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视角·女性镜像·道德偏向——论抗美援朝文学中的"朝鲜叙事"

在抗美援朝文学中,朝鲜叙事常常作为一种"次叙事"的形式充当志愿军英雄主义叙事与国际主义叙事的阐释客体,但同样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这种叙事具体体现为复合性的叙事视角,以女性为主体的叙事镜像,以及叙事伦理上的道德偏向主义倾向等。其中,"朝鲜"这个语词在政治、文化、地理、审美等意义方面的多重性决定了叙事视角的复合性特征;朝鲜"老妇、青妇、女孩"的女性形象系列分明对应着志愿军心中"母亲、妻子(或姊妹)、女儿"的生活记忆与亲缘期待;道德偏向的精神实质是道德秩序的等级性、主体道德实施的优越性与道德确立标准的私人性。对抗美援朝文学中"朝鲜叙事"的重新清理,不仅具有"回归历史现场"的意义,而且具有文学史建设的意义。     

论作为德育方法的道德叙事

古典德育追求善好的德性知识,道德叙事成为获取这种知识的主要方法。现代功利主义德育观、义务论德育观和集体主义德育观都追求道德知识的整体性和确定性,德育方法基本上采用"灌输"和"说教",而不是道德叙事。后现代德育主张道德知识的个体性和不确定性,个体的道德叙事再次成为德育的基本方法,但后现代德育的道德叙事与古典德育的道德叙事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它抛弃了判断道德故事好坏的标准,由此导致了这种德育方法的危机。     

"文学性"的审美道德位移与悖谬

文学领域的道德叙事转向,仅从社会外部把握是不够的;文学内部秩序的变动,同样可引发道德叙事的审美移位与价值变迁.近些年来,伴随当代中国作家的"文学性"追求,以及对西方美学思想经验的移植,我们的文学产生不少耐人寻味的问题,如引进西方后现代的"道德悬置",却滋生反道德与道德虚无主义;高度倡扬"生命写作",却因缺乏对生命的批判而导致生命叙事的粗鄙化;在失去苦难的"革命"与阶级论讲述以后,因为文化传统习性的推波助澜,"苦乐叙事"大行其道,等等.     

“道德即自然”新证——儒家生生伦理学对道德与自然关系的思考

道德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魏晋玄学的核心问题,虽然历史上人们做出了诸多努力,但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儒家生生伦理学从两个层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新的证明,一是道德根据的证明,二是道德境界的证明。所谓道德根据的证明是说,无论是生长倾向还是伦理心境,都源于自然,以此为基础的道德行为也是自然的。所谓道德境界的证明是说,道德达到一定境界后,完全可以祛除执着,在自然而然中成德成善。"道德即自然"不代表道德不会出问题,但借助仁性和智性的辩证关系,可以纠正这些问题,重回自然。重新讨论道德与自然的关系,对于在更高层面上审视儒家与道家的关系,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     

儒家的道德谱系——以《人谱》和《人谱杂记》为例

《人谱》和《人谱杂记》构建了一整套儒家的道德谱系。《人谱》中的人学形上学和工夫论,是理解《人谱杂记》中所记载的儒家圣贤的道德理性和道德生命的基础。在儒家道德谱系的构建中,道德生命、道德理性与道德叙事彼此密切相关。首先,儒家道德生命的养成离不开其道德理性的指引。其次,儒家道德理性也需要在"存天理、去人欲"的道德修养中,使自己的道德理性不至于被私欲所扭曲。最后,道德叙事在其道德理性和道德生命养成中,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儒者需要在儒家经典的叙事中,把握自我的存在,即在天人之际认识自我,确立儒者自己的道德理性。个体儒者需要在儒家的传统叙事中,透过儒家的群体叙事来发现自己,并形成自我的道德生命。     

安东尼·特罗洛普的同情观与叙事艺术——以《巴彻斯特养老院》为例

安东尼·特罗洛普继承了英国文学中的道德传统,他的叙事技巧也受到了较多研究,但尚缺乏结合两者关系进行的全景式研究。在《巴彻斯特养老院》中,小说的叙事艺术与道德倾向形成微妙互关系,文体层面叙事的"介入"对故事层面权力的"介入"构成了反讽,前者塑造了读者的身份自足从而激发真正的同情,后者侵犯了个人自由、漠视个人需求最终导致对人同情的失落,作者正是通过关于"介入"的两种相反的叙事艺术,完成了对其道德倾向的刻画,展现出独特的同情观,同时表达了对维多利亚时代教会、媒体权力泛滥的深度反思及对个人为保全"消极自由"所作努力的肯定。     

文学与当代道德建设刍议

在文学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曾经有两种主要的倾向。一种是绝对的道德主义，把文学当成道德说教的工具。中国的“文以载道”观念，概念化的文学工具论，西方柏拉图的文学功能观等都属于这种类别。另一种是极端的唯美主义，主张文学就是文学本身，文……     

公共舆论的“道德叙事”及其对司法过程的影响

由于多种复杂因素的作用和影响,近年发生的药家鑫案、许霆案、邓玉娇案等"舆情公案"中,公共舆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身份识别"与"道德叙事"倾向,并对司法过程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因此,需要立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深化司法改革的时代要求,推进良法善治、司法公正和公共舆论的理性回归,探索公共舆论与司法过程的良性互动机制,从而重塑司法公信力和建立法治秩序。     

道德的约束性与人的道德自由

近年来,国内伦理学界在讨论道德的本质、属性与功能等基本理论问题过程中,有一种贬低或否认道德约束性的倾向。另外,在近年来的现实社会道德生活中也存在着一种反文化、反秩序、反规范、反约束的极端自由主义的社会思潮和心理倾向。一些人视一切文化规范为一种文化压抑,特别是作为文化规范和指令核心的道德规范的约束性,在他们看来,似乎剥夺和妨碍了个人活动的道德自由。有感于此,本文拟从理论上进一步探讨道德的约束性及其客观性和必要性,人的道德自由的真蕴及二者的关系,以期有助于道德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的深化并有资于现实的道德实践。     

论道德实践及其原则

在道德实践活动中 ,功利主义道德观和功利主义道德目的是近年出现的影响较大的两种倾向 ,　　因其夸大道德的功利性 ,因而实质上降低了道德的社会价值。剔除这两种倾向的消极影响 ,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导向的力度 ,是实现先进道德理想的根本途径。     

道德阳光照进微世界——基于微博的道德话语生成及道德教育方式构建

作为一种新兴的网络传播工具,微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信息交流、人际互动的方式。微公益、微话题、微事物、微人物等以其特有方式进行道德世界建构,积聚道德正能量;开辟道德教育的新领地、新模式,提升道德教育者"知能",实现道德话语的叙事方式转化。     

叙事伦理:叙事学的道德思考

在文化冲突攀升、恐怖主义肆虐的今天,探讨中西小说的叙事伦理问题,不仅仅是小说叙事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更应该引起整个叙事学界足够的关注与重视。本文从叙事学的中国道路视角出发,把叙事与道德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分析了存在“道德安全”问题的“意识形态眼光”叙事的原因:一是小说叙事中的“污名化叙事”,二是“反伦理”角色代言叙事。为此,本论文探讨了中西小说的叙事原则并上升到伦理的高度:即叙事者(无论以何种身份出现)在叙事时必须遵循的“道德底线”和最高伦理原则。     

对“见死不救”事件的道德和法律追问

"见死不救"事件,虽然残酷,但并不能反映国人道德日渐滑坡的倾向,而只能反映国人道德麻木心理的常态。当事人"见死不救"的行为,也并不完全是道德问题,还有居于陌生人场域中的社会心理问题。而国人的道德冷漠源于制度的不健全和文化的缺失。"见死不救"的社会事件,虽然与社会上存在的救人反被讹诈的现象有一定的联系,但与南京"彭宇案"的司法审判并不存在必然的关系。至于"见死不救"应当入刑的观点,本人认为存在理论上的障碍和操作上的困难,不能成立。     

移情的道德叙事与论域检视——以斯洛特移情道德学说为中心的考察

迈克尔·斯洛特将"移情"这一心理学的热门概念援入道德领域,系统论证了一种强调"移情"在道德生活中起普遍决定作用的道德学说。但人类这种较为普遍的移情能力并非完满无缺,它自身存在诸多难以克服且与生俱来的缺陷,移情在道德领域并非具有如斯洛特所认为的那种普遍适用性和最终决定性,斯洛特移情道德学说的叙事范围与理论论阈需要认真检视。其一,基于"冷-暖移情"难以在旁观者与行为者之间建立起可靠的道德评价关系;其二,移情的"利他本性"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自我移情"的重要性;其三,移情并不能提供斯洛特所认为的那种普遍道德解释能力。虽然斯洛特极力证明移情是一种较之理性主义更具道德优越性的"不证自明"的道德能力,但显然仅靠冷暖移情这种经验反应机制难以满足道德判断的实际需求,其道德有效性和移情机制有待进一步验证与完善。如若置这些难题于全然不顾,斯洛特以移情作为普遍道德基础的理论抱负更加难以实现。     

道德终极标准新探

道德终极标准是产生和推导其他一切道德标准的道德标准,是解决一切道德标准冲突的道德标准,是在任何条件下都应该遵守而不应该违背的道德标准,因而也就是绝对的道德标准.它是由若干标准构成的道德标准体系:一个总标准和两个分标准.总标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遵循的道德终极标准:增减每个人的利益总量.分标准1,是在人们利益不发生冲突而可以两全情况下的道德终极标准,亦即所谓的帕累托标准;无害一人地增加利益总量.分标准2,是在人们利益发生冲突而不能两全的情况下的道德终极标准:"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它在他人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表现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标准;而在自我利益与他人或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表现为"无私利他、自我牺牲"标准.     

试论李奎报诗歌中的道德情感

李奎报是朝鲜半岛高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他的诗歌中最引人瞩目的是那些表达道德情感的作品,它们从主题层面上大致可分为爱民诗、规劝诗和讽刺诗。这些诗大都采用形式相对自由的古体诗或歌行,通过写实主义创作手法如实地记录和反映诗人所关注的社会问题,将诗人的道德情感寓于客观叙事与形象描写之中,直抒胸臆,震撼人心。更重要的是,这些诗都蕴含着深刻的伦理价值,能够给读者带来振聋发聩的道德警示和道德教诲。     

道德态度及其转变

道德态度是个体在道德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一种内在的道德心理倾向,它与道德价值和道德行为具有复杂的关系。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个体的参照系统、通过实施社会奖励与惩罚、通过调整自我防御力量来改变道德态度。     

新世纪:“底层叙事”的流变与省思

作为新世纪十年最醒目的文学现象,底层叙事在它的社会意义和价值立场得到广泛注目与肯定的同时,其对苦难的过分渲染堆积,以及人物性格简单化、故事结构模式化的倾向也一直受到诟病,这无疑成为底层叙事亟需突破的写作瓶颈。在这样的背景下,底层的分层、流动和变异现象受到作家们的重视,成为其书写视域拓展的重要表征。然而从更高的审美追求来看,底层叙事还更多地徘徊或止步于叙述对象与书写形式的变化方面,而并非艺术水准的真正提升。在对底层叙事进行整体性观照的同时,可看到由于消费主义时代大众文化的影响和过于贴近生活的书写现象,使得底层叙事缺乏精神资源的支撑,而这种精神资源须从五四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现代批判精神和理想主义情怀中去寻找,使底层写作的叙事空间和审美品格得以拓展与提升。     

道德形而上主义与人文精神的资源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论葛兰西的知识道德集团理论及现实意义

葛兰西提出,无产阶级要获得文化领导权的关键是培育和形成自己阶级的知识道德集团.知识道德集团是知识分子的智识和普通人的道德相结合的集团,它强调知识分子和底层民众结合的重要性,集中体现了葛兰西深厚的伦理关怀和底层情结,具有鲜明的实践和操作性特征.知识道德集团对于当代中国的启迪和借鉴意义在于,农民、下岗工人等弱势群体如何再造出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以拓展他们对现实历史进程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