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下非法集资的影响、处置效果评估及综合处置防范机制研究

经济金融越发展,经济金融秩序越重要,有效处置非法集资活动、维护经济金融安全越关键。非法集资活动对经济金融存在一系列潜在负面影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加重企业经营困境、削弱宏观调控政策、诱发社会不稳定、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功能造成不利影响等。为实现对非法集资处置效果的量化评价,基于TRIZ理论构建了非法集资处置效果评估指标体系,结合AHP-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四个代表性城市2018—2020年度的非法集资处置效果展开了评估,分析了各城市在非法集资处置中的优势及不足之处。为有效提升非法集资处置效果,改进处置工作中的不足,构建了依法依规作为处置的准绳、重点识别作为处置的关键、源头探寻作为处置的根基、部门协同作为处置的保障、多元机制作为处置的手段的“五位一体”非法集资综合处置防范机制。新时代下非法集资活动态势依旧严峻,相关部门应构建非法集资处置效果评估系统,推进非法集资综合处置防范机制构建,抑制非法集资活动,维护经济金融安全稳定。     

私募基金与非法集资犯罪的法律边界

司法实践中,如何划定合法的私募投资基金与非法集资犯罪的法律界限,一直是一个动态难题。特别是随着私募基金的迅猛发展,解决这一难题的需求更为迫切。判定私募基金活动的合法性应从集资主体、集资对象、集资方式和集资项目四个方面展开,概而言之:集资主体是形式要件,合法私募履行登记备案手续,而非法集资犯罪只是借用合法经营形式,往往无法取得备案;合法私募的资金募集对象是特定合格投资者,在经济能力、人数和范围方面都有明确限制,而非法集资犯罪是面向广大的社会不特定公众;合法私募以"私"为特征,募集方式不得公开,不得承诺收益,而非法集资犯罪与之相反;合法私募以"项目"为生命线,必然存在真实的特定项目并备案,且资金专款专用,而非法集资犯罪中的项目只是虚构、捏造的"存在",资金往往转移挥霍。     

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推定及其限制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集资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要素,是该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非法集资犯罪的重要区别。从客观行为表现推定非法占有目的是司法实践中认定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一种重要方式。认定非法占有为目的还应当结合以下因素综合判断：集资款的具体去向、行为人的履行意愿与履行能力是否具有统一性、共犯在集资犯罪中的犯罪目的是否相同以及犯罪过程中是否发生转变。由于推定事实与案件事实可能存在差异,故应当适当限制司法推定：限制的基本理念是刑法中的谦抑原则,限制的方法是允许反证推翻已经推定的事实。     

非法集资犯罪的刑法界定——基于刑法技术性工具的合理性研究

《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非法集资犯罪的界定虽立足于有效指导司法实践这一理念，然而从技术性处理的角度考察，则仍存在缺陷：并非所有的非法集资犯罪的成立都须具备社会性这一特征；亲友以及口口相传的界定也颇为模糊。应在“亲友”的范围之内，以超过三个层级为准将其界定为向“公众”集资。同时，主动型的口口相传应认定为公开宣传。     

互联网金融形势下集资类犯罪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在打击非法集资类犯罪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由于刑法的滞后性、不确定性及互联网金融及犯罪的复杂性,两个罪名的适用还存在很多问题.集资诈骗罪由于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行为解释的不确定性导致此罪认定存在客观归罪的嫌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存在“口袋罪”的嫌疑.另外,在司法实践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较大,对于许多集资行为,只是简单以是否造成损害后果为标准来定罪,由于两罪后果相差较大,易造成同罪不同罚的情况.     

大数据背景下互联网非法集资犯罪的预警与治理

在分析互联网非法集资犯罪的现状的基础上,利用“冒烟指数”模型,对重点领域、企业运营、资金流、关联企业以及人员投资活动等五个方面的风险进行动态监测和分析研判。同时提出,为提高互联网非法集资犯罪的监控质量：要优化数据处理路径,多维度收集情报信息;加强预警研判,构建立体化打击格局;打造多元化犯罪处置策略,明确犯罪治理重点;引导侦查模式转型,提高打击犯罪精准度;重视电子证据的取证,完善证据链条。     

新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应对困境及出路

新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利用网络技术衍变出的涉众型金融犯罪新样态，具有隐蔽性更强、手段更新、整体性更明显、网络化与组织性更突出等特征，加大了司法机关对其发现、认定、调查、取证等方面的打击难度。新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严重危害国家金融安全、社会稳定以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为了防范和化解新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带来的重大金融风险，检察机关应加强刑事司法介入的职能，坚持打防结合，强化内外联动，通过提升刑事打击能力基础、创新运用监督监管手段、构建协作共建机制等措施，建立司法机关治理新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工作体系，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体现出检察机关的责任担当。     

非法集资,一株诱人的毒蘑菇

当人们对10多年前震惊全国的北京沈太福、无锡邓斌非法集资案仍记忆犹新之时,近年来,非法集资犯罪活动又呈死灰复燃之势。据公安部公布的资料,自2000年至2006年10月,全国公安部门共受理有关非法集资案件13965件,立案12807件,涉案金额达758亿元。非法集资活动,已成为当前社会危害国计民生的一株毒蘑菇。     

犯罪经济学视角下我国集资诈骗犯罪的刑罚困境及治理路径

集资诈骗犯罪扰乱国家金融秩序,侵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予以严厉打击。《刑法修正案(十一)》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主要集中于对集资诈骗罪刑罚内容的修改。我国集资诈骗犯罪的刑罚困境具体包括以下方面：犯罪越严重,刑罚相对越轻;刑罚种类搭配不合理;刑罚的威慑作用存在局限性;刑罚的确定性较低等。从犯罪经济学视角出发,治理该犯罪的路径主要包括提高犯罪直接成本、刑罚的严厉性和刑罚的确定性等。     

论我国政府环境问责的乱象及其应对——写在新《环境保护法》实施之初

政府环境问责是确保环境法治体系良好运行不可或缺且行之有效的倒逼机制。然而,在我国的政府环境问责实践中,普遍存在“重企业主体责任,轻政府监管责任”、“重基层直接责任,轻部门主管责任”、“重环保主管部门责任,轻环保分管部门责任”、“重环境监管责任,轻党政领导责任”等问题,且有政治责任法律化和法律责任政治化等乱象,以致政府环境问责缺位、错位、失衡等方面的问题日趋严重。为走出当前困境,我国应按照职责明晰、权责一致、党政同责、各担其责、终身追责、依法问责、公平问责和尽职免责的原则,健全和完善政府环境责任规则,强化政府环境问责,大力推进生态文明法治建设。     

加强监督机构监督动力的策略探析

从责任、利益、风险以及监督机构自身纯洁性几个标准来看，监督责任追究机制缺乏科学性、考核激励机制不完善、办案受制因素多以及对监督机构的监督薄弱是导致目前监督动力不足的主要原因。加强监督机构的独立性，建立代表监督委员会，完善责任追究机制，通过考核激励措施鼓励监督机构办案以及在监督系统率先推行高薪养廉和财产公开制度作为目前加强监督机构监督动力的可选策略。     

维权过度无罪论

维权过度本质上是一种认识错误,维权过度对超过索赔限度存在疏忽大意的过错心理。维权过度因为是疏忽大意的过错心理,而过失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所以,维权过度不能构成犯罪。设套约谈消费者涉嫌诬告陷害罪,为虎作伥的公职人员涉嫌徇私枉法罪。对从事生产销售的商家实行社会监督、打假维权具有法律依据,应当褒奖和支持他们的为民请命,而不应妖魔化其促进社会公益的见义勇为。     

基于不确定因素的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伦理分析

不良食品生产行为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应由食品生产者及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负担起相应的伦理及法律责任。政府职能部门责任伦理意识缺失、消费者生命健康意识淡薄及社会道德监督机制缺失,造成了政府监管、公众安全认知、食品生产行业的道德与法律风险等方面的不确定性,成为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深层根源。只有通过健全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建构政府信用问责机制,提高政府监管者的责任伦理素养,培养公众的生命健康意识和食品安全问题防范意识,建立食品供应链道德信用跟踪系统,才能真正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中政府责任差异的国际比较及启示

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政府责任的国际比较研究,对我国政府责任的具体定位及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从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中政府责任差异的国际比较视角,对比分析了国际上不同类型养老保障制度中政府责任的差异.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中,政府在相关立法、制度设计、财政支持、制度监管等方面承担责任存在不足.提出了完善我国政府责任的政策建议.     

我国农村纠纷的基层政府化解机制研究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农村纠纷的多样化、复杂化以及对政府救助需求的多层次化等为基层政府进一步深入农村、化解纠纷,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契机。而就基层政府在组织协调、防范预警等功能作用的发挥看,同时面临着权力滥用、权威失落、职能缺失等行为困境。因此,有必要在立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础上,就更好地发挥基层政府在农村纠纷排解中作用,从运行机制、政府责任、外部监督等各个方面对其进行建设和完善。     

人大下设司法纪律惩戒机构的制度架构

我国司法腐败现象时有发生,司法信任面临危机,这与我国司法惩戒机构设置不合理密切相关.为避免内部惩戒的弊端,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实现人大监督司法从案件审理向行政管理事务的转型,应当在中央、省级人大下设司法纪律惩戒机构,实现司法责任与司法独立的平衡.     

论政府审计在预防职务犯罪中的作用

政府审计作为国家财政经济的综合监督部门,与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存在着内在的联系。通过审计,可以保证财经法规和廉政制度的贯彻执行;可以促进部门单位加强内部管理,完善制度机制,从而铲除腐败现象和职务犯罪孽生的土壤和条件;可以有效破除侥幸心理,震慑职务犯罪。充分发挥政府审计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的作用,首先必须改进审计方法,提高审计质量;其次要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扩大预防效果。     

政府干预对医疗领域市场声誉机制的挤出效应

监管和自律是克服医生道德风险的主要途径,医疗领域的特殊性决定了克服医生道德风险的最根本途径在于自律而不是过度监管,政府对医疗领域的过度干预会对声誉机制产生“挤出效应”,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医生的道德风险。制度安排的关键在于改革现行“管办不分”的医疗卫生体制以及医院等级评定和医生职称评定制度,同时放松政府对医疗服务价格的控制,彻底解除卫生行政部门与公立医院的“父子关系”,以恢复医疗供方市场声誉机制。     

WTO框架下中国政府的注意义务

我国在《加入议定书》中承诺建立一种机制,使个人和企业可以提请国家主管机关注意贸易制度未统一适用的情况,保证贸易制度的统一实施。迄今为止,我国履行注意义务的机制还缺少统一性和可操作性,缺少制裁手段和补偿内容,缺少对法律实施方式的监督。为此,有必要建立统一的法律文件审查制度,完善法律文件审查程序,适度追究立法责任,早日出台行政程序法。此外,还应加快司法体制改革,发挥司法的最终保障作用。     

犯罪收益追缴范围探析

追缴不涉及实体处分,只是一种程序性强制措施。追缴犯罪收益是预防犯罪的需要;是挽回国家、集体或公民财产损失的需要。从目前的国际司法环境来看,追缴犯罪收益势在必行。追缴的犯罪收益是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所得,包括直接收益和间接收益,须是财物或财产性利益,应当是现实存在且依法能够予以追缴的原财物本身,不应当扣除犯罪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