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九品官人法之上品的演变与起家官制度

由于社会的变迁和政治制度的嬗变,魏晋时期九品官人法之上品的含义有一个演变过程——在曹魏和西晋前期,它指一品至三品;在西晋后期和东晋南朝,它指一品和二品。在晋惠帝元康中期,政府出台了"以二品系资"的规定,即清显官职需要由乡品二品者出任。此后三品逐渐被挤出上品的行列,只有二品以上才属于上品。"灼然二品""二品之精""灼然""门第二品""二品才堪"等并不是二品的别称。在曹魏和西晋,门第高低不同的士族也并没有同列二品。门第高者其乡品相应就高,其起家官品相应也高;门第低者其乡品相应就低,其起家官品相应也低。士族的门第、乡品与起家官品三者基本一致,这才是当时基本的社会规则与制度规定。     

宫崎市定和《九品官人法的研究》

宫崎市定是日本研究中国古代史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九品官人法的研究》则是其一生的杰作,他和这部著作是研究日本的中国学和魏晋南北朝隋唐政治史、制度史所必须要读的。本文研究宫崎市定的学术渊源,探讨京都学派的学理与宫崎市定的学术思想历程,指出《九品官人法的研究》的精妙之处不仅在于首先揭示乡品与官品的对应关系,还在于通过对各个具体历史时期九品官人制度演变的深入剖析,揭示士族门阀政治形成的过程,为京都学派创始人内藤湖南关于中世贵族政治学说作了最广博有力的实证,给后来的研究者以极大的启发。     

“魏官品”、“晋官品”献疑

《通典》所载"魏官品"和"晋官品"是今人所见有关魏、晋官品的最完整记载,其来源在现有历史文献中难觅踪迹。"魏官品"与曹魏实际制度多有不合,或谓其颁布时间在曹魏灭亡前夕。曹魏《品令》(《官品令》)当在魏明帝朝法令修订时制定,魏末晋初贾充等人所撰《官品令》为《晋官品令》,均非《通典》所载之"魏官品"。《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多部魏晋官制文献中未见《官品令》,唐初修撰《晋书》时所见《魏晋官品令》并非原始文献,而是转述相关文献所见魏、晋时期的官品令文,难免会有不合实际制度之处。晋代官分九品明载于《晋书·食货志》,而《职官志》中职官等级则是用"品秩"和"石"来表示的,品代表官位高低,秩体现俸禄多寡,品秩结合方体现官员地位之整体面貌。《宋书·百官志》关于职官秩次的记载较多,包括汉代以降至刘宋制度,通过比较可知,魏晋刘宋时期职官等级制度的表现形式仍与汉代相近,"秩○○石"为表示职官等级的重要方式。《隋书·百官志》载梁初定制,有明确对应关系的"秩"与"品"构成职官等级制度的两个基本要件。而同卷所载陈代品秩,秩次仅与具体职官对应,并不反映其品位之上下或位次之前后。仅据将军名号即可断定,《通典》所载"魏官品"未能真实反映曹魏现实制度,也与晋初制度多有不合,称之为"魏官品"名不副实。"晋官品"与西晋或东晋现实制度也有较大出入,可断定非晋代某一时期的原始《官品令》,以"晋官品"作为两晋全期或某一时期的制度亦属牵强。沈约《宋书·百官志》文末附载比较简略的官品表,实为东晋制度,也与刘宋制度相符,是为现存文献中记录时间最早的一个官品表,《通典》所载"晋官品"不排除以之为蓝本编撰而成的可能性。     

九品官人法中的乡品称谓考论

九品官人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官僚人事制度.在以中正定品、吏部选官为特点的这项制度中,中正根据乡论、清议对官僚候选人所下的品第亦即“乡品”是极为重要的环节.然而,学术界对“乡品”有着不同的称谓,如“人品”、“资品”、“中正品”等.对各类称谓所使用的史料进行的探讨,得出如下结论:首先,现有史料不足以支持“人品”、“资品”、“中正品”对中正品第的内容和性质.其次,此三者具有明显的共性,即意在否认或者减低地方社会舆论亦即“乡论”在中正品第中的作用.是重视地方社会还是重视王朝在九品官人法中的作用,这种思路上的不同是“乡品”与上述概念之间形成分歧的根本原因.其三,南朝时期乡里社会的舆论依然在发挥作用.当乡论、清议对“乡品”这一贵族仕宦的最基本要素产生影响时,自上而下的皇权也就无法彻底贯彻.贵族一方面依附于王朝,一方面又超越了王朝或皇权,这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社会的特质所在.     

从《世说新语》看清谈

<正> 鲁迅说:“东晋以后,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由《世说新语》一书里可以看到。”(《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世说新语》是褒尚清谈的,它记述了魏晋特别是东晋以来清谈的盛况。一清谈,严格说来是由魏正始年间兴起的。在此以前追溯到汉代,清谈通常称作清议,即臧否人物兼及议论政治。清议与察举制度有关,朝廷由察举取士,而仕途又为豪宗强     

游宴与魏晋清谈

魏晋清谈由求理和娱乐两个因素促成。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仅仅从其求理目的着眼,未从娱乐方面探其渊源。从后一角度观察清谈形式的历史则不难看到:清谈萌芽于曹魏建安时代游宴活动中的席间辩论,到太和时代逐渐扬弃了游宴形式。酒会上朋友之间无拘无束的论辩习惯对未来清谈中的人格平等和思想自由风尚产生了直接影响。     

从“清谈误国”到文化研究——魏晋清谈研究的历史回顾

魏晋清谈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注意的一种文化现象,历来研究不绝。古代的清谈研究多注重政治批评,近代以来始转向文化研究,并在清谈起源、清谈分期及流派、清谈内容、清谈之形式问题及清谈的评价等方面形成了热点,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魏晋清谈与论体文之关系

魏晋时代的思想和学术以清谈和论体文的结撰为主要表现领域。本文以清谈与论体文的相互沟通和相互影响为研究视角 ,分析并论证了清谈与著论同时并起的文化现象和基本特征 ,并对清谈与著论在内容、形式以及文风上的彼此渗透和共同促进 ,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论证 ,重估其在中国古代思想史、学术史和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     

再论曹魏九品中正制的历史真相

汉末延康元年九品中正制创立时,仅针对在职官员;曹魏时期中正的评价仅限于在职官员与进入选举程序者,并存在着两种话语系统;中正之"品"在魏末分化为"官品"与"资品",是晋初上层子弟起家"官品"与"资品"之间围绕四级级差上下浮动的原因。曹魏是"士族"社会的孕育时期,关于该制度在这个时期实施情况的传统观点有不少可商榷之处。     

《晋书·李含传》中所见的魏晋选官制度

《晋书·李含传》中所见的魏晋选官制度罗新本魏晋时行九品中正制，但入仕道路与汉大体相类。《文献通考·举士》称：“按魏晋以来，虽立九品中正之法，然仕进之门与两汉一而已，或公府辟召，或郡国察举，或由曹椽积累而升，或由世胄承袭而用，大率不外此三四途辄。”所不...     

魏晋南北朝时期图书馆藏发展探究

中国图书馆发展历史悠久,研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图书馆藏事业的发展和藏书情况。     

《陶渊明诗集笺注》中的重叠式及其语法分析

<陶渊明集笺注>中所收的陶氏诗文中,重叠式的使用非常频繁.出现于陶氏诗文中的重叠式主要有五种不同的类型.一方面,这些不同类型的重叠式出现的频率不同,另一方面,它们大多在近代汉语时期又有了新的发展.总起来说,中古时期重叠式大量出现有来自语言外的社会原因和语言内部自身的原因两种.前者不可忽视,但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后者,即受到了先秦诗歌、楚汉辞赋音节节律和构词法的影响以及语用等方面的要求.     

魏晋迄隋官员任期探讨

曹魏官员尚无明确任期规定,两晋始规定官员任期为六年.南朝刘宋前期行六年之制,后期改为三年制,此被南齐、萧梁和陈朝继承并有所变革.北魏早期以久任为原则.自孝文帝至北魏末,地方官任期为六年,中央官则为三年.北魏宣武帝后规定散官任期为四年.东魏北齐地方官任期不足六年,西魏北周内外官任期为四年.隋朝开皇年间几经改革,至开皇十五年文武长官任期稳定为四年.杜佑所云"魏晋以后,皆经六周"的说法值得商榷.     

论魏晋士林的审美人格境界

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且颇具风采的一个时代,尽管这个时代无论从政治、社会而言都充满了动荡纷乱,充满了灾难和悲痛,但此也刺激并唤起了魏晋人意识的觉醒,形成了魏晋人独有的哲学、自由的美学精神,形成了魏晋士林所追求的人之内外、形神、本末及名教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并最终达到与天地万物同一、佛道同流的审美人格境界。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词源学史述略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的词源研究成果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通过考查郭璞注、原本《玉篇》、《慧琳音义》、笔记杂著、《说文系传》等代表性语料中的词源研究情况 ,可以对这一时期的词源学史略作梳理 ,从而为整个汉语词源学史的研究作出一定的补充     

史料征引原则与价值透析--王圻《续文献通考·职官考》的个案研究

王圻所撰《续文献通考.职官考》,系统保存了官制史料,尤其是明代第一手的档案资料,这对于后人修史、考史、辑佚、辨伪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更是他严谨的史料征引原则在史料价值上的具体体现。     

身历家国巨变的诸葛靓考论——兼及诸葛靓式的孝道

诸葛靓之父诸葛诞因司马氏征其入洛阳而在扬州举事,并派长史带其小儿子诸葛靓等往东吴请救兵。后诸葛诞败亡,而诸葛靓留在东吴为官。他曾任右将军,在吴亡前已经升为大司马。诸葛靓本人在德、才方面应有过人之处。孙皓即位后不久,诸葛靓参与平定施但之乱,后来还曾与丁奉一起率军北伐。西晋灭吴之役中,孙皓派张悌、诸葛靓等率军渡江,欲以主动进攻改变被动局面,但此役孙吴军队大败。吴亡后,诸葛靓先藏于其姊琅邪王妃家中,后回到故乡,并始终拒绝出仕。他与嵇绍二人在仕隐问题上的抉择与在忠孝问题上的抉择是相联系的：或以仕显忠,或以隐明孝。诸葛靓并不能说是孝而非忠者,他出仕于东吴期间对该政权是忠诚的,而他对西晋政权并无效忠义务。     

纬书政治神话与禹形象的演变

在先秦至汉初的典籍中,禹是一位造福于民的治水英雄和人间君王。在纬书中,禹由凡人转变成充满神奇怪异色彩的受命圣王,从受命治水到受天赐、受天书,再到受舜,禅都是出自天命。纬书中的禹形象对后世史著和小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吴越春秋》中禹出生、得天书、遇九尾白狐等情节都源自纬书,《博物志》等志怪小说多采用纬书中的资料。     

从《洛阳伽蓝记》看北魏洛阳汉文化的复兴——以陈庆之、杨元慎正统之争为例

《洛阳伽蓝记》为北朝重要著作,该书对北魏都城洛阳进行了生动、全面的描述。本文即以《洛阳伽蓝记》为视角,从梁朝名将陈庆之与北魏士人杨元慎关于正统问题的争论出发,对北魏后期都城洛阳的文化状况加以探讨。并分析从西晋灭亡到北魏后期中原汉族士人在对待夷夏问题上观念的转变,从而揭示出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对洛阳汉文化复兴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玄学和陶渊明的人生境界

陶渊明面对世事、荣利、祸福、生死得失等困扰 ,都能以豁达的胸襟泰然处之。道家玄学委运任化的态度是他化解矛盾 ,达到平静的主要方法。平静的心态 ,使他体悟到了“道”的玄远 ,领悟了自然的真美 ,创造出了物我泯一的艺术境界。他的平静得力于道家玄学 ,然而又超出一般的玄学士人。