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化北渐于辽浅识

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各族文化的总和.人口最多的汉族,主要栖息、劳动于我国广大的中原地区,以他们为主,创造和发展了中原文化.数十个兄弟的少数民族,主要栖息、劳动于我国东北、北部、西北、西南等边疆地区,以他们为主,创造和发展了边疆文化.两种文化都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整体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们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通过各种方式,不断交流、结合,形成了以中原文化为主、边疆文化为辅的强大文化力量,形成了历久弥新的强大内聚力和向心力.     

论唐代北方和西北方诸族在促进祖国统一与发展中的贡献

本文对唐代我国北方和西北方各少数民族对促进祖国统一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进行了论述。文章指出,唐代我国北方和西北诸族在政治上维护了祖国的统一,经济上支援了国家的发展,文化上促进了祖国文化的繁荣,其历史贡献和影响都十分深远。     

辽西走廊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以北镇医巫闾山祭祀文化为中心的考察

北镇医巫闾山是辽西走廊上的重要标识,集镇山文化与廊道文化等多重要素于一体,是中国古代胡汉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与空间。中国古代北方各民族与中原汉族对北镇医巫闾山的共同崇祀,促进了胡汉民族的交汇融合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体现了北方诸族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诠释了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这些肇兴于中国东北的古代少数民族及其政权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一员。通过对北镇医巫闾山祭祀文化的考察,表明辽西走廊不仅是重要的“历史的地理枢纽”,同时也是重要的“历史的文化枢纽”,兼具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功能与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知识生产功能。辽西走廊将在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持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中原文化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与地位

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二里头文化是以河南龙山文化重要因素为核心、为主体,同时吸收一些其它考古学文化因素而形成的。作为夏王朝物化载体的二里头文化,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与国家出现时期最为重要的考古学文化。青铜时代的夏文化、商文化和周文化是“华夏文明”与“华夏族文化”的物化载体,这些考古学文化所属的社会“共同体”,对当时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发挥着“主导”作用,处于“主导”地位。西汉王朝真正完成了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大业,在先秦“华夏族”的基础之上,形成了“汉族”,以汉族为主体又形成了中华民族。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与早期发展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汉文化,它的时空以汉代的中原地区为中心,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向周边扩大。考古发现证明,自夏商周至汉唐时代,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华夏族”、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中心活动地区。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原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所属社会“共同体”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     

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美术综论

新中国成立后,老一代少数民族美术家,以其丰富的阅历、深厚的艺术造诣、丹青妙笔为中华民族美术园地带来过成就与辉煌。改革开放后,新一代少数民族美术家们较之老一辈美术家人数成倍增长,他们遍布祖国大江南北,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他们热爱生活、热爱故土,在美术创作中充分发挥各自专长,各具特色,成绩卓然。他们与老一辈美术家一样,不仅宏扬了本民族的优秀文化艺术,而且开拓发展了本民族文化艺术的创作空间,共同为推动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传承与演进作出了贡献。     

论翻译在两宋时期民族文化交融过程中的作用

两宋时期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在不断接触交流中开启了以文化融合为重要表现形式的民族一体化进程，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文化认同发展的基本模式。翻译活动是这一过程的重要媒介，不同民族的双语人、译者在帮助本民族实现制度进步与文化自觉的同时，其翻译取向也使得不同民族间的文化融合带有鲜明的指向性特征。     

论契丹民族对沈阳历史文化的贡献

契丹民族曾是中国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它曾经强大一时,建立了北方的辽王朝。虽然它统治的时期仅200多年,但它促进了北方历史文化的发展,尤其是沈阳地区历史文化的发展。从契丹民族对沈阳古城雏形的建立、佛教文化的传播和古城经济的发展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论述。     

古代辽宁地区城镇变迁考论

据考古发现,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辽西地区已经出现了古代城堡。燕、秦、汉时期,形成了辽宁早期的城镇体系。从魏晋一直明清时期,辽宁城镇经历了频繁的大规模的盛衰演变。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秦汉时期、两晋南北朝时期、辽朝前期、清代末期出现了四次建城高潮。古代辽宁地区的城镇,具有鲜明的少数民族特色;而且与中原地区相比,多为中小城镇;多数城镇沿用了辽代城址,历史均在千年以上;但由于历史的动荡发展,古代辽宁城镇呈现出断代性发展的特点,城镇经济和文化多次经历摧毁后重建的过程,城镇布局也屡经变化,到清代末年才奠定近现代城镇的基本格局。     

《关东文化与北方民族研究》栏目简介

关东文化是指山海关以东的东北三省与内蒙古东北地区的地域文化，而北方民族则指生活在上述地区的满族、蒙古族、朝鲜族、锡伯族、达斡尔等十几个少数民族。关东的河流、草原和森林孕育了北方少数民族，形成他们特有的游牧民族特征和鲜明的地域文化板块。在改革开放、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今天，这一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特征也成为该地区发展的文化生产力。研究、挖掘、关东地域与北方民族文化蕴涵，打造关东文化与北方民族特色成为独特的学术领域。为适应这一领域学术发展的要求，     

试论十六国北朝的官私藏书

十六国北朝时期，中国北方一直处于少数民族统治之下，政权迭更，战乱不已。与南方相较，十六国北朝文化落后、经济发展缓慢。其实，此期的北方在藏书文化方面，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为传承中华文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民族迁徙是解读我国民族关系格局的重要因素

历史上中国少数民族的迁徙,不仅是认识和解读我国各民族自身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认识和解读我国多民族格局形成、发展以及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古代少数民族通过东西和南北向的迁徙,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得到了广泛而密切的交流。社会经济发展、自然生态环境的变迁、战争和民族政策的变化促进了民族的迁徙。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迁徙使有关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化,促进了有关各民族族体的交融和整合,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化的“涵化”;少数民族内迁对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中国神话之分类

所谓中国神话,应包括从古至今我国各民族的所有神话。以语言特点为标准进行分类,可分为文学神话与传说神话;以地域为标准进行分类,可分为北部神话、中部神话、南部神话;以民族为标准进行分类,可分为汉民族神话与少数民族神话;以历史阶段为标准进行分类,可分为上古神话、古代神话、新的神话。     

蒙元与弘吉剌、斡亦剌、亦乞列思部联姻简表

蒙元时期的联姻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蒙元皇室与国外高丽的联姻,以此结成并巩固藩属关系;二是蒙元皇室与国内蒙古外族高昌、汪古、西藏萨迦款氏、云南大理段氏的联姻,以此结成并巩固内属关系;三是蒙元与西夏、金的联姻,以此显示自己的胜利与强盛;四是蒙元皇室与弘吉刺部、斡亦刺部及亦乞列思部等同属蒙古系统但无血缘关系的氏族部落的联姻。从如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蒙元时期是中国古代和亲史和政治婚姻史上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在中国古代政治婚姻史上占有突出地位。第一,从联姻的次数来看,蒙元时期的联姻至少有136次,比两汉、隋唐时期的和亲次数高出几倍,约为清代的1.76倍;第二,从联姻的对象来看,蒙元时期的联姻与唐朝比较相近;从联姻的地域来看,与唐朝、辽朝的和亲比较相近;第三,从联姻的成效来看,蒙元的联姻对象都在协助蒙元东征西讨时立下了汗马功劳;第四,蒙元时期的联姻对清代联姻产生了重要影响,清朝的满蒙联姻在动机、特点等方面几乎与蒙元时期的联姻一脉相承;第五,将世代联姻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第六,亲上加亲的特点非常突出。     

金朝多民族文学格局析论

女真族所建政权下的金朝文学具有多民族特征。在金国境内,汉民族虽非主体民族,却是文坛主流;女真虽为主体民族,却是文坛偏师;女真、渤海文学共同与汉民族文学构成鼎足、相辅之势;契丹族、奚族文学呈弱势。多民族文学的互动、互补,丰富了当时中国北方文学的历史景观,成为金朝文学的突出特色之一。这些现象从不同侧面体现了中国古代多民族文学发展的规律:民族融合、民族文化融合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所建王朝文学的发展及其特征的形成起着关键性作用;汉民族代表的中心文化与北方民族边缘文化的双向交流、优势互补,是形成多民族文学格局的历史机缘;凡主体性和民族气质、个性特征强烈、鲜明,且在民族融合进程中善于吸取、学习异质文化之长的民族,其文学就繁荣发达。以往认为金朝文学只是北方民族政权下的汉族作家创作的观点难以准确反映其文学的完整体貌和本质特征。     

论十六国北朝古剧与民族文化融合

古代戏曲是文学、音乐、舞蹈的艺术综合,也是古代各民族文化融合的艺术结晶。十六国北朝时期集中出现的一批古剧,促进了唐代古剧的繁荣,形成了以参军戏为标志的主流艺术,从而加快了古代戏曲形成的艺术进程,为古代戏曲的正式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艺术贡献。十六国北朝是古代各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时期,古剧艺术的集中兴起,得力于各民族文化融合这一历史契机,仅靠中原传统文化的自身发展,只能限制古代戏曲形成的艺术进程。     

南北方古代民族融合途径及融合方式之比较

我国古代的民族融合,总体趋势是汉族吸收少数民族的成分壮大,逐渐形成相互离不开的格局。另一方面,我国各民族融合的途径及融合方式复杂多样,由此体现出统一多民族大家庭具有的博大精深、源广流长的特点。南北方古代民族的融合途径与融合方式有明显差异,主要表现在明清以前,南方民族地区大致经历汉族移民逐渐“夷化”的过程,少数民族自身也得到充实。明清时因汉族人口大量进入,融合倾向改变为部分少数民族持续汉化,融合外来移民形成地方性汉族群体。北方民族地区在明清前后,基本趋势都是游牧民族不断南下融入汉族,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大致经历持续“汉化”的过程。产生上述差异,与南北方民族势力的形成及特点,南北方民族自身文化的不同,以及封建王朝施行的政策等有关。     

呼伦贝尔“三少民族”的山神崇拜与自然观初论

呼伦贝尔的大兴安岭林区是众多北方少数民族的摇篮，繁衍生息着诸多古老民族，其中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族被呼伦贝尔人称为“三少民族”。三少民族在森林环境中，以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创造了丰富的森林文化。其中的思想、行为层面上的文化内容，具有鲜明的自然保护意味和深刻的环境伦理学意义，而其崇尚、敬爱、回报自然的传统思想尤为突出和重要。本文对三少民族共有的自然崇拜及自然观做了阐述，并简要分析了这一文化现象的客观作用。     

元代会同馆论考

元代设有会同馆作为专门接待入京朝贡的周边四夷使节的客馆 ,它的设立对发展元与周边四夷的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会同馆也是中国古代中央客馆建制的组成部分 ,在制度方面 ,承前而启后 ,具有一定的历史作用     

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三维推进”

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是一种“巨伞型”的复合结构,具有56条伞骨,撑开来荫蔽八万里,拢起来一柱擎天。它的动力系统具有中原动力和边缘活力互动的特征,没有中原文化的凝聚力和辐射力,多元文化板块的碰撞就可能元气耗散;没有边缘活力,中原的凝聚和辐射就会在单线运动中自我停滞、僵化。为什么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曾中断？很重要一个原因是,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相互推移和交融。因为有了长江的阻隔,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时汉族一些大家族迁移到长江流域,使得长江流域经济、文化快速发展。游牧民族滞留在中原逐渐地被汉化,这就形成了南北的“太极推移”,你推过来,我推过去,汉文化与游牧民族文化愈来愈深地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南北太极”推移的过程中,巴蜀是一个重要的“太极眼”。西南中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后花园,是太极推移冲击波的接纳体,有储存文化活化石的功能。中原周边的少数民族在主体民族扩张和南北太极推移冲击波的作用下,携带着自身的文化行李和沿途拿来的文化成品,迁徙到大西南区域。古老的文化成品沉积下来,与百越百濮的土著风俗相调适、相融合,形成了渊源极古、形态极异的文化遗存。如彝族、白族作为村社保护神的土主崇拜依然盛行,叙述神话与民族迁徙的《苗族古歌》广泛传唱,等等。少数民族对于中华民族文化有“三维推进”之功,值得我们以极大的责任感加以深度的认识和发掘。     

论清代施南府地区的人神、人鬼信仰与民族关系

人神、人鬼信仰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鬼神信仰之一。清代施南府地区的官方和民间分别有着不同的人神、人鬼信仰体系,官方信仰更多地反映出紧张、对抗的民族关系,而民间信仰则更多的体现出和谐、发展的诉求。在一定条件下,两个不同体系中的人神、人鬼信仰会被另一体系改造、接纳,产生复杂的互动关系。从人神、人鬼信仰考察民族关系,还有利于从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