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理性人假设的辨析

本文首先强调研究人的行为动机的重要性,进而区分了人的行为动机的两个层次,提出了根本动机的超制度性和具体动机的依制度性,指出了行为动机的多维性、可序性、互补性和互斥性.在此基础上,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进行了论证,提出了精致的有限理性的广义经济人假设,指出了它的两种表现型利己主导型和利他主导型.同时,对理性概念进行了分析,区分并定义了两种理性目标理性和手段理性,指出了手段理性的两种表现慎行和验行,还指出了理性行为和非理性行为各自的适用范围,提出了对这两种行为方式的选择同样是理性的,从而为理性人假设进行了辩护.最后,文章指出了从精致的有限理性的广义经济人假设可以推出的若干命题,尤其是交易能力差异性命题和好人可能干坏事命题,指出了这些命题在解释经济和社会现象时的重要性.     

经济人假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本文力图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探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关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动机和行为模式的理论。第一节和第二节分析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概念,指出马克思分别在资本一般、竞争、以及不确定性的角度解释了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行为和动机。第三节简略地评论了经济制度的多样性与行为模式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提出“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这样的概念在面对制度多样性的问题时有其局限性。     

两种人性假设对政府角色的影响

“经济人”与“中心人”这两种人性假设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及其官僚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及其官员的人性假设。在不同的人性假设下 ,政府所承担的角色和实施的行为是完全不同的。它们都有其合理的一面 ,同时目前也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困境。本文将探讨这两种人性假设对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所扮演角色给予的借鉴。     

从时空相对性看"经济人"假设的变迁

“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它抽象掉了人的其他属性,只研究人的“经济人”属性。它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的发展演变。随着“经济人”假设的变迁,其条件和边界不断地被修正、补充和重新界定,已由“传统经济人”演变成“新经济人”。在其变迁过程中,“经济人”始终是适应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实践的需要,从某一层面、抽象地分析一定经济现实背景下人的本性及其活动,是时空相对的。正是“经济人”假设的这种时空相对性,才消除了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给经济学研究带来的困惑,推动着经济学的不断创新和发展。     

制度安排与人的本质和发展

人的问题是制度哲学研究的主题,无论从人学的视野研究制度,抑或从制度的层面讨论人学,都共同面临着人与制度的关系问题。围绕这一基本问题,本文对制度安排与人和人的本质的相关性,制度安排对人的发展的意义及其价值评价进行哲学思考,以图为制度哲学体系的建构与方法的创新提供可能的帮助。     

重构超越“道德人”和“经济人”的政府人范式

关于政府人的人性预设经历了三个阶段、两次转向.第一次转向是由"道德人"转向"经济人",第二次转向是由"经济人"转向"公共人".作为对"道德人"和"经济人"超越的政府人预设,要既能发挥对政府人积极的激励作用,又能起到约束作用,使激励和约束相得益彰,因而"公共人"并不是对政府人的真实揭示.正义一方面和道德相联系,另一方面又和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和政府组织的正当性相关,因而对政府人的正义要求恰好既能发挥激励作用,又能发挥约束作用.可见,政府人的基本角色是"正义人".     

人的发展与制度创新的互动

人发展的动力源于自身内在的生理需求,这种需求通过人的实践劳动,经过制度化路径,使人发展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为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人的发展的开放性又使已形成的制度发生变化,促进制度创新.人的发展与制度创新在互动中相互超越.一方面,人的发展内在地推动制度创新;另一方面,制度创新有效促进人的发展、提高与完善.因此,必须有效地培育人的发展与制度创新的良性互动.     

在"枢纽"与"限界"之间的边缘人 民国时期边地汉人形象构建论说

民国时期,边地汉人在研究者的笔触之下被赋予了不同的形象。吴文藻、陶云逵等较早地接受了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提出的“边缘人”理论,并从宏大国家叙事着眼,阐释了边地汉人的“枢纽人”作用。不过,李安宅、梁钊韬、费孝通等基于微观“边地日常”的观察表明,作为“限界群”的边地汉人的图利动机及其行为有时对边疆建设来说是一个“问题”。两种相互矛盾的形象表述直接或间接地与罗伯特·帕克的“边缘人”理论发生对话,揭示了民国时期国内社会知识精英所持边疆社会改造方法论的分歧。回到历史现场,无论是“枢纽说”抑或“限界说”,均表达了研究者对边地汉人的关怀和期待,同时亦反映了历史经验和现实利益交织下边地人群交往、交流、交融的复杂性。     

天桥"平民住宅"及其制度构建

天桥"平民住宅"及其管理制度的构建,是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在城市住房保障领域的重要尝试,其中不乏创见。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天桥"平民住宅"问题丛生,其居住区的扩建没能有效实施,其管理制度也渐趋形同虚设。     

"经济人"假说的演变及其现实意义

自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假说,至今已历时二百余年,期间“经济人”假说不断发展,逐渐由“传统经济人”演变为“新经济人”。“经济人”假说和“看不见的手”理论共同支撑着经济学大厦的发展。本文在对“经济人”假说进行综述的基础上,结合其演变,进一步阐明“经济人”假说对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谐社会和良好人际关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人与制度悖论：基于反腐的分析视角

制度作为人类行为规范,它的强制性作用不仅仅在于其本身所具有的强制力,还在于这种强制力是否为社会的行为主体所普遍接受,而深入到人们的情感、意识和思维之中。反腐败要依靠制度,但制度是人制定,靠人来执行的。基于中国共产党反腐的分析视角,本文力图在人与制度的悖论中,得出一些有价值的判断,使腐败治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有所启迪。     

从制度伦理的发展看道德主体人格的成长

制度作为人类设计的制约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是人类在共同体生活中博弈的内在规则。制度伦理从根本上说是为人的道德性存在立法。传统社会封建皇权制度下道德强调的是个人的依附性,个人权利缺位,是外在强加的形式化的道德;近现代工业文明背景下的制度伦理中个人主体性加强,但市场经济中"理性经济人"假设彰显的是"工具理性"和"个人理性",必然带来"价值理性"的退隐,引起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当代社会公共领域扩大,在"政治国家"、"公民社会组织"、"市场"、"公民个人"四种力量博弈均衡之下的制度伦理,是个人发挥道德权利参与建构生成的,这种制度伦理作为新的道德规制范型,才是真实合理的实质化的道德。     

"家族制"与民营企业制度创新

民营企业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从"创业结构"向"发展结构"转换,如何按照现代公司的制度框架建立科学制度体系,如何为二次创业奠定坚实良好的制度平台.然而民营企业广泛存在的家族制与实现规模经济、提升企业素质的矛盾日益凸现.深入认识和研究"家族制",变革家族企业制度,对浙江民营企业制度创新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本文缜密思辩民营企业家族制度,深刻揭示其弊症和局限,并对民营经济的制度创新提出了可行性对策.     

幸福人假设带给人性理论的全新视角

"幸福人假设"从一个全新的视角看待人性的本质问题,认为传统的人性假设理论的实质其实都是幸福人假设。幸福人假设正在颠覆着传统的人性理论,也颠覆着我们对于人生意义的传统理解。幸福人假设启示我们要重新审视管理的终极意义,到底是财富最大化,还是幸福最大化?同时帮助决策者们更准确地把握人性,真正地做到人性化管理。     

现代性与"人之死"

从历史上看,以启蒙精神为代表的现代性既拯救了"人",又葬送了"人"."人之生"和"人之死"均源自同一个基础、同一个事件.这一悖谬正是启蒙的辩证法.现代性对"人"的解构,无疑是一个多层面协同的历史进程,它体现在世俗基础、制度安排和学理依据等不同维度.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志,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和谐社会就是人全面发展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其中又以创造一个公平正义、互助友爱的人文社会环境最为重要和紧迫。     

"三农"问题与制度公正

“三农”问题严重地制约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离开对二元社会结构的变革,仅仅注重于农民的增收措施,解决不了“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本质上是对农民制度歧视的结果。     

公益诉讼制度与公民权利之关系研究

公益诉讼制度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之研究是一项尚被学界忽略的论题,事实上,公益诉讼制度与公民权利之间具有密切联系,公益诉讼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变化中蕴涵着深刻的公民权利因素、公益诉讼制度本身具有重要的公民权利保护价值.我国公益诉讼制度建设需要贯彻公民权利保障之原则.     

市场化制度重构过程中的"制度政府"论析

在制度建设中,政府在市场化制度重构过程中的职能定位的实质是制度政府:制度政府有能力适时并高效地制定和推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制度,具有理性权威、规范运作、广泛认同三个特征.制度政府.一要处理好安排制度的"破"与"立"的结合问题;二要发挥好制度治理与制度激励的职能;三要培育制度整合社会力量的机制,解决好自身在市场化制度重构中有效运作的前提、核心和基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