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惘的一代"与"伤痕文学"之比较

"迷惘的一代"和"伤痕文学"这两个文学流派虽然出现在不同的国度,产生于不同的时代,但却有相似的创作背景和动机。"迷惘的一代"作家有各自独特的风格,他们的一些作品作为经典和名著而留存下来;"伤痕文学"由于思想性上欠深刻和艺术手法的幼稚,很少有作品作为经典留存。     

极权批判的内在差异--从昆德拉小说再看伤痕、反思文学的内在缺陷

在相近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新时期的伤痕、反思文学与昆德拉的小说创作有着某种内在相似.本文从对极权政治的共同批判着眼,由昆德拉"超越政治的人性之思"的小说创作再次反观当代伤痕、反思文学创作的内在缺陷政治的拘囿,使文学对历史悲剧的追问和人性的书写缺乏应有的深度.并由此迥异的文学景观引发对创作主体的思索与省察.     

新时期"反思文学"潮流

"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深化,并具有更为深邃的历史纵深感和深层的历史意识.论述作为文学潮流的"反思文学"的兴起和轨迹,分析其中的代表作.     

阵痛的尴尬与精神生殖力之传播 --重读"新写实"

与"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小说"等文学思潮的"捧月效应"不同,文学理论界对"新写实"敏感性的严重滞后并不意味着评论的缺席."新写实"创作群体有意收缩心理空间,回归到传统的、时间性表达上来,其时间"厚度"从历史跫音中剥离,主要由当下的世俗生活所填斥,显示了与先行拓荒者们"审美趣味"相抵触、相冲突的精神走势.这是一种撕裂,既尴尬又辛酸,反映了原生态的市民生活有着强大的精神生殖力.     

伤痕文学中女性形象的"误识"模式 ——以《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为例

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中的女知青形象陷入一种"误识模式"塑造之中,她们常常从误认自身的单一形象发展到发现自身的差异性,根据对当代变化的反思和阿尔都塞的"误识理论",伤痕文学中的女性活在想象的关系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会对她们"正确"的行为作出解释并让主体自觉地去接受它,她们对自己的形象和身份的想象形成明显的"误识特征",并且她们的觉醒需要外部的刺激.     

党的文艺路线调整与伤痕文学的生成

从新的知识立场重审伤痕文学已成为新时期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空间,但人们多探究伤痕文学与文革文学在叙事形态上的相近性,而伤痕文学摆脱文革文学模式并成为新时期文学序幕的社会原因并未获得充分研究.从文学的社会生产角度看,伤痕文学是党的文艺路线调整的结果,它逐步实现了文学政治意识形态叙事向个人叙事的转型,逐步完成了跟文革文学叙事风格的历史断裂,从而拥有了自我的当代文学史的特质及意义.     

历史叙述的"默契"与"偏离"——对"伤痕、反思"小说与"主流"话语关系的考察

在新时期之初,围绕着如何想象与阐释新时期这一新的历史叙述概念,主流话语与当时占据文坛主潮的伤痕、反思小说之间形成了极为默契的互动关系,伤痕、反思小说在相当程度上参与并推动了主流话语的建构,从而形成了当代文学史上一次文学与主流话语的高度融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创作与主流话语之间不存在分歧,对历史叙述问题的不同理解以及创作中出现的对主流历史叙事的偏离使刚刚建立的规范有了松动的迹象。     

香港文学中的"沙田文学"

"沙田文学",广义系指香港中文大学师生共同创作的文学,狭义是专指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在"沙田"耕耘的余光中等五位作家所形成的文学流派.这五人非"会"非"帮"的结合,有共同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倾向做基础.他们的中西学问造诣高,在学者散文方面独树一帜.这是中国自有西式大学以来少有的文学景观,在香港当代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苦求精致近颓废"的"梦中道路"——何其芳"京派时期"创作论

何其芳作为年轻的京派文人,在其创作的文学道路上有一段可以称为"京派时期"的创作期,时间从1931年秋至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这一时期是何其芳多元创作期,诗歌、散文、小说、戏剧都有涉猎,艺术特征总体体现唯美主义,思想上把京派追求艺术独立的精神发挥到极致.但在他"京派时期"的后期,思想与创作随着人生路径的曲折与外部境遇的变化在不断嬗变,从极端追求唯美主义向现实主义渐变.通过对何其芳这一时期创作的研究,可以进一步理清他走向延安革命前的思想与文学追求,有助于研究其整个文学道路,对探讨现代典型作家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贾平凹与新世纪文学的"底层"转向

在新世纪"底层文学"的思潮中,贾平凹是一个特殊的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成名的作家中,他是对底层文学感兴趣的极少作家之一,同时在"底层文学"中他也具有特殊性,与"底层文学"中大多的中短篇小说不同,他的《秦腔》、《高兴》都是长篇小说。在关注底层的同时,他也在"民族形式"上进行探索。这使他的创作呈现出了不同于别人、也不同于自己以前创作的面貌,贾平凹的创作,既建构了底层的主体性,也建构着中国和中国文学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