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在东西文化交流中的复杂心态

<正>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有比较重要的作家,几乎都接受过西方文化影响。这是由于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军事方面的扩张,以人文主义思潮为基础的近代西方文化对东方封建文化产生过一段强大的冲击力。“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在东西文化交流的不平衡中诞生的一次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的革命。时隔七十年,在经历了两次“断裂”之后,对“五四”以后一     

天津青年会与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研究述评

天津青年会自1895年成立后,就积极从事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大力介绍和引进西方科学文化知识,极力推进西方文化在天津以及全国的传播与发展,为天津以及整个中国的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传播的途径是选派会员赴国外留学、观光和旅游,接待各种西方人士,举办各种文体活动。其文化交流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彩,特别是着重于通过团队成员,在其会所开展各种自下而上的文化交流活动,而具有自己鲜明的时代特色。     

论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的变革

中国近代,社会动荡变革、文化新陈代谢,先进的知识分子“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这其中包括对近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学习与传播。西来的历史哲学理论和方法论,造成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两大巨变:一是由思辩的、分析的历史学取代中同旧史——述事的封建史学;二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取代中国近代的“新史学”——移植的和不     

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全球史”转向

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全球史"转向,既是全球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学科发展的内在理路。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基础上引入新的理论方法,从长时段、大范围考察多文明互动的历史格局,通过超越狭隘的"中国中心观"考察多文明互动过程,以及互动双方或多方"中心-边缘"观念的变化,有意识的摒弃"中心"意识和"我者"意识,以一种"鸟瞰者"的姿态观察"我者"和"他者"在多文明互动中的历史,重视"他者"在"我者"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通过宏大叙事与微观考察的结合,依托中外文化交流史差异化的微观历史个体,来折射宏大历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全球史"转向对以往许多问题可以作出重新阐释,从而进一步拓展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理解和认识。     

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俄文化交流史专题

正主持人语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俄两国人民分别创造了璀璨的中华文化和俄罗斯文化,为人类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自17世纪迄今,中俄间的文化交流已持续了近四百年,内容丰富,规模宏大,类型独特,影响深远。考察中俄文化交流史不仅可以促进中俄关系史等领域的研究,而且有助于深化中俄文化互识,推动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健康发展。1917年前的中俄文化交流主要是借由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实现的。俄国传教团是中外关系史上的特殊历史现象,兼有宗教、外交、中国研究等多重职能。从1715年到     

关于历史上的民族文化交流

<正> 文化交流,是中西交通史所要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但文化交流在人类历史上是很复杂很曲折的,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从世界文化史的角度看,整个人类文明体系是由众多不同的民族文化类型组成的,在这些不同的文化类型中存在着普遍的、必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构成一个庞大的文化交流网。人类的文明就在往复不断的文化传播、交流、融合过程中步步前进,向文明一体化的方向发展。中西交通史以中国与西方各民族的物质、文化交流史为研究对象,是世界范围的文化交流网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精品力作——评李喜所主编《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

《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是经外交部批准、被世界知识出版社列为“九五”重点的图书 ,2 0 0 2年元月出版。该书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喜所任主编 ,陈尚胜、林延清、李梦芝、元青、张静、刘景泉为分主编 ,经过 6年的艰苦努力 ,反复修改而完成 ,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该书出版后 ,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是从 2 0世纪 2 0年代开始的 ,当时称为中西交通史 ,研究的基本思路是按国别、地区、事件、人物或文学、史学等专题来进行的。进入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随着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 ,对世界流行的各式各样的文化理论进行了…     

论近代中国的文化折衷主义

文化折衷主义在近代中国盛行一时,且影响深远.它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中体西用”,可以说是19世纪后半期的一种重要文化思潮.“中体西用”是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从闭拒(文化传统主义)到融合汇通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反映了西方文化在中国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嬗变轨迹.对这一思潮进行剖析,对理解中国文化在近代的演变以及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建构,无疑具有学术理论和现实借鉴的双重意义.     

论我国对外文化交流中的双重战略任务——学习邓小平文化对外开放思想

为尽可能利用世界文化资源,加快我国文化建设,必须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多国文化之长,为我所用;同时又必须防范西方文化的冲击,抑制其腐朽文化的侵蚀,这乃是我国对外文化交流中的双重战略任务     

卫三畏与中美文化交流

１９世纪初,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许多美国基督新教传教士梯航来华,卫三畏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他在中国４０多年,不仅恪守教职传播福音,而且积极参与美国对华外交。同时还担负文化交流的使命,他编辑出版《简易中文教程》、《汉语拼音字典》,还著有《中国总论》、《中国商务指南》等有关中国方方面面的资料,向西方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勤于汉学研究,被称为美国“汉学之父”,对中美文化交流起到重要作用     

论容闳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

容闳的一生不仅致力于“援西入中”,同时也致力于“援中入西”,开创了近代一次较全面的中西文化交流。这次文化交流对中国教育、科技、军事、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的近代化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也向西方传播和弘扬了中国文化,促进了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了解。     

甲午战后中日学术文化交流流向转变初探

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流向在近代发生了戏剧性逆转,日本由昔日的文化接收者后来成为文化输出者。中日文化交流中的这种流向变化始自中日甲午战后。自是时起,中国官民出现了学习日本的热潮,派出留学生、翻译日文书籍为中国吸收西学,进行新的社会变革的重要途径。中日文化交流的流向变化,对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     

略论“五四”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

“五四”时期很多运动,其中新文化运动的成绩是最为突出的。在此以前,是旧文化和旧民主主义文化;而在此以后,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则占了主导地位。在这样的文化大转变中,中外文化交流起了极为重大的作用。研究、总结“五四”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特点及其历史经验教训,对于当前我们正在进行的广泛的中外文化交流,无疑是有现实意义的。一“五四”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具有这么几个不同于中国以往中外文化交流的特点:首先是这一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具有前所未有的规模,全方位地引进外国文化。到鸦片战争为止,我国历史上的文化交流基本上是地域性的,而非世界性的。即中国文化基     

孙中山文化思想演变的历史考察

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在近代中国之冲突,几乎使每一个先进的中国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也使他们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对中西文化的不同认识,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人民面临着反对西方殖民侵略和学习西方文化。反对封建主义和维护民族主权的双重选择。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对于中西文化的认识正是在这复杂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作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先进,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根据孙中山先生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可将其文化思想演变大致分为以下三个时期:辛亥革命爆发     

中国近代土匪史研究述评

中国近代（1840──1919）社会一直处在复杂多变的转型时期,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纷繁错杂、空前尖锐。认识这些问题和矛盾,探索其内在的运行规律,是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基本任务。近十年来兴起的关于近代土匪问题的研究就是这种可贵的尝试。土匪问题,并非中国近代的特产,古今中外皆有。在中国历代文献中,有关“匪”的记载名目繁多,无论何朝何代,“匪”总是和社会的各阶层、国家的政治经济发生联系,近代中国更是被称为“盗匪世界”、“土匪王国”。对近代土匪史的研究,毫无疑问,涉及到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中国近代文化特征浅探

中国近代文化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一时期的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基督文化正面交锋的产物。中国近代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中体西用”，故可称为“体用文化”。从近代文化形成的背景来讲，随着西方的“船坚炮利”轰开古老的中华大门，清政府感到“面子丢尽”，不得不面对现实，接受西方的文明，其最终目的不过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综观中国近代文化，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落后挨打的历史事实，也使我们深切地领悟出传统文化的弊端。不过，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传统文化（就整体功能而言）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     

一项关于近代“宪法”概念史的研究——以清末民初的若干法律辞书为考察视角

清末民初的法律辞书编纂与近代西方法学词语的引进及发展互为促进,二者呈现出双向互动的关系.考证“宪法”一词的翻译史与概念史,有助于揭示近代法律词语的生成与演化规律.清末民初的法律辞书作为近代法律语言的记录者,可真实客观地反映西方法律词语传入中国时的最初汉语形态,是研究近代法律词语形成、翻译与传播的理想脚本.     

谈研究中国现代史的问题——答青年同志的提问

<正> 解放以前的我国高等学校文科,没有“中国现代史”这门课;就是“近代史”,开设的也不多。解放以后,也还是从1956年起才逐步添设这门课。在此以前是讲“中国革命史”或“党史”。中国的“现代”,应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近年史学界的意见大都主张从1949年新中国诞生开始,在此以前划入“近代史”的范围。但习惯上是从1919年“五四”算起。从1949年起是更合理的主张,但习惯下的情况,暂时也不易变过来。如果是仍照1919年“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史”,它的内容要比“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现代革命史”更宽广。它应包括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这各个方面,     

概念史研究在中国:回顾与展望

“概念史”是伴随“语言学转向”而在德国兴起的一种史学类型和跨学科研究领域.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将概念史手法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方法探讨和实证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逐渐形成了东亚近代知识考古、数据库研究方法、历史文化语义学、中国近代新名词研究、近代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研究等不同的研究路径.但总体而言,概念史研究在中国还处于身份未明、时代未定、平台未建的起步阶段,有志者当从系统译介德国概念史成果、组建概念史合作研究团队、出版概念史研究集刊和丛书等方面继续努力.     

近代以来中犹文化交流

近代以来中国境内的犹太人与中国人之间存在着一种良性的双向文化交流。在这种文化交流中 ,中犹两个古老文明所拥有的诸多共同点发挥着促进作用。然而 ,英籍塞法迪犹太人、俄国犹太人和欧洲犹太难民这三大群体之间又因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而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三者在中国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也是如此不同 ,以致它们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及与中国文化交流的程度也是很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