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冷战后美国国会在外交上的“复兴”

冷战结束后 ,由于内因 (制度安排 )与外因 (环境变迁 )的交相作用 ,美国外交决策过程发生了重大变化 ,出现了“私有化”趋势。在“私有化”趋势下 ,总统外交权力相对削弱 ,国会外交影响显著扩大。面对国会在外交上的“复兴”攻势 ,总统及其下属的行政当局不得不处于被动防守的地位。然而 ,由于自身职能的特点和局限性 ,冷战后国会在外交上的能动性既不意味着国会在外交上的优势地位 ,也未根本改变总统主导外交政策的局面。尽管如此 ,在外交决策过程的“私有化”趋势作用下 ,国会的积极介入还是对冷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带一路背景下美国文化外交立法探析

在文化领域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是十九大报告对人文交流提出的要求.构建一个完善的文化外交法律体系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环节.美国文化外交已经开展一百余年,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文化外交法律体系.这一在现实主义思想影响下的法律体系,一方面体现文化外交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明确目标,确立了政府在文化外交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自由主义思潮下美国社会对政府干预文化事务的不信任,促使国会通过立法限制政府直接参与文化外交.政府幕后搭台、非政府组织前台唱戏,成为法律规约下美国文化外交的显著特点.研究作为文化外交机制重要组成部分的美国文化外交立法及其思想根源,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外交法律体系,更好地服务于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借鉴意义.     

论美国总统与国会外交决策权的消长

为了防止集权暴政,美国宪法对外交决策权进行了分权与制衡式安排,这给总统和国会日后争夺外交主导权提供了动力和目标。19世纪里,秉承宪法有 所侧重的授权和美国民主传统,国会基本上居于外交决策权的主导地位。进入20世纪之后,总统利用自己在处理危机上的优势、外交领域的某些特殊性和世界日趋一体化的趋势,夺取了美国外交决策的主导权,并将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继续保持这一优势地位;与此同时,国会自身的不断退让和法院对于总统的某种偏护也对这种状况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美国的总统外交与国会外交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美国国会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其影响不容忽视。尽管在历史上某些“帝王式总统”当政时期 ,国会因其自身运作机制的特点在对外决策中居于次要决策地位 ,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公众外交的影响以及内政与外交的交融 ,国会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的地位不仅得到显著提升 ,而且还逐渐显现出成为掌控美国外交的“锚与舵”的发展趋势。结合美对华政策的制订过程 ,分析国会在外交领域日益凸显的作用 ,我国对美国国会的工作应有相应对策     

美国"人权外交"评析

美国的"人权外交"有其独特的外交思想传统,即美国例外论、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人权外交"是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工具,其实质是霸权主义.     

网络外交:美国公共外交的一件新式武器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催生了网络外交,作为一种新的公共外交形式,它改变了人们对主权、权力的传统认识,给国际关系带来了复合性的影响。网络外交已发展成为美国施展公共外交的一件新式武器,美国政府极力谋求通过网络外交去影响和引导外国公众,欲在提升其外交软实力的同时实现其外交硬目标,旨在展现其"巧实力"进而增进美国的国家利益。然而,如果美国政府不认真反思并彻底摈弃其霸权主义思维与单边主义行径,网络外交也势将难以发挥其能动的公共外交效用。     

美国国内政治与第一次台海危机中《台湾决议案》的出台

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对第一次台海危机中《台湾决议案》的出台进行个案研究,探讨决议出台时美国国内的政治环境、行政部门提出决议的国内政治动因和国会迅速通过决议的国内政治因素等。《台湾决议案》的迅速出台与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有着直接关系,该决议的出台也对此后的美国国内政治产生很大影响。它标志着国会在战争决策权方面对总统的第一次实质性退让,无形中扩大了总统的战争决策权力,致使此后总统的战争决策权力不断膨胀,并最终导致了"帝王式总统"的出现和总统与国会在战争决策权问题上的严重冲突。     

浅析冷战后美台关系中的美国国会因素

由于宪法机制上的含糊性,美国历史上就存在着国会与白宫之间对外交主导权的争夺。冷战后,国会实现了对外政策上的"复兴"。反映到台湾问题上就是对中国内政的干预,致力于美台关系的提升,在中美关系中起了很重要的消极作用。美国国会对台的支持与台湾当局对国会的游说是分不开的,大陆应借鉴台湾的经验,做好国会工作,积极开展议会外交,以早日实现台湾问题的解决。     

朝鲜战争与美国的战争决策模式

朝鲜战争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场既未宣战也未经国会批准的大规模战争。杜鲁门总统违背美国宪法，避过有关法规，未经国会批准而将美国投入战争，开创了总统独自决定战争的先例，对国会和总统的战争决策权力及之后美国的战争决策模式产生了极大影响。     

论宪政制度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与作用

美国宪政的基本原则是权力的分立制约与合作主政，表现在外交权力上就是宪法把处理外交事务和军事事务的权力交给总统和国会共同行使；但它只是把一些具体权力分别赋予了国会和总统，却未明确总统与国会的外交权力界限，更没有规定外交事务到底由谁来负责，这就为二者之问的权力斗争埋下了种子。美国宪政制度中的分权制衡和权力中心“漂浮不定”特点，虽对外交政策带来很大的掣肘作用，但却从制度上为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提供了宪政保证。     

民国“学人外交”现象之解读

民国时期诸多"学人"任事于外交,此乃近代中国外交人事结构变动的新景观.这一变动打破了长时间以来职业外交官对外交界的垄断,造成了人事结构之重组和"学人"自身角色的转换,并引发了他们与职业外交官在外交理念上的矛盾冲突.而这些变化则与当时国内社会生态以及现代外交发展相关联.     

美国对华外交行政决策机制探析——以老布什时期对台政策为例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美国对台决策最能体现其对华外交行政决策机制的特点.老布什时期的决策过程尤其富有戏剧性和典型性.现实主义决策模式认为,该决策是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中美台两国三方博弈的结果.自由主义决策模式说明,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环境和结构起了决定性作用.官僚政治决策模式则强调,它是以总统为首的行政机构与国会之间及其内部各官僚政治机构之间较量的结果.最终,这三种行政决策模式共同构成美国对华外交行政决策机制.     

试论"三个代表"与"人民代表"

"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也是新时期人大工作的指导思想."人民代表"(通称人大代表)是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基石和组成细胞,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体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途径.在人大工作中,特别是在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制度建设中,落实"三个代表"的要求,是新时期所面临的新要求、新任务和新挑战.     

郭嵩焘外交思想论

郭嵩焘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洋务思想家和外交官。对西方文明的深刻认识是其外交思想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外交思想。主要内容包括超越“华夷界限”,向西方学习;主张“主和外交”与“诚信外交”。他外交思想的本质并非卖国投降,而是有非常大的开创意义。     

农村"一事一议"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基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农村"一事一议"制度的实践困局及其存在的制度缺陷进行了分析。由于"一事一议"制度设计中存在二元目标冲突、多元权力结构制约、利益集团操纵、激励机制缺失等问题,使"一事一议"制度在实践中陷入了"有事难议"、"议事难决"、"决议难行"的困局。因此,要走出实践困境,必须从目标矫正、权力规范、选择性激励机制提供等方面进行制度改进和重构。     

“第五种权力”：美国思想库与对华政策

作为美国政治体系中继立法、行政、司法及媒体之后的第五种权力,美国的思想库一直在政府内政外交决策中发挥着重要影响。本文从历史视角分析了美国思想库在对华决策中的角色及其不同流派的对华政策立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开展对美国思想库的公共外交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意义。     

文化外交的独特价值

在现代国际关系中,文化外交发挥着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对外交往手段难以达到的作用。文化外交是促进民族国家间了解与合作的重要途径,是一国塑造国际形象的重要方式,文化外交成为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的重要资源,它对提升一国的国际竞争力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具有其独特价值。我国要重视并不断加强文化外交,提升我国的文化影响力,增强文化竞争力,以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和平发展的需要,推进“和谐世界”的构建。     

宋代国信所考论

主管往来国信所(简称"国信所")是两宋专门负责与辽、金两国外交的事务机构,国信所的设置,说明两宋时期外交事务及其管理出现了专门化的趋势,这是宋代外交及其管理制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国信所的设置不仅为宋与辽、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方便,也对促进宋与辽、金之间的和平交往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