品格,借家族之间物质利益的冲突、权力追逐与情感纠葛来表现自己对特定历史的感受与理解,对置身于历史发展过程中个人命运的思考,创作与历史观念的变化使作家能更自由地书写自己对历史事件的重新理解,这样既让读者看到了历史本身丰富和复杂的一面,也给家族叙事增添了艺术的永恒魅力。     

从历史小说的性质说开去

历史小说不同于历史著作 ,不应拘泥于历史事实 ,而应当允许适度的虚构。但是 ,这种虚构应当有一定的限制 ,应当如实反映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重大的历史事件、主要人物的性格应该符合历史的真实 ,做到虚实有度、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辩证统一。     

历史的哗变与圣者的遁逸--论新历史小说的革命叙事

时代的差异、西方当代文学与史学观念的介绍与引进,以及作家自身独特的境遇,促使新历史小说作家彻底抛弃了以往革命历史小说的历史观、文学观,颠覆了既往革命叙事的经典模式。革命叙事在新历史小说中呈现出对革命起源神话的终结、革命历史叙述的重组、革命英雄的沉落等截然不同的景象,表现了拓展历史生活扇面的趋势,但对革命历史的随意处理或编制也有取悦、迎合大众文化之弊,革命历史被演绎成纯粹的幻想,其颠覆性破坏给以后的小说创作以警示。     

李辉英抗战题材长篇小说论

李辉英是一位身跨现当代地跨大陆与香港两地的抗战小说家,他的抗战长篇小说创作代表了他文学创作的艺术成就。他全景式地展现了从抗战前到抗战后,从前线到大后方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图景,塑造了上至总司令下至普通士兵、群众的人物群像,其中集团军申总司令形象堪称典型,为抗战人物画廊增添了厚实的一笔。他作品中所弘扬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东北作家天然秉传的文学品格并生生不息于中国新文学史册。尽管在思想的穿透力、文本的时代氛围等方面有些许遗憾,但作为一位抗战小说家,李辉英的文学贡献应予以充分的肯定。     

乡土中国的圭臬——谈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土地意识

农民的叙述史,实际就是土地意识的叙述史。对土地意识如何表现、表现如何,实为品评农村小说经典性的重要尺度。本文以土地意识为视角,结合现代农村小说创作历史,分析了《白鹿原》在土地意识表现方面与现代经典小说相比所具有的多方长处,指出《白鹿原》揭现"民族秘史"的写作期许与创作成功,关键在于稳准把握了土地意识。土地是圭臬,圭臬是打开"民族秘史"的钥匙,有了土地意识的积淀,"民族秘史"才有了厚重感与沧桑感。     

试论30年代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冯友兰于 30年代提出的“钻研西洋哲学”、“搜集哲学史料”、“详密规划迹团”、“探索时代背景”、“审查哲人身世”、“评述哲人哲学”等方法 ,建构了比较系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从哲学史的历史性和哲学性的统一看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是语文—历史的方法与批判—哲学的方法的有机统一 ;从与当时的主要哲学思潮的关系看 ,他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和人文主义的直觉方法的综合。     

理论创新:开拓当代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本质特征 ,在实践创新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基本规律。新的社会实践既向传统经典理论提出了挑战 ,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提供了历史机遇。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一方面要培育和激发理论主体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 ,另一方面要培育和建立良好的理论创新的实践环境、社会环境与学术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