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与西域各国之间质子关系述略

自汉与西域交通以来,西域很多国家都曾向汉遣派侍子,与汉建立了臣属关系。汉与西域各国的质子关系非常复杂,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有质子＂两属＂现象,也有汉与匈奴为了在各国培植自己的亲信,进而达到控制西域的目的而展开的争质、立质活动;到了匈奴降汉,退出对西域的争夺后,才出现了各国质子潜心事汉的局面。西域质子构成了当时社会的一部分特殊人群,他们在中西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方面发挥着非常特殊的作用。     

丝绸之路的开通及其对新疆历史的影响

张骞开辟了丝绸之路,西汉王朝在匈奴浑邪王故地置郡设县、筑塞立燧的行政和军事建设,使丝绸之路东段的河西地区成为畅通的交通走廊,经略“楼兰道”、设“都护”保证了丝绸之路中段西域道南北二道畅通,东汉通西域的“伊吾路”打通后,“楼兰道”仍继续使用.通达的丝路将西域与汉王朝紧密联系在一起,促进了汉代西域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多元文化在这一地区的交融.     

政策因素对两汉西域经略的影响——以龟兹为例

龟兹作为西域的绿洲大国,在两汉与匈奴的西域争夺中扮演着截然不同的角色。西汉时与汉友好,学习汉礼仪制度,而东汉时,则成为在匈奴支持下阻碍东汉统一西域的主要势力。从更广的视野来看,两汉对西域经营呈现出明显的不同:西汉王朝自始至终对西域保持了较为有效的统治,而东汉一朝的西域经营表现为"三绝三通"的状态。究其原因,固然与两汉王朝各自的国力强弱不同有关,但不同的西域经营策略不能不说是这一历史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     

吐火罗人与龙部落

公元前176年匈奴在蒙古草原突然崛起，击败昔日西域霸主大月氏人，迫使其西迁中亚。①为了寻找共讨匈奴的一个同盟军，汉武帝派使者张赛出访大月氏国。当这位汉使历尽艰辛终于在中亚大夏找到大月氏国时，月氏王已在中亚安居乐业，不愿回东方与匈奴搏战。张着此行未能如愿以偿，但是他从中亚带回了许多前人所未知的西域地理和历史知识。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即取材于张骛的西域见闻录。张春关于大月氏早期历史的介绍对本题非常重要。据司马迁的记录，择要摘录于下：始月民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破，乃远去，过宛（今哈萨克斯坦南…     

汉匈西域战争中的"诅军"巫术

西域战争中汉王朝与匈奴双方都使用"诅军"巫术,是军事史记录中罕见的情形.透视其文化内质,可以获得有意义的发现.讨论汉匈西域"诅军"史例,不仅涉及汉王朝处理边疆与民族问题的军事行政方式,也有益于深化对当时数术文化的理解.     

汉代戊己校尉述论

设置戊己校尉是汉朝经营西域的重要举措,其所以以“戊己”名之,乃因五行 相胜说,取制胜匈奴之意;汉屯田车师,在宣帝时已有,但戊己校尉之设则始于汉元帝初 元元年（前４８年）;戊己校尉之设起于车师屯田,故其职亦以屯田为先。此外尚负有安西 域、制匈奴、保障丝路北道畅通的责任;戊己校尉秩比二千石,与西域都护同,但在处理 西域事务时,仍须受西域都护节制。     

大月氏人的原始故乡——兼论西域三十六国之形成

公元前176年大月氏西迁,导致西域诸国在天山南北重新分布.塞人南下,乌孙西迁,匈奴则从蒙古高原进驻析罗漫山巴里坤草原、吐鲁番盆地等大月氏故地.公元前108年,吐鲁番盆地的小月氏两部落归降汉朝,从吐鲁番东迁酒泉,从而引发了中亚民族新一轮大迁徙.在汉朝与匈奴对西域争夺战中,姑师人从罗布泊西岸北迁吐鲁番盆地小月氏故地,后来分化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楼兰人则于元凤四年(前77)南下都善河(今车尔臣河)姑师故地,更名“鄯善”.公元前176年,匈奴击败大月氏之时,西域只有二十六国.公元前108年姑师人从罗布泊北迁吐鲁番盆地后,与当地小月氏遗民融合,由一国发展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东汉班固写《汉书》时,西域诸国发展为三十六国,最后增至五十五国.     

五船道与伊吾路

五船道与伊吾路王宗维一、＂五船道＂的提出汉武帝建元二年（前１３９年），张骞奉命出使月氏，约之共击匈奴，途中为匈奴所获。元朔元年（前１２８年）他从匈奴中逃出，至西域。三年（前１２６年）骞从西域归汉，标志着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正式开通。从此，中原王朝与西域...     

略论班勇与西域的关系

班勇 ,东汉扶风安陵 (今陕西咸阳东北 )人 ,字宜僚 ,班超子 ,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秉承其父之志 ,代表东汉政府 ,在开发西域、团结西域各族人民反抗北匈奴的侵扰等活动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少有父风”① 的班勇在东汉对西域的“三通三绝”② 历史过程中第三次通西域 ,故被人认为“后汉王朝在西域的成就事实上主要是班超和他的儿子班勇个人取得的”③ 。然而长期以来 ,班勇的个人成就一直掩盖在其父班超的光辉之下。本文拟就班勇与西域的关系作一略述。一东汉初年 ,西域的政治形势十分混乱。早期西汉王朝凭文治武功建立…     

匈奴统治西域述论

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因定居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矛盾、冲突、碰撞而引发的战争,从东向西逐步展开,西域成为了汉朝与匈奴争夺的重要战场。双方斗争的结果,汉朝统一西域,匈奴一部分归汉,一部分远迁欧洲。比较双方的西域政策,区别不大。匈奴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制度落后、综合国力弱、内部分裂以及掠夺性的经济政策所致。但是,匈奴在西域的活动,使那些孤立的民族和地区开始互相接近,促进了他们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改变了西域乃至中亚居民迁徙的方向,为汉朝统一西域创造了条件。     

稽胡(山胡)略考

稽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土生土长的独自形成,的一个部族。它的主体部分既非匈奴后裔,也非西域胡种,不过后来羼入了少数的匈奴和西域胡的民族成分,故亦不妨称它为“杂胡”。稽胡是山居的农业部族,“语类夷狄”,其风俗习惯与匈奴、西域胡异,人口众多,社会组织是部落制。     

从悬泉汉简看楼兰(鄯善)同汉朝的关系

西汉时期,楼兰(部善)与汉朝的关系主要是以汉与匈奴势力的消长和汉朝对西域的政策为转移,两者的关系曾出现过四种不同的形态.简牍和文献证明,早在西域都护府建立之前·鄯善就已经在政治上接受了汉朝的管理,汉朝在此屯田戍守.     

《通湖山摩崖石刻》与南、北匈奴关系考

《通湖山摩崖石刻》因字迹漫漶不清,其年代和性质一直争议不决,对照文献,可以排除其为纪念"东汉王朝与南匈奴联合攻打北匈奴的历史事件"或纪念"公元107—117年间以逢侯为首的北匈奴与西域诸国共同寇边引发的汉匈之战或公元134—151年东汉攻伐北匈奴的战争"的可能性,此碑无论为纪念军事胜利还是整修边防设施,均与北匈奴无关,而更可能是永初四年东汉政府调遣西北驻军平定南匈奴叛乱后,为纪念此次军事胜利而刊刻。     

汉代西域译长

张骞凿空使汉朝与西域诸国开始了正式的交往,鉴于西域复杂的语言环境以及双方日益频繁往来的需要,汉朝在西域各国设置了类似中央的翻译官职———译长。这一职官在西域都护所属的绝大多数西域城邦中都设有,职位虽不高,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汉代酒泉郡的交通及其军事战略地位

汉代酒泉郡地处河西走廊的腹心地带,是多条交通道路的交汇地,对两汉时期的汉匈战争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从汉初的匈奴威胁关中、掌控西域,到汉朝争夺西域、北伐匈奴,战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酒泉郡为中心的四条交通干线上.对这些道路的开发并充分挖掘它的军事价值,其利用频率之高则进一步彰显了酒泉郡军事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语言的“不可译性”简析

语言的“不可译性”既有“文化不可译性”与“语言不可译性”之分,也有“相对不可译性”与“绝对不可译性”之别,应该具体分析和区别对待。研究语言的“不可译性”,有利于进一步了解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异同,也有助于进一步探讨翻译理论,尤其是翻译标准。     

2023年度西域史研究述评

<正>2023年,我国西域史领域全年公开发表论文50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70余部,现从政治史、经济社会史、文化史、考古四个方面择其要者评述如下。政治史自汉代起经营治理西域是王朝、政权的大事,本年度西域政治史研究高度集中于此。汉代 王炳华先生认为西汉王朝与匈奴在西域的政治角力是一场大博弈,它在中华民族生成、发展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¹郑炳林、陈晶晶、司豪强也考察了汉匈争夺西域控制权的历史过程。     

从《史记·大宛列传》看汉王朝对西北民族的治理及对中亚、南亚民族的认识

整个秦汉时期,汉匈民族关系是汉王朝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为了联合月氏攻击匈奴,有了张骞出使西域,所以《史记‘大宛列传》是以张骞出使西域为主线,引出西域、中亚乃至更为遥远的西方的民族情况,使中国人第一次将民族研究的目光从汉王朝的辖境放眼到今天的中亚乃至欧洲,从而使《史记·大宛列传》具有了世界史的性质。张骞出使西域,加强了对西域的认识,于是汉王朝开始对西域部分民族进行治理、设置政区,将之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之中。在《史记·大宛列传》中对西域各民族文化的记述则是公元前2世纪的民族志,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     

西汉与匈奴交往中的伦理碰撞及融合——以忠孝观念为中心

汉地传统伦理观念的延展是伴随着汉匈交往史的另一个历史过程。在认识匈奴社会时,汉人常因匈奴人缺乏孝道观念而比之为禽兽,随着汉朝君臣秩序的巩固,汉人又因匈奴人采取敌视汉朝的政治立场而将之比喻为禽兽,这反映了汉朝将其君臣政治伦理施及匈奴的愿望。在应对匈奴所施行的对策中,和亲是通过建构次生型家庭伦理,将汉匈关系纳入君臣秩序。而招纳匈奴降人,则是利用匈奴内部君臣秩序的裂隙,将部分匈奴人纳入汉朝既有的君臣秩序框架。在汉匈决战阶段,匈奴降人金日磾成为汉朝的忠孝典型,这既是汉匈伦理融合的象征,同时也反映了西汉王朝对自身伦理废弛的忧虑。在汉匈力量对比发生逆转后,西汉朝廷最终从伦理角度肯定了匈奴臣服的政治抉择,而汉地传统伦理的因子则部分融入了匈奴人的制度、思维中。     

老子之“德”英译得失考

《道德经》中“德”的范畴仅次于“道”,然而业界对其英译问题的研究却几乎未见.本文首先对老子之“德”的涵义进行梳理,再通过英译本中宗教类、哲理类、语文类和演义类典型译者对“德”的关键句的翻译比较,以及译者选词译“德”的心理历程的分析,得出译者因文化背景、历史根源、认知差异等原因,造成了他们对“德”的译解只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体会“德”的内涵,只能触及到老子思想内涵的某个方面,其不准确性与不完整性,甚至失误与谬误,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