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诗随笔

写在前面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诗序》)高尔基也说过:“真正的诗——往往是心的诗,往往是心的歌。”(《给薇·叶·加克尔——阿林斯》)而一个人的内心活动,他对客观环境与自身经历的反映,即他的思想感情,也就构成了一个小小的世界。诗,这种经过提纯而又形象化了的思想感情,就象一个窗口,可以通过它使人窥视诗人的内心世界。而这,是有趣的。这大概也是诗味的一种因素。 每个诗人都有一个内心的小世界,每首诗都是他要向别人打开的窗口。然而,“某一种人,一定只有过某一种人的思想和眼光,不能越出他的本阶级之外。”(鲁迅《南     

诗的点化与钝化——读诗札记

南宋诗人叶绍翁的《游园不值》写得新警有力,意趣盎然,其中的“一枝红杏出墙来”更是有口皆碑的名句。但是,将生活中的“红杏出墙”化为艺术中的“红杏出墙”并非叶绍翁首创,早在唐代诗歌中就有这样的描写。温庭筠《杏花》云:“杏香艳歌春日午,出墙何处隔朱门?”吴融《途中见杏花》云:“一枝红杏出墙头,墙外行人正独愁。”比叶绍翁年长约半个世纪的另一位南宋诗人陆游的《马上作》中也有“一枝红杏出墙头”的句子。叶绍翁从前人的诗中得到启示,并将现成的诗句略加改动移植到自己所要表现的对象上去,创造出新的     

用“诗”的眼光读诗——论闻一多古典文学批评的现代性视野之三

在古典文学批评中,闻一多极力反对只从政治、伦理的角度去解读古代文学典籍的非文学化批评,他认为文学批评应该回归文学本体,应该“用《诗经》时代的眼光读《诗经》”,“用‘诗’的眼光读《诗经》”,深入挖掘文学的审美本性。     

乐天逸诗

王彦国,字献臣,昭信(今湖北均县)人.住在县城的近郊.南宋建炎初年(1127—),金兵南下.王献臣坐在家中的小楼上,望见一位年老仕官模样的人,在阡陌间徘徊.身后跟随一个小仆,背着一个小匣子.最后,他们把这个匣子埋在一个空旷的地方,便走了.王献臣暗暗记住了那个地方.兵息之后,他便去掘开那个地方,匣子竟安然无恙.打开来看,原     

谈中西戏剧中的诗与乐

本文以“和”为中心 ,考察中西戏剧文学样式中诗体 /散体的不同侧重与发展 ,继而进一步考察二者在原始阶段对于“乐”这一戏剧要素的不同认识与表现 ,从而论证西方戏剧以“真”为其核心 ,而中国戏曲则以“美”为其环中 ,而这一区分也正是西方戏剧重文本、中国戏曲重表演的原因之所在     

试论乐雷发的诗

<正> 在两宋诗坛上,湖南宁远诗人乐雷发这个名字并不响亮,他确实只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小家。但在“诗格日下”的南宋末年,特别是在“多五季衰丧之气”(《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五《苇杭漫游稿》)的江湖诗派里,我们却不能以小家目之。从数量上看,在陈起所编之《江湖小集》中,诗集在四卷以上者仅五人,乐雷发是其中之一。从质量上看,《雪矶丛稿》中的一百五十多首诗,也不象江湖派中的其他诗人那样光是“求尺书,干饯物,谒客声气”(方回《瀛奎律髓》),     

夷乐与洋琴——清诗中所见西乐东传

西注音乐在清代社会中虽非广为流传 ,但亦不乏听众 ,而清代文人的一些诗作 ,则成了我们了解清人观念中西洋事物的途径之一。从这些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 ,西洋乐器构造的精妙 ,受到了吟咏者们众口一辞的赞叹 ,而西洋乐曲的清幽意境虽也不乏褒辞 ,但部体而言 ,他们觉得不应提倡。他们思维的双重性 ,正是在对待外来事物时矛盾心理的体现。     

诗可以乐——北宋诗文革新中“乐”主题的发展

本文认为,在北宋诗文革新中,存在着一个“乐”主题从初起到变化终致高潮的完整发展过程。“乐”主题的产生,与宋代士大夫优越的历史际遇密切相关,具有“文藻相乐于升平”的时代特色;在诗文革新先驱的倡导下,它被赋予了积极入世的精神和仁人志士的乐观情怀,实现了其人格本体的深化,并且在创作风格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它的表现形态。作者指出,北宋诗文革新中“乐”主题的发展,打破了传统文学以“悲哀为主”的格局,使其获得了与“悲”主题平分秋色的地位,从而带来了文学史上“和平之音”与“穷愁之言”的异调同工。     

“乐”与“诗”孰伪——《管锥编》中的“乐”、“诗”作伪问题

《管锥编·毛诗正义·关雎(三)》按照古典文献对“诗”与“乐”的传统理解,对“诗”、“声”、“乐”三者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最终认同了“乐之声”比“诗之言”难作伪的论断.诗歌与音乐在“作伪”命题的具体所指,须通过对诗歌与音乐的符号形式、情感特征、情感表达方式与意义接受的分析得以呈现,因此,泛泛认定音乐比诗歌难作伪并不具说服力,同时,在对两者“作伪”比较的论述中,声音作为相同的表现媒介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参照.     

儒家诗、乐观念异同论

诗、乐如形影不离,是早期歌诗的基本特征。缘乎此,学界往往认为,儒家的诗、乐观念是完全一致的。实际上,这种认识本身既不准确,也由此导致了对后代相关文学观念理解的偏颇。儒家把教化看作文学艺术的终极目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对诗、乐的观念固然相同;但是儒家对诗、乐的各自地位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诗、乐的具体要求,却不完全相同。概而言之,乐具有与礼同等崇高的正统教化地位,而诗的地位则不在同一层次。因此,乐必须雅正,而诗则可以姿彩丰富。     

“诗”与“乐”的相对运动——中国诗歌史别解

苏轼以来,人们只是津津乐道于"诗画"关系;对于中国诗歌史,又习惯于从社会学、历史学的角度进行描述。其实,诗歌和音乐之间的关系更为久远、更为本质。由"诗乐"关系来审视,可以有效地揭示出中国诗歌嬗变的内在原因。具体而言,在最初的《诗经》时期,"诗"与"乐"混为一体;到《楚辞》阶段,"诗"开始独立,必然分离于"乐",但它为了自身的审美价值,又须以"乐"附丽之,以吟咏的音乐美来增强其审美效果;至魏晋以降,这种审美追求的进一步加强就导致"诗"的声律化;再往后,"诗"继续进化,就必然地由口头吟咏的声律之美而渐至于内部的意蕴之美,"乐"入于其内而化为其质,"诗"的深层具备了音乐效应,实现了乐化,在最大程度上表现了音乐效应。由四言而骚而古而律而词,其必然性正在于此。     

山城光景尽供诗——陆游荣州诗词三题之三

清人赵翼《瓯北诗话》评说陆游“凡一草、一木,一鱼、一鸟,无不裁剪入诗”。游陆的创作主张和实践,都非常注重生活阅历、游观体验,从中获取诗料和灵感,从而创作出好诗来。《与杜思恭书》云:“大抵此业在道途则愈工,虽前辈负大名者,往往如此。愿舟楫鞍马间,加意勿辍,他日绝尘迈往之作,必得之此时为多。”在评价萧彦毓的诗中也说:“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题萧彦毓诗卷后》)而自谓更多:“江山好处得新句,风月佳时逢敌人”(《遣兴》);“诗思长桥蹇驴上,棋声流水古松间”(《冬晴日得闲游偶作》);“一事犹堪慰孤寂,锦囊倾佳俯新诗”(《晚兴》);     

人是千里人 乐以天下乐——重读郭老的诗《颂大寨》

郭老逝世,对我这个曾经在郭老身边工作过的人来说,由于永远失去了自己心目中一位最尊敬而又亲切的长辈,心情是十分沉痛的。遵照郭老遗嘱,他的骨灰已撒在大寨土地上;这不禁使我联想起郭老的一首大寨诗。那是一九六六年春,我向郭老索求墨宝,郭老把他所作《大寨行》组诗中的末首《颂大     

中国早期历史记忆留存与传播方式的变迁——以乐与诗为中心

在周代的礼乐文化中,诗歌、乐舞共同组成了保留、传播族群历史记忆的立体空间。雅乐概念的衍变标识着现实与历史的关联,其具体内涵展现了由仪式乐舞所建构的线性历史框架。其中的《大武》不仅是对周初历史的整体性和连续性表达,更揭示了仪式性活动与早期历史叙事的关联。周代乐师的“讽诵诗、奠世系”具有记忆族群世系、建构文化认同以及融合古今历史、填补记忆缺口的功能。随着礼乐制度崩坏,以及乐师主导的仪式性记忆模式向史官主导的文字性记忆模式的转变,原先附着于礼乐机制上的《诗》的乐义为后来孔子创作《春秋》所吸纳,这便是孟子所言“《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内涵。借助理解仪式性记忆与文字性记忆在早期文化发展中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看待此后学术发展中“口述”和“书写”两种知识传播途径,以及经学阐释在“重义”和“重事”上的两种偏好。     

吉砚书屋随笔——笔误与错误

2008年第12期《书法》杂志“读者来信选摘”刊出天水市秦泽宇先生“近日读第十期《书法》发现一些问题,总结出来寄予贵刊。”秦先生发现的第一个问题竟出自我的一篇文章,他说：“在董建先生《清代印人姜炜小考》一文中,其所引用《读印人传》中语‘摹印规樵自先秦,两汉而下,靡不肆力焉’。读时觉极不通畅、明了,何谓‘规樵’遂翻检中国书店所出《篆学丛书》下册《读印人传》中相关内容,原来此处非‘规樵’而是‘规樵’,查《艺林楷则》及《康熙字典》知‘樵’即‘模’字,如是则文句之意可明白,即‘师法’之意。”     

乡人、乡乐与“诗可以群”的理论意义

乡里是周代社会的基础政治构成单位,乡人是具有一定政治和文化地位的贵族阶层,乡乐是周代乡党间诗乐活动的典型样式。乡党间的礼乐活动,反映着周代贵族把世俗生活雅化诗化艺术化的精神追求。乡饮酒礼、乡射礼是周代乡党间经常性的礼乐活动,具有丰富的艺术蕴含,其仪式具有早期戏剧的特征,诗乐在乡党礼典中处于核心地位。乡饮乡射反映着和谐友爱的乡党关系,是“诗可以群”这一理论观念的具体体现。周代乡党间的风雅精神和“诗可以群”的理论观念,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中国文学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王船山“诗”“乐”关系论

王船山“诗”、“乐”关系的主要观点是：“诗”、“乐”密不可分,“诗”须协和于“乐”,“诗”、“乐”合一,因“诗”起“乐”,于“乐”用“诗”。他揭示了诗歌艺术的审美本质和文体特征,体现了其对诗歌艺术审美理想的独特追求。     

孔颖达论诗、乐关系及其诗学史意义

诗、乐关系是诗经学史上的一个根本问题,从汉儒的弃乐言诗,到宋代郑樵的以乐论诗,再到南宋以来的以诗统乐,这种转变离不开唐代孔颖达的先导之功。作为经学史上集中论述诗乐关系的第一人,孔颖达通过“诗乐相将”“诗为乐心”诸说化解了先秦季札观乐与汉儒以义说诗之间的矛盾,促进了汉代义理诗经学的流行,启发了宋代以来的诗乐话题,奠定了后世学者以诗统乐的诗学理路。后世学者既要顾及《诗经》的乐歌性质,又要防范一种彻底的“主声”之学危害“思无邪”的正旨,往往就要通过反思郑樵的声歌诗经学从而回到孔颖达的诗乐学说。     

吉砚书屋随笔——张冠李戴

附图一为安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在移交文物时发现的一件署汪士铉款的篆书作品,内容为杜甫著名的“望岳”诗。钤“退谷”朱文印。     

吉砚书屋随笔——广告

我藏的一本民国间由上海万象图书馆印行的《书法大成》一书中，夹带了一纸“天开甲子景运重新奇药出世人寿百龄”广告：“天地运会，以六十年为一周，每逢甲子气象一新，世运盛衰于兹预卜。上一甲子，刀兵盗贼、水火疾疫，世运屯否已达极点。今岁新逢甲子，否极泰来，吉祥朕兆已见两端，试述如下。一，近岁产生孩童，类多智识早开，较前人为聪颖，此天意预降人才，为本甲子重造升平之用；二，本公司百龄机适于此时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