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人类学视域下的民众日常生活史研究——芝加哥大学教授雅各布·伊弗斯专访

汉学（Sinology）自展开在中国地区的实地调研后,几十年来,西方汉学家一直不断尝试将人类学理论应用于汉人社区研究。在本篇访谈中,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的雅各布·伊弗斯（Jacob Eyferth）教授以自己的学术经历为线索,讨论了汉学、人类学、历史学、区域研究（Area Study）、科技与社会研究等几大相关领域之间的关系,并以他对四川省的夹江造纸及关中地区织布的研究为具体个案,从汉学人类学的角度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技术控制、性别分工、家庭组织等核心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汉与非汉视域的宗族、家族研究阈径——兼论氏族、世系群、家族村落系亲缘而非血缘集团

本文在以往汉人宗族家族研究与评述基础上,关注了非汉视域的大家族及其研究,以史学、民族学与汉人类学三维度,分析汉与非汉宗族家族研究及其分支阈径,主要为:中国史学本体与人类学本体的历史人类学之家族宗族研究;西欧汉学与西欧汉学脉络的汉人类学宗族研究;中东欧民族学与历史民族学脉络的非汉族体大家族研究。     

中国象征人类学理论的突破与创新——评瞿明安等著《象征人类学理论》

象征人类学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逐渐成为西方人类学领域一种举足轻重的理论思潮,通过研究象征符号以及人们的社会行为和象征意义之间的紧密联系,把人类学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成为继结构主义之后又一影响深远的人类学理论. 中国的象征人类学研究在近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在众多学者不断的辛勤努力下,已经崭露头角,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经验教训,如对西方象征人类学理论缺乏系统认识和深入研究,中国象征人类学的发展在借鉴和运用西方象征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同时,仍需突围,建立适合中国特色的象征人类学理论体系和学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中国象征人类学的研究,但遗憾的是,未能有一部既融合西方象征人类学的理论精华,又适用于中国象征人类学研究特色的理论著作.     

功能主义人类学的创立及其作用

功能主义人类学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盛行于30至50年代,时至今日仍对人类学的研究起着相当重要的影响。通过对功能主义人类学基本理论、基本观点、理论方法的分析,可更为全面、透彻地了解和掌握该人类学的思想体系。     

中国人类学电影创作实践历程与革新

自20世纪30年代到今天,中国影视人类学电影的创作实践渐趋成熟,本文按照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影展资料提供的<中国影视人类学纪事>所划分的三个阶段,论述了中国影视人类学电影创作实践历程,分析了不同阶段人类学电影创作实践的特点与变化,为中国人类学电影的实践历程理清了一个脉络.并且以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     

审美人类学的形成及其在中国的现状与出路

审美人类学是美学与人类学跨学科整合的一门新型的复合性交叉学科.它对美学与人类学各自的发展是极有价值的.虽然它是现代性学科分化的结果,带有现代学科的特征,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审美人类学研究逐步形成了解构西方现代美学传统的另一种美学形态.审美人类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中国发展,取得明显的成就,同时还应当在理论建构、资源整合、研究意识与研究方式等方面加强研究,以期推进中国审美人类学的建设.     

庄孔韶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方法论诉求之意义(下)——中国认知传统与区域文化理念的理论与实践

本文概括庄孔韶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方法论诉求之意义:一、与传统民族志撰写方式对话,提出中国"文化的直觉主义"理解论和"不浪费的人类学"。二、与传统社区研究对话,提倡人类学区域研究,提出中国社会动态结构与"新平衡论"和"中国历史民族/民俗区";以过程研究,提出"文化关联反观法"和"回访再研究范式";力主问题研究,与科学领域对话,提出"文化力量介入科学"和"作为文化的组织"。三、与西方汉学人类学对话,提出中国动态宗族模式"准—组合家庭"、"理念宗族"与中国乡村人类学。四、与社会史和民族史对话,提出"历史人类学的原则"与"传统激活"。     

庄孔韶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方法论诉求之意义(上)——中国认知传统与区域文化理念的理论与实践

本文概括庄孔韶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方法论诉求之意义:一、与传统民族志撰写方式对话,提出中国"文化的直觉主义"理解论和"不浪费的人类学"。二、与传统社区研究对话,提倡人类学区域研究,提出中国社会动态结构与"新平衡论"和"中国历史民族/民俗区";以过程研究,提出"文化关联反观法"和"回访再研究范式";力主问题研究,与科学领域对话,提出"文化力量介入科学"和"作为文化的组织"。三、与西方汉学人类学对话,提出中国动态宗族模式"准-组合家庭"、"理念宗族"与中国乡村人类学。四、与社会史和民族史对话,提出"历史人类学的原则"与"传统激活"。     

化育新生：1980年代的中国民族志电影

中国民族志电影自20世纪中叶出现之后，长期处于电影学与人类学的边缘地带，较少得到学界的关注，特别是在80年代，由于从业人数较少，且多为人类学民族学内部的学术性创作，其成果更鲜为人知。然而，若回溯中国民族志电影发展史，两代学者与电影工作者怀着抢救、记录中国各民族文化的热诚，在80年代默默无闻地坚守他们的学术使命，使这一电影传统延续至今，留存了一批珍贵的少数民族影像史料，其新旧观念的交替、创作方法的变革、转型作品的问世、学术理论的建构以及国际交流的开始等，都发生在这一时期。也正是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影视人类学”概念从海外学界的传入，中国民族志电影开始得到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庇护与引领，这也预示着一个更有学术前景的新时代即将到来。因此，对于中国民族志电影而言，1980年代是承前启后、化育新生的关键时刻，值得当代影视人类学界重新审视与评价。     

中国乡村人类学研究回顾

乡村社区的研究就一直是人类学理解文化和社会的基本路径.20世纪初人类学被引入中国后,乡村人类学的研究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它们是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50年代初期和1979年到21世纪初.这三个发展阶段都有一批代表著作问世,同时显示了中国乡村人类学的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